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隋唐的中外教育交流

隋唐是当时世界强国，也是封建文化教育繁荣的朝代，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到中国进行教育文化交流。隋唐重视与外夷诸国进行教育交流，如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国，都和中国有友好的通商和往来关系。外国与隋唐进行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方式是派遣留学生、留学僧来唐学习先进的文化。当时的京都长安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外国留学生、留学僧向往的目的地。当时向我国派遣留学生、留学僧最多的是新罗与日本，下面就以新罗和日本为例来简要介绍一下隋唐的中外教育交流情况。

一、隋唐与新罗的教育交流

新罗是6至7世纪朝鲜半岛较为发达的国家，新罗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派遣使者与隋朝（581—618）建立了友好联系。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之后，开始与唐朝建立友好联系。

新罗派遣留唐学生的条件，最初是以政治身份为主要标准，所以来唐留学生大多为王公贵族子弟。后期较为重视派遣留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多选取六头品官的子弟。留学生的身份为宿卫学生或宿卫。留学的年限以10年为限，限满归国。新罗派遣来华的留学生的人数不固定，因年而异，少则2人，多则一二百人不等。来华的留学生的留学费用，由唐政府提供经费支持，在学期间的费用由唐政府供给。留学生的组织属于政府行为，随遣唐使来往中国和新罗。据研究统计，新罗自圣德王以后到景德王期间（702—765）63年的时间内，新罗共遣使入唐56次。据《三国史记》卷一一《新罗本纪》记载：“景文王九年（869），又遣学生李同等3人，随进奉使金胤入唐习也。仍赐买书银三百两。”按照上述关于留学情况的记载，当时一次派遣到唐朝留学的人数为3人。留学人数的多少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而定。留学生学成之后，大多数留学生选择归国为国家服务。归国的留学生大多为王公贵族子弟，归国后常任政府部门要职。也有一小部分留学生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及第之后，选择在唐朝任职做官。

新罗留学生来唐进行文化教育交流的人数逐年增多，他们从唐朝学习了丰富的知识和先进文化，回国后根据新罗的国情，建立起了适应新罗需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文化体系，大大缩短了与唐文化之间的差距。

二、隋唐与日本的文化教育交流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从未中断过。日本人对中国文化较为认同，他们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追求，使得我国的儒学教育传统直接影响到日本，形成了和中国儒学教育传统类似的教育体系，日本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并掌握了汉字的用法。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字和教育内容，为中日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国家，为世界其他国家所仰慕。隋唐对各国来访使节都以礼优待，为他们提供免费的食宿。唐朝的皇帝常常会亲自接待各国使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列国·日本国》记载：开元五年（717），日本又遣使来唐，请求传授经书，唐玄宗派四门助教赵玄默到使者住处传授经书。日本对大唐文化热心学习和模仿，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特别是日本从崇德太子主政之后，出于政治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日本与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

日本会定期派遣唐使来中国进行访问交流，日本的留学生、留学僧随同遣唐使一起来华，中国也会派僧人、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到日本进行交流，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日益频繁。据统计，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600）日本向隋朝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在294年的时间内，日本共向中国派出4次遣隋使，19次遣唐使。遣隋使的组织规模较小，遣唐使的组织规模逐年增大，特别是第九次遣唐使的使船，由过去的2艘增加为4艘，人员增至500人左右。日本从公元607年开始，随同来华使者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留学生的规模要少于留学僧，但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时间比留学僧更长，这是由于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如日本留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在中国留学长达32年，回国后成为日本“大化改新”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18年，广泛涉猎中华文化，回国后带走《唐礼》130卷及其他经籍多卷，还有其他相关器物，回国后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推动了日本大宝令有关学制的改革和相关礼典的修订。

此外，还有一些东渡日本的学者，对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唐朝学者袁晋卿，送遣唐使来到日本，由于他精通《文选》《尔雅》，受到日本政府敬重和重用，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大学音博士，后升任大学头。著名的鉴真和尚，应日本僧人的邀请，决心东渡日本，历经艰难、双目失明，终于于753年第六次东渡日本得以成功，到日本后在日本建造佛寺，传播佛教和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教事业、建筑和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中日教育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