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均衡增长理论

针对区域的发展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则提出了区域不均衡增长理论。不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只要总的发展水平低，市场力量的自然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将增加国内和国际不平等”，要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周密的经济政策，如在落后地区建立“增长极”和“增长中心”以启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培养其自我发展的能力，然后利用市场力量实现这些地区的积累增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西南边疆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过程中，中国在GMS建立经济特区就是建立边境地区增长极的组织，通过经济特区的建立，发挥增长极的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增长。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的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这种国家或区域之间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的现实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呈收敛之势，反而趋向于扩大。为了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同时也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的依据，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均衡增长理论。主要有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adal）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美国经济学者赫希曼（A.O.Hirschman）的核心-边缘理论等。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观点相反，佩鲁主张区域发展中不均衡的存在。他认为，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行业集中于特定的区域，形成一种吸引力和排斥力交汇的增长极。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存在靠自身增长和创新的优势经济单元。由于这类“经济单元”能够在技术上创新并对外牵动、在资本要素上集聚并对外扩散，使企业和行业走上规模化、集中化轨道，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从而形成以增长极为核心、周边地区不均衡增长的地区性经济综合体。

在增长极理论中，佩鲁把一些经济单元支配另一些经济单元的过程称为“支配效应”（dominance），把那些由于自身的成长与创新会诱导其他经济单元成长的优势经济单元称为“推进型产业”（propulsive industry）。通过推进型产业的成长，使前向、后向以及旁侧联系的产业从中受益，并且以推进型产业为中心进行集聚，形成产业综合体（industry complex），产业综合体的成长与创新速度要比其外界快得多。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熊彼特（J.A.Schumpeter）的创新与长波作用理论的影响。在他看来，企业家创新是经济进步最主要的因素，而最具创新性的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大的经济单元中，这种经济单元往往也是推进型产业。经济成长并不会同时在所有地方出现，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并借助产业间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存，以不同的途径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二）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

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是不均衡发展理论中的区域发展模型，认为社会系统某些变量的变化并不会产生与之相抗衡的力量来使之恢复均衡，反而会使系统越来越偏离原始的均衡状态。因此，社会系统并不是以自动均衡为特征，而是遵循累积、循环因果的规律。

在繁荣地区，由于经济活动的集中会提高生产效率，因而市场力量将促使经济活动更加集聚，导致报酬递增。由于经济集聚，繁荣地区将会持续累积而快速成长，同时又带来两种效应：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扩散效应指繁荣地区向落后地区购买原材料及农产品，促使落后地区收入水准提高、经济开始发达，再对其增加投资，输出技术而使落后地区受益，即资金和技术由中心向外围移动；回流效应指落后地区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遵循价格定律中生产要素向收入高的地方移动的规律，由增长缓慢地区流向增长迅速地区，即资金和劳动力由外围向中心移动。

在缪尔达尔看来，“回流效应”直接导致不同地区的“累积循环”发生，而这样循环往复的结果，就导致了发达地区的财富不断累积。此时，“扩散效应”就会发生，从而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可能缩小区域不均衡的差距。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可以做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双赢共进。也正因如此，缪尔达尔非常主张在经济发展中加强政府的干预：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应集中力量发展具有较高投资效益潜力的地区，利用“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

（三）赫希曼的核心-边缘理论

赫希曼针对增长极理论在地理空间上的应用，用核心-边缘理论来解释增长在区际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经济进步并不会同时在每个地方出现，而是在一个或几个区域经济实力中心首先发展。然而，经济进步一旦出现，其巨大的经济推动力将会使经济成长围绕最初的增长极而发生集中。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增长极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增长在国际或区域的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会使增长的地区对落后的地区产生一系列有利影响，即“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涓滴效应主要是通过增长地区对落后地区购买力与投资的增加，并借此向落后地区扩散技术，增加落后地区的生产，提高其技术水准，带动其经济增长。在核心-边缘理论中，赫希曼把不均衡发展战略视为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要求政府加强对落后区域的公共投资，有组织地将资金与人才引向落后区域，并投入资金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凭借政府力量来加强涓滴效应。

（四）梯度推移理论

梯度推移理论引进到区域经济研究之中，并主要运用在探讨我国开发重点的空间转移及调整空间结构等方面。

梯度推移理论是在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科学性也正在于此。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各工业部门、各种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其发展过程依次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等四个阶段，处于四个阶段之间的三类部门或产品分别为兴旺部门、停滞部门和衰退部门。其中，工业部门或产品从创新阶段至发展阶段为兴旺时期，由于部门或产品的创新厂商垄断着新产品生产的技术诀窍，同时新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低，生产成本差异对区位选择影响不大，产品宜在国内生产；发展阶段之后至产品成熟阶段就进入停滞时期，技术已经定型，此时需要大量的廉价且略有技术的劳动力，由于竞争者增加，价格需求弹性增大，降低成本成为竞争的关键，此时宜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成本低的地方（需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同时推出另一种新产品。

梯度推移理论，指在一个大区域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条件、自然资源、历史基础等原因，社会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在区际总是不均衡的，客观地存在经济技术梯度。当然，有梯度就必然会有空间的梯度推移，使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一地区的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在此过程中通常是首先扶持条件相对好的高梯度地区加快发展，然后再逐步依次向各级低梯度的地区推移。推移的速度随着经济科技实力的积累而逐步加快，地区间的差距也随之逐步缩小，其理想的目标是区域不均衡状况可最终消除。

在我国西南边疆跨国区域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条件、自然资源、历史基础等原因，社会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中、越、老、缅、泰各国的相关地区之间存在客观的“梯度差异”，这是在合作开发边境跨国区域组织垂直分工的客观基础。我国的广西、云南同越、老、缅、泰之间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中国在GMS建立经济特区，就是先把经济特区这个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发展成高梯度的地区，然后再依次向各级低梯度的地区推移，从而达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各国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

梯度推移论引起了理论界的持久讨论，并引申出了一些新的空间推移理论或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反梯度推移理论”。该理论认为，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格局，不一定就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开发的顺序。不管一个区域处在哪个梯度，只要经济发展需要又有条件，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反梯度推移理论还认为梯度推移理论不给相对落后地区发展机会，将会导致其永远落后。此外，还有“并存论”和“主导论”，其中前者认为梯度推移、反梯度（跳跃式）推移、混合式推移并存。后者则认为，从不同层次观察确有多种形式，但从总体看应以梯度推移为主导，其他形式应使用于少数领域、个别区域或特殊时期。梯度推移理论与反梯度推移理论并不矛盾，反梯度理论充分说明我国不仅可以在沿海发达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同样可以在我国西南边境区域建立经济特区。现在看来，选择梯度推移还是反梯度推移，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来决定。落后的低梯度地区，也可以直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发展高技术产业，实行超常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可反过来向高梯度地区反推移。

（五）地缘经济学理论

对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关系，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同周边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友好合作局面，阻碍合作关系发展的因素正在逐步排除，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良好政治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当今世界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世界经济趋于区域化和集团化，中国经济的崛起促进了周边国家与我国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合作和联合；我国沿边的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区，都与相邻国家有着很好的地缘文化关系，为沿边地区开放开发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西南边疆是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唯一接壤地带，我国的西南地区在这里直接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并与泰国近邻。这一地带是我国通向中南半岛的陆路通道及经贸联系与合作的枢纽地区，具有国际河流、国际铁路、国际公路以及相连的海岸线，边境两侧分布有越南首都河内、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和云南省会昆明等大城市，以及众多的中小城镇。边境地带现有国家一类口岸12对、地方二类口岸16对，还有一系列的边境互市点，经贸联系十分密切。这一边境地带地理位置重要，地缘关系特殊，有必要对这一边境跨国区域进行合作开发的研究与推动。同时，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开发的具体实践，对中国地缘经济安全具有积极意义。有些学者认为应通过推动东亚区域化，逐步促成开放式良性互动与合作的亚洲内部市场，从而减轻对欧美的依赖；有利于中国在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对日益加大的生产资源需求的供给；有利于开拓东南亚市场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催化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六）区位优势理论

关于边境贸易发生与区位的关系，边境区位优势理论认为开放后边境地区的贸易成本可明显下降，在边境地区组织生产有利于出口，是边境出口企业的最佳区位；在边境地区设立关税优惠等措施的特色经济性区域（如边境经济合作区），能够增大“一线”的通透能力，有利于边境繁荣和放大“口岸效应”。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可以克服边境地区由关税、过境手续等经济区位因子带来的空间距离的延伸和由政治、经济、文化、信仰、语言、民族、宗教等非经济区位因子带来的社会、心理距离的延伸，利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梯度势能、过境需求、企业市场拓展等区位优势，加强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形成跨边界的区域经济联盟，促进“边境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经济特区是边境区位优势再造的体现。“边境区位”与“边境区位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有关联性。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随着各国间因贸易量增加而带来的过境需求增长，使边境地区由“边缘区”转变为“核心区”。在这一过程中，边境区位进行着“再创造”。经济特区的建立是边境区位优势再造的具体实践，边境区位优势的再造有利于边境区位地位与作用的提升，进而进一步推动边境区位的再造。随着外部环境与各种因素的变化，特别在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发展等背景下，邻国间经济活动的关联性不断增强，也在动态中不断变化。提高边境地区的地位与作用，强化并融合两国互补性因素、带动边境地区发展等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通过有效的“再造”来实现，经济特区的建立将提高边境区位与边境区位优势再造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