四 跨境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与实证

一般来讲，跨境经济合作区（CBEZ）是两国接壤边境地区间的一种紧密合作机制，根据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特点和优势，在边境贸易和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基础上，将海关特殊监管和营造良好产业合作政策环境结合起来，通过边境两边地区的对接，实现边境地区两边的充分互动和优势互补，进而带动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它有别于经济特区（SEZs）。经济特区一般是指在国内划定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较国内其他地区更加开放和灵活的特殊政策的特定地区。相比之下，跨境经济合作区可以采取经济特区的运行模式，但是它结合了跨境地区的特殊优势，同时又涉及两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和政策合作关系，因此如何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如何具体运作，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袁晓慧等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是指在两国边境附近划定特定区域，赋予该区域特殊的财政税收、投资贸易以及配套的产业政策，并对区内部分地区进行跨境海关特殊监管，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此聚集，加快该区域发展，进而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袁晓慧和徐紫光，2009）。

（一）相关理论

关于跨境地区经济合作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区位理论研究开始的。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工业区位理论（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他认为运输成本和工资是决定工业区位的主要因素，其中心思想是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Walter Christaller（1933）在韦伯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中心地学说（Central Place Theory），指出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及行政原则支配中心体系的建立，这个中心体系服务其周边地区；August Losch（1940）则从市场需求及供给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区位理论，认为工业区位应该选择在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区域，他特别重视市场区对工业布局的关系，研究了不同等级的市场圈所辖消费地数量和最大供应距离等问题，开辟了从消费地角度研究工业布局理论的新途径。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Growth Pole Theory），他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增长极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则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导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增强。

20世纪50年代以后，相关学者把主要研究对象为国内经济的区位理论应用到国际经济合作中，特别是应用到经济一体化研究以及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荷兰经济学家Tinbergen（1954）第一次定义了经济一体化，并将经济一体化分为积极一体化和消极一体化，其中积极一体化是指运用强制的力量改变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从而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和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消极一体化则产生相反效果。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Jacob Viner）于1950年提出关税同盟理论（Customs Unions Theory），指出建立关税同盟，会取得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扩大效应，而贸易创造会引起一体化成员国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会引起福利的减少（Viner，J.，1950）。斯巴克（1956）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Common Market Theory），米德和伍顿发展了共同市场理论，分析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对共同市场内部各成员生产要素价格及收益的影响，认为建立共同市场可以产生净收益，使成员总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升，同时伴随着技术与管理水平的转移，会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应增加（田青，2005）。西托夫斯基和德纽（1958）在共同市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大市场理论（Theory of Big Market），该理论主要论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效应，即在劳动生产率、经济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效应分析。他们认为，共同市场的形成将使厂商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规模较小、经营力较弱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整个经济将进入规模经济主导的“大市场”经济，这种大市场经济得益于共同市场的竞争效应，因为竞争使得微观主体生产专业化、提升技术水平、使用先进设备，经济得以扩张（Scitovsky，T.，1958）。这些理论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如何消除贸易壁垒，加快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采取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具体手段，实现产业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相对于传统区位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把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考虑在内，对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本书有关中缅跨境经济合作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面对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很多学者从FDI和产业转移角度对跨境经济合作进行了探索与研究。196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弗农等人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等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理论。梯度推移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将产业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赤松要与其学生小岛清提出并发展了雁行发展模式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该理论认为，按照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可将技术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技术水平、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的“四小龙”，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和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利用日本和“四小龙”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雁尾。梯度推移理论和雁行发展模式理论从产品和产业本身出发，并考虑了时间因素，这对于国际经济合作的研究又是一次补充和推进。邓宁（1977）提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指出企业对外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即企业具有外国企业所没有的资产及其所有权；二是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具有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三是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即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市场潜力、技术壁垒、外资政策等具有一定优势。

跨境经济合作区需要考虑的还包括产业集聚，如何创造条件实现某指定地区的产业集聚，是当前我们急需研究的问题之一。Michael Porter（1991）认为工业集聚带来的主要优势是由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那么反过来，创造一个区域外部规模经济也应该能促进该区域的产业集聚。以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重新考察，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之中，它以收益递增作为理论基础，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空间集聚是收益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集中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区域靠近的向心力；克鲁格曼（1991）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报酬递增、空间集聚和路径依赖。其中报酬递增指经济上互相联系的产业和经济活动，或由在空间位置上的相互接近性带来的成本节约，或由规模经济带来的产业成本节约；而空间集聚指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聚集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而使产业或经济活动区域集中的现象；路径依赖指历史偶然性将使某一区位在产业集聚方面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这将形成某种经济活动的长期聚集过程。藤田（Fujita，2004）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空间经济集聚力包括第一自然（自然条件）、第二自然（内生的集聚力量）和触媒（历史环境、公共政策、突发事件等），而分散力包括由经济活动集中而导致的要素价格上升（如土地价格、工资水平等）和拥挤成本（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参考上述理论，正是成本节约导致了空间经济集聚，而成本节约体现到中缅跨境地区的集聚力量上，有自然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地理优势等，而分散力则包括运输成本较高、技术和资金缺口较大等因素。

（二）相关实证研究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边境经济合作，相关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从更多角度对边境经济合作提出了不同看法和建议。

Joachim Blatter（2000）研究了欧洲康斯坦茨地区的边境经济合作后发现，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专业协会的建设非常重要，对于促进边境经济合作的作用很大；Christiane Krieger Boden等（2002）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出发研究了欧盟的一体化问题，他们认为欧洲一体化将导致区域收入的核心与外围的分异，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内成员之间将会出现贫富分化，因此，需要有补偿性的区域政策来弥补一些成员国家的损失；Anna Iara，Iulia Traistaru（2003）研究了匈牙利1994年至2000年市场一体化对区域生产结构和区域增长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逐渐转向边境区域，专业化更加明显；Christian Volpe Martincus，Andrea Molinari（2005）研究了阿根廷和巴西的贸易问题，结果表明，该地区贸易强度急剧上升，但是没有产生商业周期的一致性，于是他们认为该区域较高的贸易额是源于边境效应，边境地区能促进跨国地区的贸易额。关于如何推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相关学者认为可利用跨境地区某一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但日本学者Fujimura，Manabu（2006）通过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研究发现，不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即便是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有一定的吸引力，也不能抵消新投资在交通运输、新厂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很难吸引到高质量的投资；而Kudo Toshihiro（2009）指出，在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境地区，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较好的基础设施优势，发挥自身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以挖掘跨境地区的区位优势，为跨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为此，他建议设立经济特区（SEZs）来促进跨境经济合作。

很多国内学者对跨境经济合作也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特别是对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经济合作问题，他们从模式选择、区位特征、合作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研究。汤建中、张兵等（2002）在《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一文中指出，次区域经济合作应从优惠贸易、政府间的协议分工、多边合作的项目开发、开发银行主持的财政转移四个方面开展；杜群阳（2004）从FDI效应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的影响，他认为自由贸易区区位优势可产生投资创造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这两个效应都促进区内的投资增加；李铁立、姜环宇（2005）以墨西哥-美国边境地区的马魁拉多工业园区为例进行了基于企业集聚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如果相邻国家间产业关联性较强，那么在水平型的发达国家间边境区也可成为中心区，相反，如果两个相邻的发展中国家边境地区间的产业联系较弱，那么这类边境区发展成为企业集聚的中心边境区的难度则较大；吴淼、杨兆萍等（2008）对中国新疆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模式做了研究，他们认为该区域应选择以经济互补为基础的开放性和扩展性的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通过区位再造，减少和消除影响合作的基础设施、政策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做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雷著宁（2008）研究了印缅的贸易现状，指出印度在与缅甸发展经贸关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开展边境贸易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安全空间和赢得地缘政治利益，因此，印缅贸易难以向纵深发展。

在本章中，从产业集群、制度经济学、不均衡增长和跨境经济合作四个方面对本书所涉及的文献进行综述；这些研究的涉及面很广，但较为宽泛，未能系统且具体地对跨境经济合作区进行分析。因此，为填补这一空白，结合笔者已有研究，形成一本系统的关于跨境经济合作区构建的书籍。下一章中，将分析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原理、模式，并结合前人研究，总结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