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越转型：中国与中东欧的社会变迁
- 赵克斌主编
- 6字
- 2025-04-03 18:51:09
社会结构变迁
波兰自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到欧盟时期的社会结构的演变
卡齐米日·斯洛莫仁斯基 伊丽娜·托买斯库-杜布罗
Kazimierz Slomczynski，Irina Tomescu-Dubrow
引言
本文从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上，讨论了近五十年来波兰社会结构的变迁。本文所使用的的社会阶层（social classe）一词，是指不同程度地掌控着影响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的运作的资源的群体。这一定义借鉴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阶层的划分方法。通过所有权来控制生产工具和服务，通过管理和职业资格以及技术来控制劳动过程，以及通过对金融资源的掌控来获取所需的商品，这些都是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如果某种市场的功能减弱——比如计划经济制度下的资本市场——那么其他组织包括政治组织就会填补此种功能。不管怎样，所有权关系、劳动力控制力以及消费主导权均是社会阶层演化的基础。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能够觉察到他们作为单独的实体存在，并能够获得社会和文化身份。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指，人们所需的商品分配中的结构不平等，即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获得所需商品的机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结果。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工资收入是社会分层的主要维度。由这些因素决定的个人生活水平——住房条件、耐用消费品以及生活方式中各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确定社会分层的维度。
换句话说“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社会分层的关键问题）取决于“谁控制什么”（社会阶层的关键问题）。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层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但是也是不同的。保持对这一区别的敏感性，会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这对我们的分析至关重要。
本文有两个主要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阶层只是部分地遵循了已有的明确的标准。举个例子，在车间环境中，管理者的地位远高于文职人员和技术人员，但是在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中，很难说这样的关系也成立。如果根据“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标准，企业主无疑处于社会阶层的顶端，但要从专家“技能”的角度分析则还需参考许多因素。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的阶层划分中，比如对工作的本质的考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社会阶层处理为一个定类变量而不是一个定序变量的原因。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社会分层是社会阶层结构的结果或者一个相关的特征，有人或许会问一个实证性的问题：“社会阶层是如何被分层的？”这种方法比起将阶层结构看作是一个先验的变量来得更加有效、科学。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外显的社会分层指标来对社会阶层进行可能的排序。举个例子，阶层会因为收入水平而各不相同，因为收入是个人对资本、劳动力以及资本市场资源的控制的结果。收入，类似的还有受教育程度或职业地位，是阶层的一个子特征（ancillary characteristic）。
基于上述所言，研究者可以根据哪一个阶层的成员得到了不平等分配的资源这一外显的标准，来衡量阶层的层次结构。在统计学意义上，个人从属于他的社会阶层（以定类变量表示），并且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通常以定距变量表示）和前者是相互关联的。这一相关性的强度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和时间，也受到长期趋势和间或出现的波动的影响。
第二个假设指的是阶层模式（class schemas）的时效性。在宏观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些阶层的属性是普遍的且在不同条件下保持稳定，而另一些阶层在特定的时空下的重要性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是有国别之分的。更近一步，我们认为阶层模式是有时效性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要做出大幅调整，特别是在剧烈的系统性变化之下。
本文的实证部分大多是基于波兰追踪调查的数据（Polish Panel Survey，POLPAN 1988～2013）。1988年的调查覆盖的国民样本是波兰的成年人口（21～65岁，N=5817）。1993年调查的样本通过随机的方法减少到了2500人，研究者试图对这一样本每5年回访一次。为了确保样本年龄结构的平衡，研究者又补充了一些年轻年龄组的次级样本。比如，2008年的样本由1825个受访者组成，其中1244人属于严格的跟踪调查，581人属于新增的21～25岁的样本。2013年，我们试图整合所有参与过调查的受访者（7261人）（参见Slomczynski，Tomescu-Dubrow and Dubrow，2015）。
除了上述数据之外，我们还使用了社会结构和心理机能研究的数据（Social Structure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SS&PF，1978）。这是一个类似于科恩—斯库勒研究的全国性调查。科恩—斯库勒研究是在1964年到1974年期间由美国进行的心理上的社会不平等的研究（Kohn and Schooler，1983）。波兰进行了类似的研究（N=1557），并考虑了社会阶层和分层之间的差别（参见Kohn and Slomczynski，1990）
对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层位置的描述
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是动态的，波兰亦是如此。当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发生变化时，社会的阶层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对波兰阶层结构进行了不同的概念化，以此来充分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虽然对社会结构的解释是基于同一个理论，一些社会阶层也展现出了时间上的连续性，但是由于波兰特有的经济体系，这些阶层模式还是有显著的不同。
为了实证性地展示社会阶层的维度，我们认为对下述两个统计量的情况做出说明是充分必要的。
（1）平均值的分布：社会阶层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社会位置中重要特征的平均值。
（2）方差的分布：在阶层间，社会地位中重要特征的区别远比阶层的区别显著。
社会分层的位置可以表示为正式教育[1]（通过受教育年限来测量），职业地位[2]（通过社会经济指标测量，这一指标赋予了每一个社会职业分类中的职业一个特定的得分）以及收入[3]（受访者的收入或受访者家庭的人均家庭收入）的线性组合。
表1展示了三种分层指标对1978年研究以及之后的6次波兰追踪调查（POLPAN，1988～2013）的因素分析。指标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清晰可见；正式教育年限越长，职业地位越高，个人收入越多，他们的分层地位也就越高。这一地位显然与社会分层中的垂直维度相符。
表1 通过正式教育，职业地位和收入来表示的总体地位在社会结构和心理机能研究（SS&PF）和波兰追踪调查（POLPAN）中的情况
教育和职业的因子负载（factor loading）很高，意味着变量和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很强。在不同阶段的研究间比较，会发现虽然随着时间变化各项结果波动不大，但是因子负载逐渐趋于平衡：教育和职业的因子负载有些许降低，而收入的因子负载有所上升。从2003年开始，收入重要性开始增加。一年之前，2002年，波兰加入了欧盟。在所有的案例中，特征值都处在2附近，变量的解释百分比均超过了60%，这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测量模型符合基础统计学的要求，可以构成一个测量社会分层位置的复杂变量。
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的阶层
二战后，原先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由于社会的变化——农业改革，工业和服务业的国有化——而消失。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保留了下来，人们认为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巩固，他们的“阶级意义”也随之消亡了。[4]尽管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运用基础的分层变量的方法也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不平等，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基础的分层变量难以解释阶层内的差异（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参见Wesolowski 和Slomczynski 1977年的作品；对工人阶层、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些阶层概念的深入分析可参见Wesolowski 1979年出版的英文书籍）。
表2中，我们给出了一个阶层模式，来衡量波兰在国家社会主义期间生产模式的主要特征，也适用于1970年代的其他中东欧国家（参见Slomczynski and Kohn，1988；Kohn and Slomczynski，1990；Slomczynski and Shabad，1997）。根据这一模式，在国有化和集权经济时代，控制生产资料的使用以及服务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一些指标也发挥作用，诸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集权经济中的位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表2 波兰1970年代末的阶层模式
续表
区分管理人员（managers）和其他政府雇员的方法是，前者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管理人员要实现的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目标；与其他阶层相比，上述目标与这一阶层利益攸关，对党来说也十分重要。界定管理人员的方法是根据官方名录（nomenklatura），即“一个按照权力排列的职位列表，其中包括对每个部门的职责描述”（Harasymiw 1969：121）。这是一种共产党为了确保“合适”的人（即那些忠于党、通常是党员的人）在重要的位置的结构性安排，这些人能够高效且有效地执行党的命令。这使得党在波兰的社会各层能够施加支配性的影响。同时，它创造了一个在职业机会、回报和资源上的系统性不平等，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关于上述的波兰数据分析，参见Slomczynski and Lee，1993）。
与普通管理者不同，一线主管（first-line supervisors）直接控制劳动者。如何相互协调也是一线主管的工作。这些主管在劳动者和上层管理人员的夹缝中行动，他们没法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然而，由于他们直接管理工人，因而被看作是控制他人的阶层。
我们应该注意到，非体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同，前者的主要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一般具有工作自主性，如典型的白领。这也是这一部分人在劳动力市场中证明他们的价值的“资本”。不同行业领域内的体力劳动者所差异。在工厂从事生产的体力劳动者是工人阶层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他则属于外围部分。将工厂体力劳动者单独视作一个阶层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理由。经济上，自1950年代起到1980年代，工厂体力劳动者对工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工厂体力劳动者在政治斗争中能施以巨大的影响力，如罢工和游行。特别是在波兰，采掘业和重工业的工人是和政府谈判的主要力量（在格丹斯克的造船业工人缔造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因此，我们将核心工业的工人阶层和外围工人阶层区分开来。
而在农业中，农民阶级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关系十分奇特。波兰农民拥有土地，但是没有销售网络。因此，虽然农民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但是却要依靠国家来生存。农业之外，在波兰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拥有生产资料的阶层，如私营企业主（private entrepreneurs），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由于规模很小而被看作是剩余项，但是他们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联系紧密，因而仍旧很重要。
表2的最后一列表明，社会阶层明显受到了社会分层位置的影响（通过正式教育、职业位置和工资收入的线性组合表示），并且阶层标准在贵重商品的不平等分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阶层和三个分层的客观指标的关系（eta2=0.672）并不比一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更低。科恩和斯朗姆杰士奇（Kohn和Slomczynski，1990：31-54）注意到，波兰的阶层模式和美国的阶层模式大不相同，因为每种模式反应的是特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然而，社会阶层和分层之间的关系却基本类似。
1980年代危机中的社会阶层分层情况
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源于经济上持续的颓势和社会运动的压力。1978年波兰工业产出开始下降，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恶化。1980年8月的社会不满直接催生了波兰团结工会这一全国性组织，并波及整个社会。最关键性的事件是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12月13日颁布戒严令，镇压团结工会运动。
表3展现了1988年的社会阶层的等级，主要是参考人们的整体的社会分层位置和相关的三个指标——教育、职业地位和收入。这一等级结构很明确：管理人员依旧处在结构的顶端。非体力劳动的地位相对低一些，接下来是私营企业主、核心工业的工人阶层、外围工人阶层以及农民。这一模式是根据分层位置，以及正式教育和职业地位得出的。然而，如果仅根据收入这一因素，这一结构则大不相同。私营企业主比非体力劳动者收入更高，外围的工人阶层的收入比农民更低。总的来说，地位及其因素平均值的差异表明，在1988年，社会阶层符合第一个假设，是高度分化的。
表3 1988年波兰的社会阶层总体地位及其组成部分的平均数
F统计表明，阶层间的方差大于阶层内的方差。埃塔（eta）系数说明社会阶层解释了58%的社会分层的变异，以及24%到67%的社会分层的组成部分。有关埃塔系数，需要注意，阶层是用职业来描述的，因此社会阶层和职业地位之间的联系紧密，而社会阶层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最弱的（eta2=0.239）。即使是从这一最弱的关系上来看，社会阶层也明显符合第二个假设，是高度分化的。
后共产主义转型中和固化的市场经济中的阶层
在1989年后的体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很快成为一个重要的阶层划分标准。同时，在商业运作中，有组织地控制劳动力、资源和其他因素仍旧在阶层的形成划分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根据资本的规模、用工人数和管理水平，以及职位要求和脑力与体力劳动的不同，我们将1989年以后社会的阶层结构总结如下[5]。
（1）雇主—企业家，这里仅包括那些拥有自己的公司，且雇员不是亲属的人。这一类型出现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波兰经济逐渐采用资本—市场模式的过程中。在公有经济时期，只有极少数的企业家雇佣劳动力，并且这一行为（和个体工人一起）被归类为“私人行动”（private initiative）。特权阶层和小私营企业主是1989年后企业家的主要组成部分。
（2）管理人员，一般指的是在生产企业和服务行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高级行政人员。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这一类人也算是国家干部，他们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在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这些精英监督着私有化的进程，并成功在1989年后延续了他们的地位。巨变之后，许多办公室职员也进入了管理人员阶层。
（3）专家和专业人士，这一分类包括那些在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一般来说，他们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上层。虽然这一阶层的角色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6]期间和经济政治变迁中有所变化，但学历仍旧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4）主管，直接监督一个小团队的工作过程的人，一般一个25人的团队配有2个主管。他们的权力仅限于工作过程中，这是他们区别于管理人员的地方。1989年后的波兰，主管多来自于此前的（1989年以前）的白领工作者。
（5）个体户，包括小商铺的店主，他们不雇佣劳动力，需要的话会找亲戚帮忙。在公有制下，这些手艺人、小生产商或者贸易商构成了“私人行动”的核心，并且群体内相对同质性较高。后共产主义转型后，这一群体内部开始分化，一些人成为企业家。
（6）技术人员和办公职员，区别于其他阶层（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标准是，在工作中对体力劳动的依赖程度。这一类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的是1989年以前的白领工人，但是要排除掉专家，专家在国家社会主义晚期逐渐成为一个单独的阶层。
（7）技术工人，主要指的是工厂工人。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他们常常被称作“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群体的角色在1989年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重工业行业。
（8）非技术工人，这一类群体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培训从事各种与工作相关的活动，通常不超过六个月。这一群体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在服务行业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
（9）农户，这一群体劳动能力和富裕程度各异，是高度多样化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土地的拥有和耕种。1989年之前，农户，或者说农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购买的设备和其他国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国家的农业生产的合同。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对波兰农民来说，与西方农业生产的竞争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表4给出了1993-2013年间波兰社会结构总体分层位置的平均值，其中包括系统性转型的过渡阶段（1993-1998年）、加入欧盟的初期阶段（2004-2008年）以及2008年危机后的阶段（2013年）。1993年时，雇主—企业家群体的位置不仅低于专家—专业人士群体，而且也低于主管群体。但最终，雇主—企业家群体、管理人员群体以及专家—专业人士群体达到了社会阶梯的顶端。在整个1993年到2008年间，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以及农户都处在社会阶梯的底端。最高层（专家）和最底层（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差距很大：在标准化的分层位置中大约相差2.5个单位的标准差。已有的文献中常有对以下群体在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谁输谁赢的争论，一方面，将企业家、管理人员和专家做对比，另一方面，将体力劳动者和农户做对比，以此来说明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Slomczynski and Janicka，2008；Janicka and Slomczynski，2014）。
表4 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社会阶层分层位置的平均数
续表
我们应指出，表中的最后一列暗示了近年来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新趋势。我们发现，拥有文科学士（BA）学位的白领和那些办公室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不同，对一份工作是体力还是非体力的类别划分也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对埃塔系数的计算和F统计结果显示，这一部分群体应被看作是一个新的阶层。
在2013年，最为显著的分层标准——总体社会分层位置的算数平均数——仍旧显著。雇主—企业家、管理人员、专家—专业人士以及中等技术专家处在社会分层阶梯的顶部。从事简单工作的工人和农户处在社会阶梯的底部。在阶梯的中部，是技术人员、办公职员和主管，他们的地位显著高于个体户、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在2013年，个体户群体的位置普遍低于总人口的平均水平（正态分布的平均水平等于0），这一现象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
2013年社会阶层显示出了相当大的内部分化。虽然阶层解释了总体社会分层的相当一部分，但是F统计表明，阶层间的差别没有阶层内的差别统计显著。因此，社会结构的第二个假设不满足方差的分布。然而，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社会阶层这一变量无关紧要。这些结果表明，解释现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需要引入新的类型，这是我们的模型还没有包括的。具体来说，如果将办公室职员和技术人员以及体力劳动者通过雇佣标准和工作的不稳定性进行区分的话，那么就能满足第二个假设了。从我们的分析中能得出的经验是，通过新的标准来分类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Kiersztyn（2014）的研究展示了2013年朝不保夕者（precariat）的一些情况。
结论与讨论
当我们在分析社会分层的基本维度，如正式教育、职业地位和收入时，我们发现不同时期中的阶层差异很大，可以分为：①1960年代和1970年代，②1980年代的危机时期，③1990年代的后共产主义时期到2008年，以及④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2013年。我们认为，发现阶层间的重要差异，以及定义他们的阶层模式，必须有时间维度。例如，在1989年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管理人员和一线主管之间或核心工人阶层与外围工人阶层之间的比较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发现在1988年，阶层间的差异是基于教育和收入：一般来说，非体力劳动者比个体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而群体的平均收入的顺序则相反。
从1990年到2008年期间，转型中的赢家——大多是企业家、管理人员和专家——与相对不成功的阶层，比如体力劳动者、农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成为了社会结构演化的基本特征。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专业知识和组织能力所得到的回报日益增加，管理人员和专家的也随之富足起来。这是由于所谓的“适当的”转型造成的，即国家和经济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运作。随着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政府战略部门中的统治精英以及管理者也多番轮换。2004年，波兰加入了欧盟，经过了几年的准备，波兰被吸纳到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网络中去，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通信技术的广泛传播也带来了新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失败的社会阶层的地位体现了他们对不断变化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适应，以及对政治体制的不适应（cf. Kolankiewicz，1996；Evans and Mills，1999）。
在“赢家”和“输家”之间还有许多社会经济群体，一些研究者称之为中产阶层。有的人认为，一个稳定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是创业精神的源泉，传播“中产阶层价值观”能够增加储蓄和提升人力资本，还能产生对优质消费品的需求。多曼斯基（Domanski，2002）对波兰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初级阶段的“中产阶层”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从21世纪开始，波兰研究者就一直在讨论中产阶层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一阶层的生活方式上（Kurczewski & Jakubowska Branicka，1994；Leszkowicz-Baczyński，2007）。最近，Krytyka Polityczna（2015，Vol.42）（波兰语，意指政治批判），这本重要的左翼刊物，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认为中产阶层是一个无用的概念。我们同意这一观点，“中产阶层”这一概念模糊混乱，混淆了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层这两个概念。
2013年的数据显示，沿用1990年代到2008年这一时期的模式来统计，阶层间差异不如阶层内的差异显著。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基于职业的稳定性和雇佣特征，使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标准，使得研究者能从中区分出那些朝不保夕者来。经济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新分化，这些分化理应被纳入到阶层模式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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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静林、张树沁 译）
（责任编辑：隋嘉滨）
[1] 近年来，对教育水平的测量是基于如下的假设，即未完成初等教育的相当于5年受教育年限，完成初等教育的相当于8年，完成基础职业教育或未完成中等教育的相当于10年，完成综合性的中等教育或职业教育的相当于12年，未完成高等教育的相当于14年，以及最后，完成高等教育的相当于17年受教育年限。
[2] 对职业的社会阶层分类和尺度的讨论参见Domański，Sawiński，Slomczynski（2009）。
[3] 收入以波兰的法定货币兹罗提（zloty）计，并根据实际平均收入和每月总收入排序。
[4] 工人阶层的核心群体中包括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知识分子群体中包括了教授、工程师以及文职人员。农民群体中包括了自耕农和合作社农民。
[5] 虽然我们在划分社会结构时使用了埃里克森-德索普-波托卡雷罗模式（Erikson and Golthorpe 1992，Goldthorpe 2000）以及埃里克·奥林·赖特模式（Wright 1985，1997）的一些标准，但我们的目的是构建一个可以切实反映波兰社会阶层状况的模式。有关这一模式的理由，参见Slomczynski，Janicka，Shabad，Tomescu-Dubrow（2007）。
[6] 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