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业银行发展理论

现有文献对金融体系结构是以市场主导还是以银行主导并无准确界定，通常将英美金融体系结构视为市场主导型，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的代表性国家则是德国和日本。尽管从金融功能观来看，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比以市场主导或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有部分文献研究认为在控制了金融发展水平后，这两种类型的金融体系结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如Levine, 2002^[143]；Beck & Levine, 2002^[144]；Demirgüç-Kunt & Maksimovic, 2002^[145]）。这里不对两种类型的金融体系结构孰优孰劣进行讨论，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重，还是商业银行贷款占全社会融资额的比重等，都表明商业银行在过去、现在及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居于我国金融体系中最突出的地位。因为商业银行不仅是动员储蓄最主要的力量，也是家庭、中小企业、公司和政府的重要贷款来源，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Berger等（2019）^[119]比较详尽地回顾了银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为这一部分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洞见的参考。鉴于商业银行面临的监管制度约束对金融功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本节集中探讨跨区域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阐述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一、商业银行发展与资本积累

从金融功能的视角来看，商业银行应该是所有金融机构中金融功能最全面的。商业银行在风险交易和套期保值、监督管理者和实施公司控制等方面，可能不如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职能那么显著，但商业银行既是为商品和服务交易提供便利的主要渠道，也是动员储蓄的主力军，尤其在稀缺的金融资源配置上以及在金融体系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归结起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商业银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取决于其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促进资本积累和推动技术创新的实际效果（Levine, 1997）^[40]。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而且经济发展中的大型项目更是如此。商业银行利用存款工具的发行及账户管理提供交易结算的便利，同时也汇聚大量利用率不高的闲散资金。对于储蓄率不高的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商业银行推动储蓄率的提高对其经济增长意义重大。而对于我国来说，尽管商业银行在提高储蓄率上的边际效应没有欧美国家显著，但在很大程度上其数量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也确保了我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银行通过将相对非流动性资产转变为相对流动的负债为非银行企业及公众创造流动性，也通过发行贷款承诺之类的表外担保向客户提供资金来源（Berger & Bouwman, 2009^[146]，2017^[126]）。商业银行不仅为分散的众多储户的投资决策提供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通过分散投资于表内和表外的贷款、外汇和其他衍生工具为储户提供了分散投资的机会，同时还通过甄别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将稀缺的资金配置到潜在的高收益项目上，并在提供资金支持后对被投资企业和项目进行有效的监督，进而降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储户投资决策中面临的高昂监督成本，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

二、商业银行发展与资源配置

银行贷款是企业规模扩张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在美国，由于设立分支机构和经营地域范围的管制制度限制了银行从更宽地理范围获得存款，难以满足工业企业规模扩张的贷款需求，因此让美国银行跨区域管制政策备受批评。Giedeman（2005）^[147]对在1911—1922年期间的250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在企业的投资和增长方面，大企业比小企业对外部融资约束更加敏感，缺乏分支银行网络阻碍了美国大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张进程。1980—1993年，也就是美国在放松银行业分支机构管制后，金融资源不断向更有效率的大银行集中，不仅使大银行的市场份额上升了，州和联邦层面的集中度也都上升了（Savage, 1993）^[148]。Ashcraft（2007）^[149]和Demyanyk，Osterg aard和Sørensen（2006）^[150]认为，单元制银行的信贷总量极易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影响而面临较强的现金流约束，跨州运营BHCs则受益于地域多元化和跨区域分支机构间形成的内部资金市场，受到的影响也更小。

Rice和Strahan（2010）^[151]在对美国1987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的小企业融资调查（Survey of Small Business of Finances，SSBF）数据研究后发现，那些允许设立分支行的州与那些相对封闭的州相比，小企业贷款利率比基准利率要低80～100个基点，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银行进行贷款。这也强有力地说明，取消银行分支机构管制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创立。Bertrand，Schoar和Thesmar（2007）^[152]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金融机构竞争既可为企业投资提供更好的资源配置机会，也可促进企业和企业家的“熊彼特主义创造性破坏”的进程。由于对信息不透明的小企业贷款时，需要使用难以量化的软信息，因此传统的范式认为，社区银行（小银行、单一市场银行和本地银行）比大型银行（大银行、多市场银行和非本地银行）更容易与信息不透明的小企业建立牢固关系，但Berger，Goulding和Rice（2014）^[153]对美国2003年的小企业融资调查（SSFB）的研究结果与传统范式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①信贷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小企业贷款的信贷评分的引入。②银行管制的变化，如跨州银行和分支机构率法（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cency Act，IBBEA）允许大银行、多市场银行和非当地银行跨州整合机构。

放松金融管制有助于培养更多企业家及提高生产效率（江春和滕芸，2010）^[154]。Aghion，Fally和Scarpetta（2007）^[155]的研究发现，金融体系越发达的国家其新企业产生率越高，因为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可促进信贷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产生率。⁽⁶⁾Blanchflower和Shadforth（2007）^[156]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企业家精神的变化（自我雇佣率的急剧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时期的银行管制放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政策。Magri（2009）^[157]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放松金融管制后，信贷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而实行金融创新（如引进小企业信贷评级）后，信贷约束显著降低了。

三、商业银行发展与创新

运营良好的银行通过识别那些可以成功实施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的企业，并为其融资从而推动技术创新（Schumpeter, 1912）^[31]。尽管技术创新需要的资金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商业银行一直是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融资渠道（如Colombo & Grilli, 2007^[158]；Agarwal & Hauswald, 2010^[159]；Uchida et al.，2012^[160]；Giannetti, 2012^[161]；Berger et al.，2014^[153]等）。因此，政府采取刺激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新技术企业提供外源融资的间接措施比为新技术企业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更有效率（Colombo & Grilli, 2007）^[158]。不难想象，没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的供应者，企业家除非生来富有或慢慢积累资本，才有可能开展驱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业务（Zingales, 2015^[41]；Brown et al.，2019^[162]）。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软信息具有重要的空间维度，使银行业的地理分布、单一银行的空间结构对那些新创办的、小型的、创新型的、信息不透明的公司来说显得极为重要（Alessandrini et al.，2009^[163]，2010^[164]）。Benfratello等（2008）^[165]为意大利更高的银行分支机构密度促进了企业引入创新的概率提供了证据。尽管经验研究的结论具有混合性，但放松金融管制确实影响了企业创新（可用专利授权数和同一专利被引用数衡量）。放松跨州银行业管制不但提高了企业（特别是更依赖于银行融资的企业）创新的数量，而且提高了其创新的质量。Chava，Oettl和Subramanian（2013）^[166]研究发现，放松州内银行管制会导致在位银行（incumbent banks）市场势力的提高，降低了比较不成熟、较小型企业的创新活动，而放松跨州银行管制则降低了在位银行的市场势力并促进较年轻、较小型企业的创新活动。Cornaggia等（2015）^[167]确认了这些研究结果，他们指出放松跨州银行管制为较小型企业的创新融资提供了更多的信贷可得性。Hombert和Matray（2017）^[168]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运行情况不仅影响创新活动水平，也影响创新人力资本在全国的分布，同时信贷供给的冲击导致发明家的再配置，即年轻、多产的发明家会因这种冲击离开小型企业和借代关系受损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