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职业的研究前沿与演化

一 国际学术职业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学术职业研究成果颇丰，学术职业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从整体上把握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对于提升中国学术职业研究的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部分试图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展现国际学术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为研究提供可视化的发展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书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 WoS）数据库，包括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国际会议录索引。检索策略为：WC=（“Education&Educational Research”OR“Education,Scientific Disciplines”）AND TS=（academic profession）,WC 指的是学科、TS 指的是主题，即是将学术职业及其包含的下位关键词限制在教育学科下文献的主题字段进行检索，通过采用权威发文机构和作者对检索结果进行验证，检全率和检准率均较高，故最终采用此检索策略。数据库限制的时间范围为1980—2014年（检索时间2015年5月5日，由于数据库更新有延迟，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故时间截至2014年）。共检索出相关文献1533篇，鉴于只有 ARTICLE、PROCEEDINGS PAPER、REVIEW 三种类型的文献才能从科研角度反映舆论研究现状，因此，最终将文献类型限制为上述三种，获得可用数据1223篇。

本书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首先是在传统文献计量学方式的支持下，从文献发表时间为代表的多个文献计量学指标入手，全面探索全球学术职业研究的显性属性，进而呈现该领域研究的宏观之势。其次通过知识图谱方式，以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分析作为切入点，系统性地研究全球学术职业内容上所呈现出的特性，更好地把握该领域研究的关键议题、知识基础及主流之势。

知识图谱绘制方法如下：采用CiteSpace 3.0自动的转换工具，将从WoS中下载的5316篇文献导入其中，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参数：时区分割（Time Slicing）设置为1980—2014，单个时间分区的长度（# Years PerSlice）设置为1年，主题词来源选择为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和关键词（Descriptors与Identifiers），阈值为前30个高频词，词类型（Term Type），选择名词短语（Noun Phrases），节点类型（Node Types），关键词（Keywords）。运行程序，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图中出现所有结点均存在相对的关键词，结点大，则代表的关键词的高频出现；结点小，则表示关键词出现频率相对较低。不同结点间的连线则代表着不同关键词间的共现关系，关键词发生的时间是通过结点年轮结构予以体现，色调自冷向暖的逐步转变代表着时间的逐步靠近。所有知识图谱的绘制方式大体一致。

（二）研究进展分析

科学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及规律性的逐步强化标志着科学知识量规模的逐步扩大，所以，通过对科学文献的数量以及增长秩序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某一主题范畴中的科学知识量改变趋势。表1-1列出了1980—2014年国际学术职业研究论文年发文量及其累积量，其中A代表当年发文量，B代表发文累积量。1980—2014年国际学术职业共产出研究性成果1123篇，图1-1显示了国际学术职业研究发文量随时间变化曲线。由图可见，国际学术职业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平稳的发展态势，并以年均35.91篇的增长速度保持持续增长，2012年以105篇发文量达到峰值，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展现了学者对学术职业关注热情，为学术职业研究营造了十分热烈的研究氛围。数据显示，2014年的研究成果已达到90篇，标志着全球学术职业的相关研究依然呈现高速发展的状态，这必将会为学者们呈现出更多崭新的理论及方式，同时也要求相关人员应有效跟踪，进而更好地了解最主流的资料，使自身学术职业研究能够有证可依。根据普赖斯提出的科技文献增长四阶段理论：学科诞生阶段、学科大发展阶段、学科日趋成熟阶段和学科日趋减少阶段，可以看出国际学术职业正处于大发展阶段。

为更直观地体现国际学术职业发文增长情况，分别以发文量和发文累计量作为纵轴，以发文时间作为横轴，做出图1-1各年发文量随时间变化曲线和图1-2发文累计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结合图1-1和表1-1数据可以看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90年代早期，全球学术职业研究形势并不理想，每年的文献发表量均保持在15篇以下，在此阶段国际对学术职业的关注才刚刚起步。但从总体上看，各年发文量随时间呈显著增长趋势，预计在今后若干年仍会维持这样的增长势头。文献累积数据是知识增长或文献增长研究的主要依据，因此，依据表1-1中的B行数据可绘出发文累积量增长变化曲线图（如图1-2所示）。由图1-2可看出，国际学术职业研究发文量呈类似指数型方式增长，根据图1-2，可将发文累积量增长变化曲线拟合为指数方程y=10.767e0.1482x，根据普赖斯的逻辑曲线增长理论推测，国际学术职业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在纵向及横向上均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意味着相关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关注教育的人类学范畴内的有利尝试及研究，以实现学术职业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 国际学术职业发展的知识图谱

（一）作者分布及其影响力分析

在1700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共创作了1223篇论文，人均论文拥有量为0.72篇。杰出研究人员Beaver以及Rosen共同探讨了自17世纪起科学计量学范畴内的科研论文合作关系，合作过程中，科学家积极的态度能够推动科研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同时科学家活动规模及声望也随之优化。[12]就整体而言，当前国际学术职业研究成果的主要创作方式为合作研究，也就是说，科研合作在科研成果的数量及质量方向上呈现出巨大的影响力。科学研究成果的建设始终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疑难项目攻克过程中，合作也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国际学术职业研究成果的合作式产出方式必然能够推动该学科的进一步成长，其原因在于在科研合作的影响下，资源、研究理念及研究方式三者间能够建立起更为和谐的关系，并且能够推动跨学科间知识流动性的不断强化。因此，国内学者在此领域应广泛借鉴这一研究模式。从单个作者的发文量来看，Altbach PG以发文量6 篇排在首位，3 篇以上的有 Ulrich Teichler、Freidson E 等，其他1455 位作者发文仅一篇，占所有作者数的85.58%，说明国际学术职业研究作者分布较为分散，核心作者还未形成。

为了更清楚了解高影响力作者的分布情况，表1-2列出了被引频次TOP 20的作者，这些作者在该领域研究中均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际学术职业研究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撑。深入剖析其研究成果，同时予以借鉴学习，能够为该领域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依据。其中，阿特巴赫以81次的被引频次排在首位，成为国际学术职业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克拉克和恩德斯分别以66次和24次的被引频次依次列于第二、三位。国际学术职业研究领域内，三位作者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国际学术职业研究基础知识的累积、交流及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二）期刊分布及其影响力分析

不管是知识的收集还是传播，期刊都是重要的方式之一，因此，全面研究国际学术职业研究期刊的分布及影响力，必然能够为我们的资料收集等工作提供重要依据。1223篇论文共发表在214种期刊上，这些期刊以教育类期刊为主，同时还包括医药卫生类、社会学类、管理学类、心理学类等。载文最多者为Academic Medicine，达117篇。Med Educ、High Educ、Teach Learn Med、Teachers College Record、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等期刊论文发表量均多于40篇，成为国际学术职业领域内知识传播的主要方式。发文量在30篇以上的前21种期刊中共发表了672篇论文，在整体发文量中占据了59.84%的比重。我们在研究国际学术职业过程中，主要的信息来源渠道就是这21种期刊。剩余论文则发表于其他的193种期刊之中，同文献的集中、分散特征相匹配。从期刊影响力来看，美国期刊 Med Teach以高达243次的被引频次排在所有期刊的首位，成为国际学术职业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但这本期刊发文量仅以35篇排在第14位。此外，High Educ以94次的被引频次排在第二位，而发文量以52篇排在第八位。另外，High Educ、Stud High Educ、Teach Learn Med 分别以超过50次的被引频次占据了第3到第5的席位。尽管从被引频次的角度来讲，上述五种期刊的排名较为理想，然而在发文量上却呈现出一定的劣势，对比其他期刊来讲，这不仅体现出这五种期刊在影响力方面的巨大优势，也从某种角度代表着更为理想的论文质量。同时该情况从另一角度也警示我们，期刊发文量并不会正向作用于其影响力。在信息源选择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凭借发文量这一指标进行判断，应结合多种指标做出更为客观的选择。

（三）国家与机构分布分析

文献来源覆盖了分布在78个国家（地区）内的2636所机构。其中，470篇发文源自美国，将其他国家遥遥甩在身后，进而呈现出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的巨大竞争力，同时也代表着美国在该领域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全面探索及跟踪其研究课题，大体能够对其国际学术研究的形势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发文量名列第二位的是英国，为106篇，位居第三、四位的分别是79篇的澳大利亚、64篇的加拿大。西班牙以29篇的成绩被排到了第五位。中国仅有21篇，同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出巨大的劣势，位居第九位。综上所述，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学术职业研究方面呈现出巨大的优势。发文量前10位的国家之中，80%均为发达国家，在整体发文量中占据了87.53%的比重，总发文量达到了982篇，即全球10.25%的国家发文量占到总发文量的87.53%，文献集中分布的属性明显地显现出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国际学术职业研究领域中，发达国家占据着难以撼动的地位。亚洲范围内最具研究价值的当属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就机构而言，发文前5所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波士顿大学、广岛大学、多伦多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悉尼大学、卡塞尔大学、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其中6所均来自美国，可见美国是全球国际学术职业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国家。

（四）研究热点分析

Academic Profession在英语世界出现了几十年，但在中国国内还是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1942年洛根·威尔逊以《学术人》（The Academic Man）为主题的著作中，他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学术职业存在的问题”。半个世纪后的1991—1993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Boyer）领导14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进行了第一次有关学术职业的国际调查[13]，其主要成果在菲利普·阿特巴赫的主持下于1994—1996年问世。从1980年至今，国际学术职业研究逐步吸引了更多研究人员的竞相追随。表1-3 列出了TOP 30的高频关键词，关键词的中心性（Centrality）则代表了关键词共词程度。在这些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支持下，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的焦点问题。因为此类高频关键词并不具备较强的专指性，所以，本书在针对重点研究问题进行探索时，就是依据关键词间的共现关系或是在此基础上回归到原文开展研究。

结合表1-3可知，教育（education）、学生（students）、绩效（performance）、课程（curriculum）、观念（perceptions）、关爱（care）、学校（school）、性别（gender）、教师（faculty）、知识（knowledge）、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职业（profession）、健康（health）、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等无疑是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的热点领域。可将此类研究热点归纳成三类：第一类，针对以学生为代表的学术职业研究对象进行特征探索；第二类，集中研讨学术职业的实现形式，包括学校、教育、课程、高等教育、大学、教学等；第三类，关于学术职业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如知识、绩效、质量、有效性等。作为一个职业，学术职业具有诸多特点，包括概念的复杂性、其具有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对学科而非所在组织的高度归属感等。具体而言，各个时期对学术职业研究均具有一定的侧重点。

社会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也是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热点的演变的一种折射。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大学所面临的私营化、市场化、大众化以及问责制等问题，对现代西方学术职业的环境、体制、规范等造成了新的挑战。所谓私营化、市场化指的是西方部分国家自1970年起不再将“二战”后始终沿袭的凯恩斯主义视为真理，转而将市场视为社会建设的最佳方式以推动国有经济机构的私有化转变及公共职能机构的私营化过程。西方大学希望借助私营化、市场化运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及通过资金来源多元化、公立高校与私立高校间的积极竞争等来推动大学的积极成长。因此，不断有西方国家制定对应的政策，倡导非政府机构为教育做出贡献，进而迎来了教育私营化热潮。西方国家所进行的大学教育私营化与市场化运动的目的就是鼓励和支持私人、团体、私营部门办学，通过采取高校资金多元化的战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解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之下高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政府垄断环境以及财税压力过大所导致的公立高校的办学效益受到挑战，以教育资源利用率较低为代表的多重问题。尽管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困境，但是，它也给西方学术职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市场化运作使得高校的营利性的比重增加而公共服务性的比重减少，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花费在行政、研究、公共关系和其他活动的支出比例增加，而用于“教学”的比例减少，从而直接影响到学术职业的良性发展。

基于政府给予高校的财政扶持力度的不断压缩，同时大学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市场，市场需要先于学术职业发展而存在，这给学术职业发展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干扰，并且与高校教师的工作特征、高校教育初始的学术自由及高校的非营利性特征不相匹配。高校教师面对社会及政府在学术职业上的问责更积极评估不同的学术的做法，进一步强化了学术职业的竞争优势及市场力程度，但同时限制了学术职业在学术及自由方面的发展，使得学术职业的自主属性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行政权力的干预下，学术职业的使命得以扩容，但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伴随学术权力及自由空间的不断压缩。对学术职业所提出的更为严苛的学术条件，虽使得学术职业呈现出更为巨大的竞争优势，但也对其独立地位和精神性方面造成了更大的挑战。从1970年开始，职业、绩效、有效性等也就相应成为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的热门关键词。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学术职业在市场化环境下遇到的挑战、学术职业概念与本质问题，并涌现出了大量学者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如社会学家奥荣曼拉·马克（Oromaner,M.）的《科学奖学金的质量与学术职业老龄化——一个批判性的观点》（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scholarship and the graying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a skeptical view）、迪尔（Dill，D.D.）的《学术职业结构——迈向道德问题的定义》（The structur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toward a definition of ethical issues）、鲍姆嘉通（Baumgarten,E.）的《学术职业道德——从苏格拉底的视角》（Ethics i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a socratic view）、菲利普·阿特巴赫（Altbach,P.G.）的《管理的衰落——学术职业的国际视野》（The management of declin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等。他们从哲学批判的视角对学术职业质量、道德、管理挑战进行研究，在学校实践教育过程中创造出更为多元且影响力巨大的研究成果，使得日后相关研究能够有证可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职业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在此种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学术职业的研究重点也实现了由应用性、零散性向专业性、系统性的方向转变。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博耶于1991年至1994年带领来自14个不同区域内的研究人员，共同组织的首次与学术职业相关的全球调查活动，其主要成果在阿特巴赫主持下于1994—1996年问世。这一时期国际合作项目形式研究较多，研究方法也日趋成熟。同时，学界对学术职业的地位、竞争和声望，内在发展逻辑以及学术职业的吸引力等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希尔斯针对以学术公民身份存在的学术职业人员的根本职业进行了深入性的探索。他指出，从学术人员的整体角度来讲，学术职业人员在职责上具有统一性。兹纳涅茨基·弗提出学术职业人员的所有这些活动对于大学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指令所有学术人员应全面参与到此类职责的落实过程中去。尽管学术人员在性向及天赋方面均存在着个体差异，依然要求学术人员必须履行相应职责，只要是同此类职责相违背的行为必然不符合学术职业生涯的规定。[14]华勒斯坦等则主张，学科是以正当研究者为主体的研究社群。不同个体之所以组建这一社群是为了保证相互间的良性沟通以及研究工作权威标准的设置。[15]也就是明确“谁能参与其中”的标准，但布鲁贝克却认为，由于能够对高深学问建立起系统性认知的只有学生，所以相对他人而言，教师应明白谁才是教授的最佳人选，教授资格的所有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兹纳涅茨基·弗探讨了学术生涯的规则和目的，主张知识的探索是一项经久不息的运动，是推动学术职业人员成长的内驱力，学术职业从业者对自身职业声誉的选择与控制特征是区别于其他职业的主要特征。[16]皮特·斯科特指出大学学术职业人员的社会尊重越来越低，薪酬待遇也越来越低。学术自治也因为新的评价机制和责任系统而有所降低，进入所谓的“审核社会”。因此也出现新的知识工作者，原有知识工作者的学术生产也受到“市场化”冲击。[17]Alessandro Cavalli与Ulrich Teichler探讨了学术职业的溯源与主题，并对学术职业的一般核心、组织的多样性以及概念进行了重新探讨。[18]与此相关，2011年11月学术职业国际调查课题第十四次会议中，Glen A.Jones探讨了学术工作的横向与纵向分割问题，从纵横两个方面出发，认为学术职业发生了新的变化并遭遇到新的挑战。荷兰学者 Egbert de Weert在同次会议上提出了学术职业的职业空间问题。Ulrich Teichler、Akira Arimoto等众多学者也关注了此问题。

到了21世纪初，学术职业研究的发展速度之快已十分显著，学术职业的学科构成、物质、环境、地位、态度、价值倾向以及士气等广泛受到关注。此时，从跨学科、教学实践、师生互动、性别等视角来探讨学术职业的研究也明显增多，国际比较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视域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显著的进展是运用国际比较视野，重视学术职业地位、角色、条件、学术漂移、学术治理等系统研究，加强了学术职业研究的深度和时代感。国际学术职业研究自90年代起开始呈现出两条发展路径：首先，研究价值取向逐步由“学科本位”过渡到“问题本位”，学术职业研究的重点由基本理论及方法转变为具体社会问题，呈现出对社会问题的长期关注及敏感反应。其次，逐步强化现代性反思，主要是从学术职业制度、学科教学、学术职业角色及师生关系等多个角度出发，结合现代性视野进行的研究。对学术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关注也日益凸显，如从政府调控、财政、治理与管理、大众化、教师聘任、薪酬等的差异现象进行的研究，进而对影响学术职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一时期研究热点“教育”“学生”“课程”“教师”“学术职业”“性别”“教学”等也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

（五）研究的知识基础与前沿分析

基于文献被引的角度，长期高频次出现的基础性文献是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知识基础架构的主要构成部分。表1-4列出了被引TOP 10 的高被引文献。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学术职业研究根本性的知识基础主要是从广义角度出发针对学术职业基本观点的探索，比如，Thorstein Veb-len主张，高校教育的可持续及发展是建立在科学与学术的研究以及针对学生的授课过程这两方面工作的基础上的。尽管两者存在一定差异，然而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前者具有基础性及必要性。学术领域的关键在于学术自由，其为学术活动职业属性判断及学者身份特征确定的根本，同时也体现出学者个性化生活中的思想精华。学术自由理念起源于中世纪的高校。在《法兰克福宪法》的草案建设过程中，德国柏林大学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学术自由的保障权力，使得学术自由在人类社会中首次获得了合法性的保障基础。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创始人之一，阿瑟·洛夫齐伊认为，“学术自由的原则断言，那些花钱购买服务的人（在最重大的事情上）不能规定这种服务的性质”。[19]从学术职业的共性出发，伯顿·R.克拉克指出从教授与教师的很多特殊活动中，能够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那便是围绕知识展开的活动。其中，发现、保存、凝炼、传授与应用知识，各种知识工作的组合形式各不相同。“教授的工作，就是围绕一组一般的或特殊的知识，寻找方式扩大或传授给他人。不管学术职业的定义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知识就是材料。”[20]

20世纪90年代，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学术职业的根本属性及特性方面。比如，在学术职业特征探索过程中，菲利普·阿特巴赫借助了这一语言予以阐述：“学术职业虽然只是由‘一些小社会、一些各不相同的社会’构成，且学术职业内部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但学术职业同时是一种内部黏合性很强的职业。它们的个体和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和职业群体之间，经过那些有凝聚力的价值复合体，逐渐形成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职业模式，该模式又被命名为职业规范系统，学术职业跟其他类型职业相比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21]Schon DA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学术职业者应该专业化学术思维。对学术职业的系统化、规范化研究给予的高度重视也使得日后的研究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当前国际学术职业研究过程中，对学科基础议题的讨论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学科在学术职业人员身份确定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学者主张，学术职业是建立在高深知识的前提下，以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为中心的，是有赖于高校及学科两个环境以及双重组织架构才能得以生存及成长的学术共同体。学术职业发展始终遵循着“自主、自由、学术至上”的逻辑理念，并逐渐发展成学术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主体。而支撑和环绕这一主体的是：高深知识、学科导向，它们也是学术职业发展内在逻辑的建基之石。Rocio Grediaga Kuri提供了“家族类似”理论分析框架和“理想类型”理论构建方式的研究路径，通过研究学术职业的角色形成、组织基础、存在形态、运行方式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归纳出学术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22]

三 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的创始人为普赖斯，所谓“前沿”标志着对应研究范畴的动态发展趋势。一般而言，可从研究对象临时突变组合的角度来理解研究前沿，根据关键文献被引频次升降趋势来确定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关于研究前沿，陈超美主张其就是“一组突现”。“突现”的测量方式，代表着关键词频次抑或是论文被引率的动态发展。也就是说，针对“突现”概念作深入剖析的科研问题，代表着某学术领域在对应阶段内的最前沿。[23]探索研究前沿，必须要全面研究同“突现”相关的研究文献，并做出系统性的评判。基于参考文献被引频次的时间分布，从大量的施引文件及主题词中将频率相对较高的文献提取出来。但在对学科领域中的研究前沿进行判断时，单纯依靠频次高低是不够的，还应该结合频次变化趋势。依据系列文献的被引“突现”的时期与发展趋向，大致可归纳为两种类型：渐强型研究前沿和渐弱型研究前沿，见图1-3和图1-4。我们发现，学术职业管理与制度研究、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学术职业发表生产力研究、学术职业国际化研究等均属于渐强型研究前沿；渐弱型研究前沿主要指学术职业的基础性问题与综合性问题领域。

1.渐强型研究前沿

本书分析的渐强型研究前沿主要是高突现性文献中被引频次从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的节点文献，包括席曼克、墨菲、福克斯、特奥多雷斯库、穆塞琳、阿马比尔等（见图1-3）。这种渐强型研究前沿是指某一时期节点文献按时间演化来看关注度呈上升趋势，这代表着学术领域内呈现出对相应研究主题的持续关注，表明全球研究领域内关于该课题的重要位置。图1-3中这些渐强型研究前沿文献从时间上看一般集中在21世纪初，比较符合普赖斯提出的“即时因子”理论的观点。根据图1-3分析，渐强型研究前沿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学术职业管理研究。关于此方面的典型代表有席曼克的《“新公共管理”与学术职业：对德国境况的反思》。该文从新公共管理实践出发探索了德国大学学术职业发展的策略，认为新公共管理对学术职业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并提出了德国大学应该恢复公众信任的方法和管理体制。[24]该文自出版以来，引用率呈递增趋势，表明其论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此外，席曼克本人还非常关注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和大学治理等问题。布伦南在《质量评估与机构改革：14国的经验》一文中，探讨了14个国家质量管理系统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外部质量评估系统的引进，一直随着高等教育权力的分配而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校级层面，但以牺牲学术基本单位为代价；倾向于外在价值超越内在价值；对管理和市场的关注超越了对学科学术的关注等。[25]阿特巴赫的《管理的衰落——学术职业的国际视野》一文，以英国、澳大利亚、欧洲和加拿大为例，对高校财政预算削减对教师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国际比较。其认为，高校财政危机对学术职业质量、道德等都形成了挑战。[26]有学者更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教育领导者角色对学术职业的影响研究，如墨菲的“教育领导职业的文化重构：新的蓝图”。他通过深度调查，探讨了教育领导角色专业化的学科基础与实践基础，主张应该关注教育领导者的核心角色，并确定为以下三个角色：“道德管家”“教育家”和“社区建设者”。发挥这些角色功能，有利于学术职业发展，有利于建设公平、民主的学术社区[27]。应该说，从管理视角关注学术职业发展问题，在国际学术职业研究中具有强劲的上升势头。

第二是学术职业的发表生产力（publication productivity）研究。福克斯分析了不同类型高校社会科学领域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的兴趣、时间投入、教师适应和认知环境对发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发表上高产出的高校教师倾向于科研投资，而非教学；教学与科研是两种不同且冲突的学术投资[28]。特奥多雷斯库对高校教师发表生产力进行了跨国实证研究，并以澳大利亚、巴西、智利、中国香港、以色列、日本、韩国、墨西哥、英国和美国等为例，收集了连续3年有关国家高校教师发表的论文情况的案例，对其论文数量进行了测量比较。统计分析显示，各国发表生产力模型差异显著，任何一国的研究发表生产力模型应用到其他国家都不合适，不存在一个适合所有的发表生产力模型。[29]

第三是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此方面比较典型的研究有穆塞琳的《迈向欧洲学术劳动力市场——从学术流动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一些教训》。该文近两年引用率极速上升，代表其作品得到广泛关注。该文虽然以欧洲学术劳动力市场为背景，但讨论的学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穆塞琳指出，欧洲政策是大力促进学生和学术流动的，但欧洲学术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国别和其他方面的许多障碍，这些阻碍了欧洲的职业和学术活动的欧洲化/国际化的发展。穆塞琳同时也关注高校治理问题、学术等级系统、高校教师学术工作场所、高校教师招聘等问题并进行了系列研究。[30]韦尔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逍遥型”教授的学术职业国际化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逍遥型”教授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更高的职业忠诚度、更低的流动意愿、更多的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更强的科研兴趣等[31]。关于学术劳动力市场问题，学者们倾向于用国际合作的项目形式研究，研究方法也更多地趋于实证分析、案例研究、调查等。

第四是学术职业的性别差异研究。目前关于学术职业研究的一个倾向值得关注，这就是从两性差异的视角来研究大学教师的收入、大学教师招募、女性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其中，布克比对英国高校教师的两性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比较。他的研究表明，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男性的外部收入高于女性，且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收入提升速度更快等。[32]沃德观察到女性在学术职业中的比例很高，于是与29名研究型大学女性教师进行了访谈，重点关注了育龄女性教师如何兼顾照顾子女与职业要求[33]。布赖森认为，女性在学术职业领域中的不利地位在于其性别弱势。他的研究表明，当代学术职业领域中的两性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相较于男性，女性仍处于轻微的弱势地位，且无论是固定合同还是开放式合同，女性都没有获得或者没有感知到在利益方面的比较优势[34]。总体来看，关于学术职业发展的两性差异问题的研究逐步升温，几乎涉及女性学术职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引用率也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2.渐弱型研究前沿

本书界定的渐弱型研究前沿主要是被引频次从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的节点文献，主要包括洪德特（Hundert,E.M.）、库柏（Cooper,R.A.）、卡利森（Calleson,D.C.）、尼克松（Nixon,J.）、埃文斯（Evans,C.H.）、霍（Ho,Kendal）和阿特巴赫（Altbach,P.G.）等（见图1-4）。渐弱型研究前沿是某一时期节点文献按时间演化来看关注度呈下降趋势，表明该主题曾在某一时期内得到学界广泛关注与讨论，是学界曾经关注的重要课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出现，使该主题的学界关注度逐步呈下降趋势。

“突现”率较高的关键词和被引文献的频次分布都将渐弱型研究前沿指向学术职业的基础性、综合性问题研究领域。对学术职业的基本性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如克拉克从学术职业的共性出发，通过对教师的很多特殊活动分析，提出这些活动存在的共性，是围绕知识展开的活动。其中，有发现、保存、凝炼、传授与应用知识，各种知识工作的组合形式又各不相同。[35]随后，克拉克在关于学术职业特性的研究中提出学术职业虽然只是由“一些小社会、一些各不相同的社会”构成的，且学术职业跟其他类型职业相比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但学术职业同时是一种内部黏合性很强的职业[36]。阿特巴赫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在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面临的财政危机、远程教育、教学技术变革、高等教育质量问责的挑战，并以此为背景，研究了女性学术职业人员的角色变化、学术自由、学术工作性质等问题[37]。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在关注学术职业概念与本质的同时，开始以学术职业及其影响因素为主题，试图更深入地揭示学术职业发展的内在原因。但总体来看，自2010年以来，学者对学术职业的基础问题和综合性问题的研究热度存在着显著的降低趋势。

综合上述，该课题在统计分析方式及CiteSpace软件的支持下，对自1980年开始截至2015年的国际学术职业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趋势及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探索，同时创作出关于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的多张图谱，展示出国际学术职业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集中期刊、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清晰地展现出国际学术职业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关系与演进规律，并构建一幅关于学术职业研究前沿同变化趋势的动态知识图谱。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国际学术职业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平稳的发展态势，伴随时间的推移，该研究领域内单位年限中的发文量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代表着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第二，国际学术职业研究学者呈现出相对集中兼具分散的特点，发文期刊分布与作者所属机构分布均呈现出高集中性及高分散性共生的非均衡性发展特征。第三，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分别为学术职业普通问题探讨、学术职业成就研究、学术职业管理及制度分析、女性学术职业问题探讨。第四，按照研究成果的被引突现性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渐强型研究前沿主要包括学术职业管理研究、学术职业发表生产力研究、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学术职业性别差异问题研究；而渐弱型研究前沿主要指向学术职业的基础性与综合性问题领域。

现代西方学术职业的变化与发展随着西方高等教育的变革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相伴而生，促成了学术职业制度和大学教师的身份、地位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等一系列的变革。但是，任何对学术职业的变革都不应该以损害大学教师学术自由为代价，而应为大学教师自由地探索真理、揭示新知、自由地发表或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一方自由的学术空间。可以相信，尽管出现了现代西方学术职业因大学所面临的私营化、市场化、大众化以及问责制等问题而造成其自身环境、体制、规范等的变革，但唯有一点不变的就是确保大学教师学术自由，它是学术职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学术职业的核心之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大学进行知识传播、服务创新以及教学科研等职能。

四 国内学术职业的研究进展与演化

在高校的不断演进与发展中，高校教师在发展过程中自我反省，学术职业从业人员逐渐转向现代化。从知识发展的角度出发，学术职业人员作为知识拥有者，为促进知识的健康发展，加强了对学术职业的研究，但相对于国际学术职业研究尚有一定差距。因此，基于整体角度对我国学术职业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解，可为国内学术职业研究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部分尝试在科学知识图谱的辅助下将最近20年间的国内学术职业研究前沿及发展态势再现出来，为发展奠定可视化的基础。

（一）数据获取与方法

数据是知识图谱分析的基础，在计划研究内容的科学属性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数据源以及检索方式的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是否能够获得系统性、精准性的数据。对研究对象、内容及目的的个性化特征进行全面考量后，本书所有数据均取自中国知网数据库（简称CNKI），发表时间和出版文献来源均为默认；以“学术职业”为“篇名”或“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 CNKI”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为保证能够取得以时间维度为切入点取得的研究结果的系统性，本书所研究的时间分布是自1997年开始直至2014年，运用CiteSpace 3.0绘制软件对国内学术职业研究进行分析，通过可视化方式将国内学术职业研究的发展史予以再现。

在分析工具的选择上，通过全球通用的分析软件CiteSpace 3.0深入探索国内学术职业研究，侧重于使用嵌入关键词共现和共被引分析的基本研究方法。当前最直接的发文统计方式就是关键词共现分析法，能够明确当前论文研究中关注度较强的主题，将趋势形成后的关键问题显现出来；文献共被引分析方式则是针对原有发文引用情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当前人们注意力集中之处，更适宜应用于成熟学科范式的探索过程中[38]，并依据其所识别出来的各个时间点上出现的对应文献对该学科的发展进程予以了解。

将567篇研究成果导入CiteSpace 3.0，绘制课题所需知识图谱。参数：时区分割（Time Slicing）设置为1997—2014，单个时间分区的长度（#Years PerSlice）设置为1年，主题词来源选择为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和关键词（Descriptors与Identifiers），阈值为前50个高频词，词类型（Term Type）选择名词短语（Noun Phrases），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选为作者（Authors）、学科（Category）、被引期刊（Cited Journals）、关键词（Keywords）或参考文献（Cited Reference）来绘制相应的知识图谱。在知识图谱绘制中，利用Cite Space软件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技术来修剪节点间连线，以简化分析对象之间的复杂性，突出重点关系。[39]

（二）研究氛围十分热烈：研究成果的时空分布分析

1.由平稳到突破的成果产出时间分布

1997—2014年，国内学术职业共产出研究性成果567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306篇，比例为54%。根据统计结果来看，有关学术职业研究成果总量不多，但核心期刊论文量超过半数，这意味此领域研究成果质量较高。图1-5显示了国内学术职业研究发文量随时间变化曲线。由图可见，国内学术职业研究表现出前后两个显著不同的发展态势：1997—2004年，主要是对国外相关研究的译介引入，年均发表量仅3篇，发展进程较慢；2005—2014年，属于快速发展时期，学界逐步开始对学术职业的本土化进行探索，年均发表量达到54篇。（如图1-5所示）。通过中国学术职业研究趋势能够了解到，部分研究已经迈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将会有一批崭新的研究方式及理论。这就要求相关人员应有效跟踪，进而更好地了解最主流的资料，使自身学术职业研究能够有证可依。根据普赖斯提出的“科技文献增长四阶段”理论：学科诞生阶段、学科大发展阶段、学科日趋成熟阶段和学科日趋减少阶段[40]，国内学术职业研究正处于大发展阶段。

2.作者联系紧密且十分集中

每个研究领域的持续推进都建立在所有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及奉献基础上，其中以高产作者尤甚，其努力及贡献均是不容小觑的。早期学术职业研究工作者是其领域的奠基者。表1-5是1997—2014年作者被引知识图谱，凸显了贡献力强的作者，作者被引频次的多少通过图谱中节点的大小来体现。这一部分作者在研究领域中的作用力均是不容小觑的，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职业研究的必备资源，深入剖析他们的研究结论，可以进一步强化该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些作者在此一时期的国内学术职业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为学术职业研究的知识基础的奠定和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中流行一个“卢梭定律”。该定律称：在规模为N的人群总体中，内含杰出的精英者为N0.5。普赖斯受该理论的启发，通过计算后发现：一位高产作者发文量 m 为最高产作者发文量nmax的一半，具体公式为,nmax=41，计算可得m=4.73，取最大值为5，则国内学术职业高产作者界定为最低发文5篇，共有13人进入高产作者行列，他们共发文152篇，占总发文量的26.8%，即占总数1/30的作者发表了近1/3的论文，可见，他们是国内学术职业领域研究的重要作者人群，对该领域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发文最多者李志峰发文量达41篇。发文超过10篇的作者共计5人，共发文107篇。由此可见，在学术职业主题领域已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合作研究群体，作者之间构成了十分丰富的社会网络关系，合作研究已成为该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方式。这符合学术职业研究日益复杂与交叉化所引发的科研活动的合作化和集体化日趋增强的大科学背景，就像控制论创始者R.维纳的主张：当前已不再适合类似于爱迪生一样的个人发明，科学合作才是主流。[41]

3.机构分布与特征

为将国内学术职业研究的进化过程更为具体地再现出来，我们以研究成果的特征及机构分布为切入点，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自1997年开始，国内学术职业研究人员大都集中于255个研究机构中（从机构名称角度予以衡量，比如华中科技大学不同院系与研究所共同组建起的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系统内各机构统称为西北师范大学），这些机构中发文量5篇以上的高产机构主要有17家（见表1-6），大多由大学与科研院所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以60篇的发文量名列榜首，可谓所有机构中的佼佼者，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分别以41篇、27篇位列第二、第三，且明显高于其他研究机构，表明这三所大学是当前国内学术职业研究的重要基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机构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如武汉理工大学的李志峰、河南师范大学的张丽英等均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生。可见，该领域的研究群体相当集中。另外，进行长期追踪研究的群体也以上述机构的代表人物为主，而其他研究者多为“偶尔做之”。因此，欲全面扩大该领域研究规模及影响力，需改变研究群体过于集中、学缘结构相对单一的状况。表1-6中所列的17家研究机构共发文262篇，占全部相关文献量的45.49%，表明总体上中国学术职业研究力量呈现出高度集中、同时相对分散的状态。

（三）内容丰富的研究热点领域

对中国学术职业领域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及定量分析进程的持续推进，能够帮助知识网络研究者更为迅速地建立起对全球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及情况的全面了解，进而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所谓研究热点指的是在某一阶段中，一批存在着内在相关性的文献共同研究的某一议题。尽管从文章整体角度来讲，关键词所占的比重并不多，大都是以三三两两的状态呈现，然而却是整篇文章的关键，是论文主旨的高度集中及提炼，所以应全面分析论文关键词。当前学科领域中研究人员们共同研究的问题是高频次关键词，本书在词频研究的基础上找准高频次关键词，进而对研究领域内的热点问题予以确定[42]。另外，知识网络中具备高中心性的关键词易成为关键词网络图谱演进的拐点，高中心性节点具有重要的知识连接作用，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43]。CiteSpace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能够识别高词频和高中心性（中心性≥0.02）关键词，词频越高，其所代表的节点越大，较高中心性的关键词通常用紫圈表示，图1-6为国内学术职业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为更具体地显示重要关键词，表1-7列出了可以反映研究热点的重要关键词。分析发现，国内学术职业领域研究成果共产生1096种关键词，反映了其十分广泛的研究内容。结合图1-6和表1-7分析得出，学术职业自身研究是我国学术职业的研究热点，其研究焦点集中在以学术职业定义、内涵为代表的多个方面；学术职业对象特征研究即研究大学教师、高校女教师以及学术人员等；学术职业的域外研究，即译介或探讨国外学术职业的相关研究。此外，还包括学术职业制度与评价研究。这些都展现了其丰富的研究内容。

（1）学术职业的本体研究。即从学术职业自身角度入手进行探索，主要集中在学术职业定义、学术职业内部结构、发生根源及内涵等多个方面。其主要涉及的关键词包括：学术职业、学术自由、学术性、元分析、专业成长等。根据文献可知，中国最早关注“学术职业”研究的当属杨锐。他的译介性论文——《当代学术职业的国际比较研究》最早使用“学术职业”这一词。[44]从1997年发展到现在，学术职业研究也实现了由“国外译介阶段”向“本土化阶段”的成功转变。

第一，学术职业的概念与内涵。

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学术”内涵的理解各不相同。在传统定义中，人们将“学术”等同于科学研究，比如在《辞海》里，“学术指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美国学者博耶认为学术包括发现、整合、应用和教学四个方面。1990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欧内斯特·博耶在其发表的《学术反思》中提出“教学学术”概念，主张可将教学纳入科学研究体系之内。该概念一经面世，即刻引来了全球诸多国家及影响力较强的高校的关注，各类教学学术研究机构也纷纷响应并运用。对“学术”的界定不同，学术职业的内涵就不一样，其外延也就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搞清楚学术职业的外延，所以当务之急是界定清楚学术职业的内涵。

沈红教授指出，关于职业的英文单词有“occupation” “vocation”“profession”。综合来看，“occupation”意指一般意义上的职业；“vocation”意指具体的职业；“profession”意指对高深知识有要求的职业。前文所提的学术（academic），则有学术人、大学成员的含义，同时也可译为学院的、学术的，或非纯理论的意思。[45]

由于不同国家学术职业发展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学术职业的概念界定及边界仍有不同，基于此，国内外学者尝试对学术职业概念进行相应界定。如美国学者认为两年制社会学院的教师也是学术职业从业者，而英国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只有本科院校的教师才算是学术职业从业者。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和国内学者对学术职业研究的关注，不同学者对该词进行了不同的翻译并各自进行界定。在各种不同的翻译中，译为“学术职业”者居多。关于学术职业的概念界定，有学者从内涵上对其进行规范性界定，并尝试对学术职业的伦理规范进行说明；有学者通过列举特征对其进行描述性界定，通过列举一些特征将学术职业与其他职业区分开来；有学者兼具两者进行混合性界定，既概括学术职业的内涵，同时又总结其典型特征。有学者把学术职业界定为一种工作，也有学者把它界定为一群人。有学者认为，学术职业是在高等院校中以学术为业者。有研究人员主张从狭义角度理解学术职业，将学术职业定义为高校教师群体，认为这些教师群体不仅承担着授业的重任，同时还兼顾研究，为人类知识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而从广义角度来讲，高校教师群体仅为学术职业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这一群体的变迁、准入、规则等多个动态概念。

关于学术职业概念与内涵方面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沈红、郭丽君、张英丽等。其中，郭丽君关注了学术职业的概念问题，指出“学术职业是个广义的概念，静态的高校教师群体仅为学术职业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这一群体的变迁、准入、规则等多个动态概念”。[46]张丽英等则指出，“之所以体现出多元化的特性，其原因在于生活概念模糊性无法满足科学概念精确性的需求、科学概念稳定性同社会现实变动性间的矛盾、学科研究国际性同国别情况差异性间的冲突。问题处理的最佳方式当数本土化解释”。[47]并指出：“广义上，指以系统化的高深知识作为工作对象，以知识的发现、整合、应用和传播作为工作内容的一种职业；狭义上，特指在大学和学院中以教学、科研、服务为工作内容的一种职业。”[48]

沈红教授在《论学术职业的独特性》中指出，“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学术的存在和发展使从业者得以生存和发展”。学术职业的特征体现在：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学术从业者同学术的生存与成长是共生的。它共由五个要素构成：学术、精神、工作、物质以及人群。相对其他职业来讲，学术职业的独特性就体现在学术上，后面四种要素或许是所有职业的共同属性，只是视职业差异而存在轻重上的不同。[49]

第二，学术职业的特性。

李志峰等对学术职业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探讨，指出虽然高校在不断发展变迁，不同国家高校教师身份、地位与职责区别很大，然而学术职业本质属性却存在着统一性，包括学术性、竞争性、独立性、自主性、精神性等。沈红教授指出，学术职业基于本身特性，具有复杂性、基础性、关键性和高的学科归属性的特点。[50]

第三，学术职业的内在结构与发展规律等。

宋旭红对学术职业角色的形成、组织基础、运行方式与各要素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学术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探索，指出学术职业建立在高深知识的基础之上，共包含三个基本构成部分：教学、社会服务及科研，自主、自由、学术至上是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基础。而学术职业结构性的变迁引起了周艳的重视，她表示国内高等院校学术职业结构性变迁通过两个方面呈现：“一是教师间学术职业结构的分化，由过去教师—行政人员间的二元结构，演变为现在的教师—课题经理—亦管亦教亦研的‘学者官员’纯管理者之间的多元关系和分层；二是教师本人职业的分化，主要表现在教师学术角色的多元化。”[51]同时，其提出学术职业分化、蜕变的主因是商业渗透、项目化及量化管理。庄丽研究了学术职业的运行规则，并提出了大学教师激励制度设计原则。李志峰针对影响学术职业国际竞争性的因素进行探索，指出学术职业国际竞争性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分别为资源竞争性、国际影响性、环境竞争性、职业竞争性及学术竞争性[52]，但因学术职业本身属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基础性、关键性和高的学科归属性的特点。基于学术职业的特点，大学组织呈现出自身的治理特征。

（2）学术职业的对象特征研究。该部分涉及的主要关键词包括：大学教师、高校教师、青年教师、高校女教师、学术人员等。按照从业人员的构成，学术职业大致可分为大学教师与博士生两大群体。关于教师群体方面，杨移贻探讨了群体认知问题，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反思和审视入手，在考察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基础上，认为培养大学教师高度的学术职业群体认知，应从统一价值观的构建、基础伦理观的打造、专业性职业制度的建设及维护、优质学术氛围的构建等多个方面入手。[53]此外，王俊、温正胞、张丽英分别对学术职业性别差异、高校兼职教师、国内学术职业后发力等主题进行了研究。从博士生群体角度方面，张丽英的研究较为突出，她于2007年与2009年连续发文对“中国后继学术职业人才”博士生群体的学术职业教育的多重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2008年，李志峰等人在学术职业分层分类的基础上对高校教师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及实践方式进行了分析；同年，在李志峰与龚春芬的共同努力下，《论大学教师发展与学术职业专业化》得以发表。他们主张高校教师的发展价值集中体现在学术职业专业性方面，同时也是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的客观需求及根本发展方向。若要保证学术职业专业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应明确学术职业专业化在高校教师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学术职业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做好下列多个方面的高校教师发展工作：培养高校教师自我发展理念，推动其专业素质的持续优化，进而打造其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建构其职业道德风范等。学术职业专业化在高校教师社会声誉及地位的提高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在高校教师的秩序性及制度性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正向性作用。别敦荣与陈艺波对学术职业阶段与高校教师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高校教师生存及发展方式选择与学术职业阶段息息相关，并且认为学术职业以现实的形式呈现高校教师的学术价值，是高校教师激励制度及劳动分工制度的根本。

综上所述，尽管学术职业对象特征研究涉及了相对更广的范畴及多元化的视角，然而从整体角度来讲，集中性较弱，特别是专题研究存在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问题。

（3）学术职业的域外研究。即对别国的学术职业研究成果进行探索。其主要涉及的关键词包括美国、终身教职、国际比较研究、威廉玛丽学院等。美国作为学术职业研究的主导国家，较早受到国内学者关注。杨锐将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主持的大型课题——《当代学术职业的国际比较研究》译介到国内，较全面地介绍了该课题组在1992—1993年对俄罗斯、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展开的调查比较情况，[54]使学术职业研究首次进入国人视野，由此引起了学术职业研究热点的显著变化。此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对美国、德国、荷兰、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术职业研究成果。针对美国方面，张斌贤对美国自1636年开始直至1914年的学术职业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可将其细化成三个阶段：①自1636—1721年的学院教师助教；②自1722年开始至1880年的旧式学院教授；③自1880—1914年的职业化学者教师。[55]李志峰、易静针对美国学术职业流动的属性及种类进行了探索，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学术职业经历了高流动性到相对稳定的流动，再到高流动性的过程；从流动类型来看，大体可分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两大类；从流动特征看，制度化与规范化，开放性和合约管理、流动管理的自治性、稳定与流动相结合是其基本特征”。[56]另外，他们还运用卡内基分类法考察了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学术职业的分层模式，并指出对中国高校学术职业分层和教师岗位设置管理制度最具借鉴意义的是其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大学和社区学院的学术职业分层。[57]关于美国研究型高校的学术职业发展历程，耿益群于2008年开展了全景式梳理。[58]另外，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的美国学术职业发展及国内高校职业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2010年，他又发表了《院校制度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职业的发展》一文，针对美国研究型高校中不同的院校制度与学术职业发展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项研究。李子江与陆永对美国学术职业安全保障体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学术职业受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声明的约束，“院校黑名单”在学术职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干预作用，集体谈判制及教师公会则为其学术职业的发展提供保障的观点，联邦法院认为其为学术职业奠定了法制化的存在基础。[59]文雪与沈红全面探索了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美国高校学术职业发展特征，即学术性同职业性共生的属性。吴岩针对美国高校教师学术职业化发展的进程及内涵进行了探索，主张其职业化发展共包含四个进程：侧重于科学研究方式，自主强化专业高深知识能力，强化教师专业意识，建设专业协会。他认为恰恰是高校教师的职业化发展使得美国高校建立起了科学研究方式及对学科发展的正确理解，同时借助合理性流动推动高校教师群体整体素质的优化，促进了教师这一职业的职业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60]。张丽英通过对美国博士生教育与学术职业进行相关分析，指出新时代的要求或变化并未在博士生教育——未来大学教师的培养中得以体现，致使博士生所接受的教育和将要从事的工作出现脱节现象，危及学术职业的未来发展。[61]

针对德国方面，学界集中关注的是德国学术职业的晋升路径，主要包括陈伟、易红郡分别发表的《“编外讲师”——德国学术职业生涯的独特设计》以及《从编外讲师到终身教授：德国大学学术职业的独特路径》。其中，易文明确指出德国大学学术职业的晋升“三部曲”:“首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研究经历，以便取得担任教师所必需的大学授课资格；其次，晋升编外讲师职位，获得承担教学任务的权利；最后，当教授职位空缺时，通过与其他候选人竞争获得终身教职。”法国以及荷兰的相关文献均只有一篇。关于法国的是卢乃桂与徐岚于2008年创作的《法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中的教师学术职业》。关于荷兰的相关文献则是《荷兰的学术职业——最近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其作者为吴志兰。卢文表示，当前法国学术职业发展面临着多个方面的挑战，包括教师低流动性、教学与研究难以结合、评估激励性不足、学术职业发展潜力较小等。此类问题的解决根本途径是强化大学自主意识，并优化管理体系。吴文则从荷兰学术界的人员任命、职业类型、人员身份及终身教授制等多角度进行探索。从宏观域外研究的角度来讲，郭丽君研究分析了西方高校教师聘任改制及其与学术职业间的关联，李志峰、沈红则探讨了欧洲中世纪学术职业的形成及形态。

由上可知，域外学术职业研究对象多以美国为主而其他的国家诸如亚洲国家印度、日本、韩国等，欧洲国家英国、俄罗斯、瑞士、意大利等，南美洲国家巴西、阿根廷等，北美洲国家加拿大、墨西哥等还未涉及。且就已有研究的国家情况而言，其研究深度与广度都有待加强。

（4）学术职业的制度与评价研究。其主要涉及的关键词包括制度、聘任制、分层、学术评价、流动。即从学术职业制度建构、体系、变迁、创新等多角度入手进行研究。2010年，宋旭红对制度的创新进行了研究，指出制度创新是国内学术职业发展的前提，同时主张“在学术职业自然学术偏好学术及以学术成就为根本取得社会地位的影响下，学术至上制度的重要地位被显现出来；竞争有序的学术聘任及学术晋升制度是学术生涯发展轨迹完善性的保证；学术声望与学术创新的有效互动使得学术声望上的马太效应与学术创新最佳年代间的矛盾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学术至上及竞争公平的学术环境通过同行评价来予以实现；学术自由、学术责任及学术规范三者间的和谐发展能够为学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推动学术的创新发展”。[62]杜驰对学术职业制度与高等教育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主张两者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表示“中世纪高校的出现推动了学术职业实现了由初萌状态向职业状态的逐步转变。伴随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步形成，学术职业也随之实现了现代性的强化，为制度体系内学术职业诉求同职业追求的有效结合奠定了基础。伴随当代高等教育的大众性的逐步强化，研究漂移现象也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对学术职业的价值体系造成了一定冲击，自制度体系改变的背景下学术职业出现了新的需求”。[63]李志峰与王长喜对学术职业专业性与文化选择、制度变迁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主张学术职业的专业性发展是建立在文化选择与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的，同时以政府、高校为代表的多种机构体系均是文化选择及专业制度设置的主要考虑指标。不仅如此，李志峰还针对学术职业专业性发展的方向进行了研究，主张学术职业专业性发展是由职业状态逐步转变为理想状态的发展趋势，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业职业准入建立在高深知识持续训练的基础上，学术职业生涯具备学术权利的初始权，学术人员的学术行为受学术伦理的限制，学术职业精神需求体现在对高深知识的潜心研读上。并且，他还强调了伴随学术职业专业能力的持续强化，其国际竞争性也呈现出逐步强化的状态。[64]李志峰与龚春芬以学术职业专业化为出发点对高校教师发展制度建构及问题进行了研究，表示学术职业专业化是高校教师前进路上的指明灯。阎凤桥以制度理论为切入点针对学术职业在社会主义环境下的特征及自改革开放起学术职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提出：①公立高校教师享有事业单位成员的待遇，民办高校教师则享有民办非企业单位成员的待遇，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体现出更强的优势，进而使得两种机构体系间的人员流动出现问题；②自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从人员聘用制度的角度来看，高校人事制度实现了由侧重身份管理向强调岗位管理的变迁。从工资分配制度角度出发，高校人事制度将工作绩效同工作收入有效地结合起来，不断调整整体收入中绩效工资占据的份额；③高校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政府主导的“单位”渐变为自主办学的“组织”，学术职业也随之实现了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65]刘献君在学术职业管理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必须从学术职业的根本特征出发进行大学教师聘任制的建设，包括不同聘任期限的灵活设置、建立中立组织以及发展性评价的实施等。[66]

郭丽君则针对高校组织制度与学术职业两者间的关联进行了探究分析，指出以专业学术人员为中心的高校组织机构呈现松散结合的特性，且其文化价值体系呈现规范化及双重权力格局的状态。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属性以及学术自由的核心仅为高校改革应尊重的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应关注到高校的组织属性，使学术人员统一的价值约束体系得到完整的保存。另外，2007年郭丽君还探索了高校教师聘任制度与学术职业间的关联，指出，相对于其他职业，学术职业最大的特征体现在学科性、自主性等方面，学术职业的这些特征决定了高校教师聘任制应呈现一定的自身管理特性，比如对高校教师在聘任过程中的学术偏好进行整体考量，执行更为严密的职业阶梯考评制度，对学术共同体声誉机制的重要意义建立起全面的认知等。[67]

综上所述，目前的学术职业制度研究尚有较多空白，如其制度生成、制度结构、历史发展、成本效益及体系等多个方面均不存在相关的研究成果。即便是具备一定研究成果的各个方面（制度环境、制度创新、相互影响等），在纵深研究上明显力度不强。并且，针对制度理论在其他学科理论中的体现也未做出系统性的探索。

（四）新老更替的研究前沿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对应领域研究前沿的探索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能够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学术研究前沿及变化情况，还能对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及研究的关键做出准确的预测[68]。可从被研究者临时突变组合的角度来解读研究前沿，以关键词出现频率及关键文件被引频率为依据，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以及动态发展情况做出准确判断。其二，可借助CiteSpace突现算法进行研究前沿的确定，通过考察关键词频和文献被引频次的时间分布，将其中频次变化率高的关键词和施引文献从大量的主题词和施引文献中探测出来，依靠频次的变动趋势，而不仅仅是频次的高低来确定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69]。简而言之，在某一阶段，通过基础突现词研究的科研问题以及批量文献探讨能够准确预测该研究的研究热点、关键。综上，以突现词为根本的文献研究及探索是研究前沿探索的基础，它可为全面的考察及判断奠定基础。而运用CiteSpace 3.0这一软件可对其学术职业研究领域进行精准辨识与判断，对学术职业研究前沿的分析提供重要的依据。

根据数据结果显示，国内学术职业的研究前沿是根据时间顺序进行演化的。此前对关键词的研究热点分析已经对其主要文献进行了阐述。通过关键文献检索和分析，国内学术职业的研究前沿和它的研究热点都具有按时期聚类的特性。根据关键节点的文献聚类，可以得知各聚类文献主题和研究内容存在不同。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国内学术职业研究多为译介引入与理论探讨。2005年后，我国迎来了学术职业研究的高速发展期，同前一阶段对比，不管是在研究视野上，还是学术研究对象的规模上均呈现出较大进步。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与国际的交流和合作也日益频繁。如杨锐的《当代学术职业的国际比较研究》[70]、奥默·巴托夫的《极端暴力与学术界》[71]、张桂春的《德国学术新生代怎样获取高校执教资格》[72]等、李志峰，沈红的《论学术职业的本质属性》[73]、张丽英的《美国博士生教育与学术职业相关研究述评》[74]、胡四能的《高校教师薪酬制度和聘任制度改革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研究》[75]、刘北成的《以职业安全保障学术自由——美国终身教职的由来与争论》[76]、荆建华的《对国内高校女教师发展问题研究的元分析》[77]等。

从1997年以来，国内学术职业研究逐步建立与完善。国内学术职业研究状况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科研队伍规模持续强大，形成研究机构网，学术职业研究随之呈现出开放的特性。一方面，学术职业科研、教学人员在高校中随处可见。可将研究者群体可细化成理论型与应用型这两种类型，且其主要集中在高校理论研究领域内，全面综合了不同行业关于学术职业研究的主张及论点，不同种类的研究人员通过多样化的机构获得了开放性更强的交流体系。另一方面，研究群体虽逐年扩大，但主要以“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增长，缺少“外来性”群体参与，并已暴露出研究群体过于集中的弊病，如学术交流演变为内部交流，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乃至研究结论趋同等。这不利于该领域研究良性扩展其研究边界，更不利于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二是研究内容虽涉及域外、本体、理论、关系、历史、制度、实证等众多方面，但每个方面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缺少纵深和横向拓展研究。从整体角度来看，专题研究在深层化与系统化方面也存在不足，并未建立起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研究方式及理论架构，这必然会阻碍学术职业本土化研究改变无序状态的进程。三是尽管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然而依然无法脱离学术职业本位论的干预，依然被束缚在大学校园的环境之中，换而言之，研究内容及研究兴趣依然集中在大学范围内，也可以理解为其仍然仅是大学研究的附庸产品。另外，关于以社会为代表的大环境的跨学科研究相对较多，而跨国、跨区、不同文化间的学术职业生态比较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中国学术职业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还有赖于研究群体的多元化、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以及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研究方式及理论体系架构等。然而从整体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处于艰难探索的阶段。不过，尽管起步晚，我国的学术研究在发展潜力上还是具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