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韩愈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河内南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韩愈出生于官宦世家，七岁开始学习儒家经籍，学习刻苦勤奋。青年时期曾从独孤及、梁肃、萧存等游学，受其影响，开始专研古文，潜心儒道学说，奠定了一生学问的基础。唐朝贞元八年（792），韩愈进士及第，开始踏入官场。贞元十二年被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董晋招为幕僚，任观察推官，并首次招收弟子，开始教育活动。曾先后在地方和京都为官，多次起伏迁徙，曾先后任四门博士、权知国子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韩愈是当时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主要倡导者和引领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主张复兴儒学，认为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就必须以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思想支柱，提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尤其反对佛教。在文学领域，他反对四六排比的骈体文，主张接近口语的散体文，倡导以儒学为文章思想内容的新古文运动。在教育领域，他倡导师道运动，打破习俗偏见，带头招收弟子，发表了著名的《师说》，扭转社会上对教育的偏见，使得社会风气发生转变。韩愈最后官至吏部侍郎，于长庆四年（824）病逝。韩愈的著作由李汉编集为《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又有其他遗文编为外集，加上《顺宗实录》五卷，均附于后，总称为《韩昌黎集》。

（一）“性三品”说

韩愈在《原性》中从天命论出发，将人性分为“三品”，认为人由天命而生，人性也由天命而成，人性三个等级和人性五项道德内容，都本于天命。

韩愈在论述人性问题时把性与情并论，把性作为情的基础。韩愈提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认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是人接触外界事物、受到刺激引起反应而产生的。性与情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性有上中下之分，情之品也有上中下与之对应。性的内容表现在人身上是仁、礼、信、义、智等五德，情的表现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上品的性是善的，以仁德为主，但也与其他四德相通，相应地产生上品的情，动而得中，符合五德的规范。中品的性既可能善也可能恶，其表现为仁德有所不足或有所违背，其余四德或有而不完全纯粹，相应产生中品之情，有时过分有时不及，但也有合乎道德规范要求的。下品的性是恶的，既违反仁德，也不符合其他四德，相应产生下品的情，任凭感情支配行动，都不符合道德规范。

韩愈的这种人性三品的理论，把封建的仁礼信义智等道德原则，说成是人天生的本性，以此作为区分善恶的标准，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人，都能够遵从道德原则的约束，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韩愈的性三品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他反对任情纵欲，也反对绝情禁欲，而主张以道德规范来节制情欲。韩愈的性三品理论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他把人性的等级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在他眼中，统治者是上品，劳动人民是下品，居于二者之间的是中品。在韩愈看来，人性三品是不会变的，那么社会的三个等级也就不能改变。统治者命定为统治者，被统治者命定为被统治者，这种理论必然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欢迎。

（二）论教育作用

韩愈的“性三品”说奠定了其教育理论的基础，在他看来，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性决定教育所起的作用。由于人性存在等级差别，教育对不同的人性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上品的人，“上之性就学而愈明”，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善之性得到发扬，使其行动都符合道德原则。中品的人，“中焉者可导而上下”，教育可引导人们往上也可引导其向下，这类人存在着被改造的可能性，也最需要接受教育，通过教育可使他们往上品靠拢。下品的人，“下之性畏罪而寡罪”，这类人的行为总是违反道德标准，对他们只有用刑罚，才能使他们害怕受到刑罚而避免犯罪，以此来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第二，人性规定着教育的权利。人的人性等级不同，教育作用也不同，教育的实施只限在一定范围内，有必要照顾到每一个人。“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因此，只有上层统治阶级才可以享受学校教育的权利，而被统治者阶级则被剥夺了教育的权利。第三，人性决定教育的主要内容。由于人性的内容是以仁礼信义智为主的，教育要发挥人内在的善行，应当以五常道德教育为主，最好的教育就应该是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韩愈的这种主张，和他坚持捍卫儒学、反对佛老是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二、论人才培养和选拔

韩愈认识到人才的培养有赖于教育。因此，他主张发展学校教育，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教育的发展。

第一，用德礼而重学校。韩愈继承了儒家重视德治的思想，把教育作为维护政治的首要工具。韩愈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这里的德礼指的是德政和礼教。德礼和刑罚是古代政治统治中两种基本的治国手段，从国家治理的效果来看，先对民众进行道德的思想教育，人们对封建统治会更加顺服。德治需要先推行德礼，再运用刑罚。而要强调德礼，必然要重视学校教育，作为统治者推行德治的工具和手段。

第二，学校的任务在于训练和培养官吏。学校既是道德教化的场所，又是训练封建官吏的机构。特别是中央官学，更是补充官员的重要来源，应该选拔最优异的人才来训练和培养。韩愈在《韩昌黎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这样指出：“自非天资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间，称道于朋友，荐于州府，而升于司业，则不得齿乎国学乎”，对国学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将国学生培养成为国之栋梁，他认为符合标准的官吏，应该是“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这些官吏忠心朝廷，能够把君主的政令有效地推行到民众中去。各级学校都应该把培养未来合格的官吏作为重要的教育任务。

第三，对国学进行整顿。韩愈在穆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在他上任之前，国子监积弊已久，正常的教学活动几乎停顿，无法发挥中央官学培养高级人才维护封建统治的职能。韩愈上任后，首要的任务便是对国子监进行整顿。首先，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稍微放宽入学的等级限制。其次，对学官选任进行改革。在学官选任方面，原来政府委派学官只凭年龄和资质，学官的委任不以才能为标准，一些不称职的人借此混入学宫。韩愈主张以实际才能和学识为标准来选拔学官，主张新学官要从儒生中选拔，经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委派为官。最后，扭转官学学风，恢复教学秩序。原来的国子监纪律松弛，教学难以为继，甚至陷于停顿状态。韩愈上任后，恢复国子监的正常教学活动，使当时的国子监重新呈现浓厚的教学与研讨风尚。

第四，恢复发展地方学校。韩愈在潮州任刺史时，发现州学荒废，礼教未行，学生无处就学，为此他强烈呼吁要恢复地方官学，并在潮州地区大力推行教化，促进了官学的恢复和地方区域文化的发展。韩愈曾写有《子产不毁乡校诵》，一方面表达了对子产保存乡校的赞颂，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韩愈对整顿地方官学的重视。

三、论师道

韩愈的《师说》是其论述师道的重要理论著作。自唐朝以来，科举制度盛行，士人依靠文学来争名位，文学的重要性已然超过经学，导致当时的学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文人竞相撰文显示自己的才能，一些文人不以师传为荣，而以求师为耻，逐渐形成了轻视师道的风气。当时的学校虽然有传经博士，但无人以传道之师自任，文人之间形成了“耻学于师”的风气。为复兴儒学，扭转社会风气，韩愈写了著名的《师说》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扭转了社会风气。

韩愈的师道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学者必有师”

韩愈反对儒家传统的“生而知之”的说法，赞同东汉王符提出的“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才，不生而能”，认为“人非生而知之”，“人不可不就师”，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每个人要想进步必须要通过学习，而学习必须要通过教师的指导，教师是社会所必需的。

2．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

关于教师的任务，前人的说法不一。如孔子认为教师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荀况认为“师者，所以正礼也”（《荀子·修身》），杨雄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法言·学行》）等。上述说法没有全面揭示教师工作的性质和任务。韩愈总结了历史上关于教师工作的经验和说法，提出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明确规定了教师工作的三大任务：所谓“传道”是指要传授和弘扬儒家的仁义之道，以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所谓“授业”，是指要传授儒学的“六艺经传”与古文；所谓“解惑”是解决学“道”与“业”过程中的疑问。三项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传道”，“授业”和“解惑”都要为“传道”服务。韩愈的这个观点强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其影响延续到现在。

3．以“道”作为“求师”的标准，主张“学无常师”

韩愈认为，求师的目的是为了学“道”，其办法是要做到“学无常师”。在唐朝科举盛行、文学风靡的时代，人们不再以“道”为求师的标准，学生求师的目的急功近利，以通过科举考试为其明确目的。韩愈针对当时的风气，提出教师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传道”，学生求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学道，衡量教师能否胜任的标准是“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谁先闻道，谁就有条件担负起传道的任务，担任教师的工作，起到教师的作用，因此，能否为师就不能依据年龄大小、地位贵贱，道是唯一的标准，只要有道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社会上有大量有道之人，他们皆可为师，因此求学的范围就不应当受到限制，而应当“学无常师”，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方能成为“圣贤”。韩愈提出的“以道为师”“学无常师”的主张打破了当时的士大夫妄自尊大的心理，营造了良好的尊师向道的风气。

4．提出“相师”，确立民主性的师生关系

韩愈通过观察各行业的人，发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他赞同这种“相师”的做法。但当时的士大夫“耻学于师”，不愿意相互学习，这让韩愈深以为忧。韩愈认为士大夫应该矫正“耻学于师”的风气，不仅同辈朋友之间要相互学习，师生之间也要相互学习交流。认为不应该以年龄大小作为判断为师的标准，而应该看学术和业务水平，“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认为师生关系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弟子如果有专长，也可以为师，教师也应当向有专长的弟子学习，教师与弟子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教学相长。

思考与拓展

1．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对教育的影响有哪些？

2．隋唐时期在教育制度的创新对当今教育改革有何启示？

3．隋唐时期教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

4．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发展有什么影响？

5．分析韩愈的师道观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