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校学术治理与学术职业的关系研究与评价

学术治理对学术职业有什么影响？它与学术职业准入标准、共同治理、学术自由、教师中介组织有什么关系？学术职业的发展过程也是学术治理模式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学术职业发展的意义来讲，学术治理的突出优势体现在能推导出更为明确的关系规范，包括承诺、文化等。当前，人们在学术职业发展形成环境的探索上下足了功夫，然而关于学术治理与学术职业两者间关联的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

1992年卡内基研究显示，大学管理的作用并没有成为大学形塑压力的主要来源，大学管理也没有形成统一性的聚合趋势，而是出现多元化模式发展的路径。1998年，大卫·范恩哈姆对欧洲、北美、亚太地区15国的教师管理与学术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变得更为灵活，比如教师终身聘任制变革、雇用合同的非标准化，收入差距两极分化，集体谈判和分权化，收入分配的能力导向、职业安全问题等。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大卫·范恩哈姆运用“灵活大学”这一概念，来描述该类大学中大学教师新型雇佣模型。2002年，阿特巴赫比较研究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问责制、私营化与市场化，全球所有高等教育于21世纪的大环境中均面临的一些共同的话题，以及不同国家学术职业发展的整体趋势。他将研究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管理方面，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建议。2006年，阿特巴赫又进一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学术权力和共同治理的关系研究，比较了各国的专业权力与共同治理的关系，并区分了各国之间的重要差异，对不同国家学术职业应对危机的不同方式进行分析，这已经触及学术治理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关系研究。

Aarrevaara,T.具体考察了学术自由的操作性定义、学术自由与学术职业的关系、大学自治的现状以及对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78]。威廉·洛克和爱丽丝·本尼恩运用CAP课题的数据分析了学术治理对不同层次学术单位的不同类型学术职业人员的影响力。科根、乌利希·泰希勒[79]、阿基拉·有本[80]、玛丽·亨克尔[81]等学者，研究了学术职业的角色、学术职业人员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等问题，认为当代学术职业的边界发生了改变，政策边界和学术组织本身的模糊性，导致了科研控制的改变，学术自由、学术整体规则、学术追寻真理的使命受到挑战以及由此带来学术职业的变化。其并且认为，影响大学管理的角色和地位的范畴发生了改变，学术权力和规范性基础，科层主义的内涵发生变化。斯沃特则认为，全球大学在企业管理主义主导下，创造了新的学术职业角色和新的困难，显示出压力和士气低落的迹象[82]。其还对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理念进行了批判。其批判基于以下两点。首先，学术应使用纪律严谨，开拓辩论和促进开放的现实世界；其次，学术转化依赖于教学和科研。他总结建议成立一个“重要的协商运动”，探讨新的学术角色应当适应的新形势，学术职业人员的协商性应当加强。通过研究能够发现，从学术职业的角度来讲，学术治理模式的差异代表着其所起的作用上的不同；同时不同种类的大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中，此类治理结构所呈现出的功能也存在差异。

由于大学巨大的财政压力与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少而对其责任却越来越高，社会对大学与对学术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共同治理使学术自由陷入一种两难伦理困境。教授存在着三重身份：一是作为教授个体的身份，二是学院的成员，三是作为“共同治理”的成员与学生的学术自由休戚相关，有时甚至是高级学术行政官员。由于存在多重交叉的责任与身份，“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学术人员生活在社会舆论的多重压力之下。[83]皮特·斯科特研究了学术职业人员社会地位、学术职业的角色、学术自治与学术评价机制和责任系统，指出当代学术职业受“市场化”冲击，学术治理出现“可口可乐”与“麦当劳化”趋势，学术职业开始迈进“审核社会”。[84]Coates,H.[85]等集合国家统计数据和最近研究，揭示当前学术职业的特点，并确定了关键的问题领域，为进一步研究在未来几年的人力资源规划和发展提供实证基础。Kogan,M.和Teichler,U.[86]具体考察了学术职业的概念、角色、流动和国际化问题，认为学术职业面临新的管理挑战，如学术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自治开始下降，外部社会期望的压力增加，组织的外部环境、绩效导向控制的升级等。

对21世纪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阿特巴赫提出了一些具体改革建议。“怎样才能通过更为低廉的改革投资及代价保证学术职业改革过程中的显性问题或隐性问题做出妥善的处理，为改革明确发展方向同时推动预期目标的落实。”[87]上述研究都力图表明，良好的学术治理模式能够促进学术职业的发展，而有些学术治理模式则成为学术职业发展的障碍。这也就意味着学术职业与学术治理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大学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某种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