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潜在效应

增设异地分支机构是商业银行在谋求跨区域发展的同时创设的新金融服务渠道，是金融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注册地以外增设分支机构参与异地市场竞争，可在微观层面对商业银行运营效率、经营风险和市场价值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变化也会在中观产业层面影响商业银行业的稳定，波及其他非金融产业并最终作用于宏观经济发展。

一、跨区域发展的效率效应

提升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是改善资本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方式。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带来的成本节约或经营效率的改善视为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进行辩护的重要理由之一。理论上，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银行跨区域扩张能降低产品（服务）的成本，扁平的“U”型成本曲线意味着中小银行比大银行更容易挖掘规模经济。Hughes等（1996）^[169]对1994年的443家美国银行控股公司（BHCs）的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增设分支机构能使非效率单元更接近效率前沿，无论是州内扩张还是跨州扩张都能提升规模经济效率。重要的是，放松经营地域限制可促进银行业竞争和并购，竞争的再配置效应可促使资产流向高效率银行，因此放松地域管制可改善银行的相对绩效。Aguirregabiria，Clark和Wang（2017）^[170]研究发现，在放松经营地域管制后的1998—2010年期间，银行存贷款存在显著的范围经济。Rime和Stiroh（2003）^[171]研究表明，中小银行存在多产品的范围经济，而大银行因管理层级增加导致代理成本上升反而表现出范围不经济。他们发现，美国银行业放松地域管制确实可降低银行的利息成本，小银行在放松地域管制后效率大幅提升，但大银行效率的提升则非常有限。Demsetz和Strahan（1997）^[172]研究发现，尽管并购对银行成本效率没什么影响，但在不增加总风险的前提下，并购可导致银行资产规模和经营地域范围扩张，因此被兼并银行的贷款资产比率、杠杆率及风险分散可提高利润效率。另外，当被并购对象相对低效率时，并购还可以唤醒无效管理，从而使效率改善更加明显。

近期的经验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与理论预测并不协调。一是大银行比中小银行规模更经济的发现可能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识，如Chen，Skully和Brown（2005）^[173]，Allen和Liu（2007）^[174]分别对中国和加拿大的商业银行进行研究后发现，大银行比小银行有更好的规模经济，原因可能是大银行有更高的管理技能及更容易采用先进的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二是并非所有银行都适合跨区域扩张。如Berger和De Young（2001）^[175]对美国在1993—1998年期间的7000多家银行跨区域扩张的跨国研究发现，成本效率、利润效率与地域范围呈或正或负的关系。这表明商业银行并不存在最优经营地域范围，有些银行适合在单一区域运营，有些银行则适合在全国运营甚至进行跨国扩张。三是跨区域扩张并不必然提升银行效率。如根据Dick（2008）^[176]的观察，尽管美国放开地域限制后，服务网络的扩大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可使消费者和银行同时受益，银行的利润效率得到提高，但扩张后控制运营成本和服务费用的难题会导致银行成本效率恶化。Berger，Hasan和Zhou（2010）^[177]对中国在1996—2006年期间88家银行的研究发现，存款、贷款、资产及地域四个层面的多元化既降低了利润也增加了成本，这可能是缺乏具备丰富经验和管理技能的高水平管理团队及最大化股东财富的有效激励方案造成的。

二、跨区域发展的风险管理效应

为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进行辩护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则是基于资产组合理论的风险分散效应。理论上，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可以降低银行对区域经济的依赖性，存款基础的地域多元化可降低流动性风险，贷款数量增加和地域多元化水平的提高可降低贷款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Hughes et al.，1996）^[169]。促进地理风险分散也是美国解除银行分支网络扩张管制的重要动机（Aguirregabiria，Clark & Wang, 2016）^[178]。简言之，跨区域经营存在的“共同保险效应”可以降低银行因非系统性风险而导致破产的概率。Demsetz和Strahan（1997）^[172]在控制了资产组合的组成和银行行为后发现，与规模有关的多元化经营可降低银行风险，跨区域规模扩张可降低银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ies，BHCs）的收入波动率。Deng和Elyasiani（2008）^[179]对美国在1994—2005年期间的505家BHCs的运营经验进行研究后发现，地域多元化指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就能降低银行4.16%的总风险。Goetz，Laeven和Levine（2016）^[180]研究发现，BHCs在大都市统计区的地域扩张可极大地降低银行风险，主要原因是地域扩张可降低不同地区的异质性风险，但他们的另一个研究（Goetz，Laeven & Levine, 2013）^[191]认为跨区域扩张对贷款质量不会产生影响。

地域多元化虽然可以降低银行的非系统性风险，但不能降低系统性风险。Demsetz和Strahan（1997）^[172]研究指出，尽管美国银行跨州地域多元化降低了系列活动的风险，但放松地域管制后的竞争压力迫使银行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资产，因此银行可能承担更高的风险。Dick（2008）^[176]认为一方面，放松地域管制带来流动性风险的降低可使银行提高信贷资产的比重，当银行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时，地域多元化既可能提高收益，也可能提高贷款的波动性，他发现银行的信贷资产组合风险在放松地域管制后确实上升了。另一方面，如果银行跨地域扩张缺乏管理技能和信息，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复杂化都可能强化代理问题，进而降低收益率或增加风险（Baele，De Jonghe & Vander Vennet, 2007）^[181]。De Nicoló（2000）^[182]对美国、日本和几个欧洲国家银行的研究表明，银行的破产概率与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存款波动是银行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互联网发展很快，但通过分支机构获取存款依然是所有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流动性来源之一，且通过银行分支机构获得流动性的成本比从同业拆借市场获得流动性的成本更低。Aguirregabiria，Clark & Wang（2016）^[178]研究发现，虽然放松地域管制增加了银行在地理空间上分散存款风险的可能性，但事实上美国仅有一少部分银行（如总部设在较小州的银行）利用这一点。美国银行业风险之所以得到降低，大部分源于州内银行并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因为进行跨州扩张。

尽管交通运输、通信技术等的快速发展更加有助于商业银行通过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跨区域扩张，但距离仍然是影响银行价值的重要因素。地域扩张或地理空间的多元化可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商业银行价值：一是通过扩大存款基础获得稳定的存款来源，以便抓住更多新投资机会增加收入，而资产组合理论意味着跨区域扩张可以降低银行风险，利用更大的运营规模传播其管理经验和技能，在改善管理效率的同时提升商业银行的价值（Jensen & Ruback, 1983^[183]；Deng，Elyasiani & Mao, 2007^[184]；Deng & Elyasiani, 200 8^[179]；Yildirim & Efthyvoulou, 2018^[185]）。二是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并购实现经营地域范围的扩张。当进行业内并购时，一方面中小商业银行会因并购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削减没必要设置的重叠部门和分支机构，业务部门间更强的协同效应（synergy）可以节约成本，并从中获得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并购可提升市场势力，并因此获得更低成本的资金（Pilloff, 1996^[186]；Houston，James & Ryngaert, 2001^[187]；Penas & Unal, 2004^[188]）和更高的投资收益，从而提升商业银行价值。三是因地域、文化和传统等的不同，商业银行做出信贷决策时依赖的“软信息”存在较大差异。相对总部的资深管理人员来说，分支机构的本地管理人员更熟悉所服务的社区，所以授权本地管理人员做信贷决策可以使银行更好地适应不同社区及社区“软信息”的变化，从而提升商业银行的价值。一方面，总行与分支机构距离的加大会弱化来自总行的干预（Brickley，Linck & Smith Jr, 2003^[189]）。另一方面，虽然分支机构管理人员的资历普遍尚浅，但有更大的动力完成任务（如寻求好的投资机会和提升效率的途径）以显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当总部资深高管人员不必要的干预或错误的建议等成为弊大于利的问题根源时，距离可防止总部文化导致的繁文缛节等官僚主义作风传递给分支机构，进而降低代理成本和风险，提高银行价值（Berger & DeYoung, 2006^[23]；Deng & Elyas iani, 2008^[179]）。Deng和Elyasiani（2008）^[179]对美国银行业研究发现，每提高1个标准差的地域多元化指数，商业银行的价值大约能提升7.55%。

但跨区域发展也可能损害商业银行的价值。Berger等（2005）^[190]认为，在较窄地域市场运营的银行通常比地域上分散的银行在做决策时更有信息优势，前者更熟悉所服务的社区，在做决策时更依赖于“软信息”。信息的不透明导致与BHCs总部的沟通成本非常高并产生组织不经济。本地管理人员被授权做信贷决策可以避免官僚主义，有助于银行更快地适应社区变化，使其产品和服务更有弹性，并可增强社区定位，而较大型的银行和地域更多元化的银行通常很难进行复制。较小型银行管理者和地域集中的银行管理者通常被“锚定”且有完成任务的较强动力，而大银行的分支行管理者通常缺乏所有权，并且高级管理人员还施加不同的约束。所以，为更好的贷款决策生产高质量信息的激励弱化会损害银行效率、增加风险，进而降低银行价值（Brickley，Linck & Smith Jr, 2003^[189]；Berger at al.，2005^[190]）。Goetz，Laeven和Levine（2012，2013）^{[191]，[192]}研究发现，资产地域多元化可加大股东和债权人对银行高管的监督难度，内部人贷款增加可导致贷款质量的降低，因而外生的地域多元化可降低BHCs的估值。这与地域多元化会加剧代理问题的理论预测是一致的。

三、跨区域发展的市场竞争效应

跨区域发展是商业银行扩张市场范围及进行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和内容。由于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关联性较强，所以异地市场竞争会在中观产业层面影响银行业整体的稳定性。学术界对商业银行跨区域市场竞争与银行业稳定关系的争论主要存在“竞争—脆弱”与“竞争—稳定”两种对立的观点。

在持传统的“竞争—脆弱”观的学者来看，市场竞争对银行谨慎行为的影响是负面的（Hellmann，Murdock & Stiglitz, 2000）^[193]，加剧竞争会侵蚀银行识别潜在高质量借款人的剩余（Chan，Greenbaum & Thakor, 1986）^[194]，降低高垄断产生的“关系型”贷款、“软信息”投资和“关系型”银行的信息租（Besanko & Thakor, 1993^[195]；Patti & Dell Ariccia, 2004^[196]；，Shamshur & Weill, 2017）^[197]，提高银行的信贷成本（，Shamshur & Weill, 2017）^[197]，强化银行从事更高风险业务的激励（Besanko & Thakor, 1993^[195]；Suárez, 1994^[198]；Repullo, 2004^[199]；Beck，Demirgüç-Kunt & Levine, 2006^[200]），最终导致银行信贷资产组合质量下降及违约概率上升（Chan，Greenbaum & Thakor, 1986^[194]；Keeley, 1990^[201]），并可威胁到银行业的稳定（Berger，Klapper & Turk-Ariss, 2009^[202]；Jiménez，Lopez & Saurina, 2013^[203]；Bushman，Hendricks & Williams, 2016^[204]）。Hellmann，Murdock和Stiglitz（2000）^[193]认为，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可侵蚀特许权价值，并可加剧银行的道德风险。Suárez（1994）^[198]研究发现，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的激励随着市场势力的下降而显著上升。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框架下，Matutes和Vives（2000）^[205]研究发现，较强的市场势力可降低银行违约概率。Calomiris和Mason（2003）^[206]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其破产概率越低，如出现大萧条这种极端情形时，设有大量分支机构的银行因承担了较多风险而更容易破产。Beck，Demirgüç-Kunt和Levine（2006）^[200]通过对在1980—1997年期间的69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发现，集中的银行体系更不容易出现系统性危机，即便在控制了商业银行管制政策、国家制度对竞争的影响、宏观经济条件等因素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Jiménez，Lopez和Saurina（20 13）^[203]的研究也为特许权价值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在他们研究的样本中，市场势力较大的银行其不良贷款率也较低。

传统的“竞争—脆弱”观虽然似乎深得人心，特别是在获得了习惯于谨慎行事的监管部门认同之后，但依然存在异见。反传统的研究通常将市场竞争视为银行体系有效的先决条件，认为限制银行跨区域发展在减少市场竞争的同时也会阻碍市场进出机制作用的发挥。虽然跨区域管制政策可为小规模和低效率的银行提供保护，但银行业更容易受到经济下滑、银行运行和资产组合等因素带来的冲击。Jayaratne和Strahan（1996）^[207]，Stiroh和Strahan（2003）^[208]等研究发现，伴随跨州设立分支行禁令的解除，美国银行业市场的进出更频繁，规模较小或效率较低的银行很难幸免于被兼并或退出市场的命运，导致资源逐渐向高效率的银行集中，可增强整个银行业的稳定性。

Boyd和De Nicoló（2005）^[209]等人进一步对传统的“竞争—脆弱”观提出了挑战。他们指出传统的“市场势力推进利润进而银行业稳定”的论断忽略了银行市场势力对厂商行为的潜在影响，因此提出了“风险转化效应”，认为具有较强市场势力的银行索要较高贷款利率会导致客户还款困难、强化借款人转向更高风险项目的道德风险激励，高贷款利率的定价方式导致逆向选择出现，从而形成高风险的借款人集合。因此，较强的贷款市场势力会导致银行业的风险也较高，如果公共部门相信“大而不倒”且银行或明或暗地得到政府金融安全网保护时，高集中度的银行市场风险可能更高。他们通过对在1993—2004年期间的134个非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市场体系越集中的银行越容易接近无力偿付或破产。Boyd，De Nicoló和Jalal（2006）^[210]，De Nicoló和Loukoianova（2007）^[211]研究发现，银行风险的倒数随集中度上升而下降，这意味着高集中度的银行业破产风险更高。

持“竞争—稳定”观的研究文献近期不断增多。例如，Schaeck和（2008）^[212]通过对欧洲和美国银行业的研究发现，竞争是银行（利润）效率提升的格兰杰原因，正是因为竞争对银行效率改善可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市场竞争可稳健地提升银行业稳定性。Schaeck，和Wolfe（2009）^[213]通过对在1980—2005年期间的45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发现，竞争激烈的银行体系更不容易出现系统性危机，且不出现危机的时间更长。因此，竞争的银行体系比垄断的银行体系更稳定。邹朋飞和欧阳青东（2011）^[214]通过对在1999—2007年期间中、美、日、德等9个国家银行的研究发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随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资本充足率水平随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竞争可增强银行业的整体稳定性。Anginer，Demirgüç-Kunt和Zhu（2014）^[215]研究发现，竞争可激励银行承担更多元化的风险，银行体系更能抵御冲击，有较弱监管、更高国有银行产权及有限制竞争公共政策的银行体系更加脆弱。Akins等（2016）^[216]在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竞争与银行业稳定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在州层面面临更少竞争的银行更可能从事高风险业务，从而也更可能破产，他们的研究支持竞争促进银行业稳定的理论观点。Goetz（2017）^[217]研究发现，放松管制可降低美国城市银行市场的进入壁垒，增强市场竞争可显著增强银行业的稳定，更激烈的竞争可降低银行的破产概率和不良贷款率，从而增强银行的利润率和资产质量。

有意思的是，Berger，Klapper和Turk-Ariss（2009）^[202]对在1999—2005年期间的23个发达国家的8235家银行的研究结论也与传统的“竞争—脆弱”假说一致，即较强的市场势力对应较低的总风险暴露。但也有部分证据支持“竞争—稳定”假说，即市场势力可提高贷款资产组合风险，提高股权资本比率可以降低部分风险。Martínez-Miera和Repullo（2010）^[218]认为，“风险转化效应”在垄断市场中占优势，但在竞争市场则可能存在“边际效应”，即竞争在导致贷款利率下降的同时可降低优良贷款的收益率，而优良贷款对银行损失风险的缓冲作用也随之降低。因此，市场竞争与银行业稳定的关系并不像“竞争—脆弱”观或“竞争—稳定”观所预测得那样简单。他们折中了这两种效应，并得出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是呈“U”型关系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