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顺治朝奇案冤案揭秘

这位十四岁才亲政，拿到皇权不过十年的小皇帝，火气不小，他一手制造了诛杀无数无辜者的“多尔衮谋逆”奇案和大清王朝第一起文字大狱即函可《变纪》冤案。但他在后宫情感上却一反常态，独一份痴爱董妃，以致成为后人都无法断论的一桩奇案——此董妃究竟哪方美人儿？

1 孝庄皇太后下嫁睿亲王奇案

孝庄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后嫁与太宗皇太极作妻，时年十三岁。她的姐姐也嫁与太宗，即宸妃。两人又是太宗中宫皇后的侄女。

太宗崇德元年（即公元1636年）被封为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生子福临，即后来的世祖顺治。福临即位，尊为皇太后，史称孝庄太后，也称顺治太后。她守寡时正值三十岁，还在关外，比多尔衮年少两岁。

孝庄是一个聪明能干，富有谋略，且很有姿色的女强人，对清王朝的建国贡献卓著。

孝庄太后下嫁的主要根据有这么几点：

①明遗臣张煌言《建夷宫词》之一说：

上寿觞为合卺樽，

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

大礼恭逢太后婚。

明成祖时于女真族所居地为建州卫，这里指满清。慈宁宫在紫禁城内隆宗门西，清朝为皇太后所居，皇后则居坤宁宫。春官指礼部。太后而曰“婚”，自然是改嫁了。

②多尔衮为顺治皇帝的叔父，清廷先称为皇叔父，后则直呼皇父。这是很奇特的。

③孝庄病重时（死时为七十五岁），遗命不与已故丈夫皇太极合葬，而别营陵墓于关内，她的理由是太宗奉安已久，不可再惊动他。昭西陵的碑文上有“念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动尊。惟世祖之兆域非遥，母宜从子”语。后来人认为这是她内心自愧于皇太极的原因。

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中都予驳正：

张煌言作为明遗臣，坚持抗清，其中“自必有成见”，含诽谤性质，而且写诗时人在南方，所以远道的传闻，邻敌的口语，很难作为依据，“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

蒋氏《东华录》曾记清廷于议多尔衮罪状中有一款说：“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此为王氏《东华录》所无）孟氏评说：“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最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等说也。”

至于皇父之称，“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这一点，郑天挺《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一文，辩证特别详细明确，他疑心“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的通称，其源盖出于族中旧俗”。和孟氏的由报功而非渎伦相合。

清朝皇后与皇帝分葬的，不仅孝庄一人，如孝惠皇后与顺治，孝圣皇后之与雍正等，且当时已有另一皇后孝端后和皇太极合葬在先，自更难合葬。

但，①张煌言虽与新朝对敌，他的为人一向正直严谨，如果并无其事，还不至故意毁一妇人名节，即使他得自民间传闻，但这时清人已入主中原，民间正慑于新朝的威暴，怎么会有这种传闻？

②清人称多尔衮为皇父，和古代称功臣为尚文、仲父不同，这两处的“父”字应读“府”。《清圣祖实录》记孝庄临死前对她孙子玄烨（圣祖康熙）说：“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这里的皇父虽指圣祖之父世祖，却说明皇父即父亲之意。孟氏又引《朝鲜仁祖实录》的话，正说明此中匣剑帷灯、扑朔迷离之状，那意思是说：清国何以有皇父摄政王之语？使臣回答说：（从前还用“叔”字），现在连“叔”字也不用了，所以仁祖说：“然则二帝矣。”仁祖起先为什么有此问词，不正是已闻下嫁的信息吗？孟氏以为《实录》中没有说明太后下嫁即作为无其事之证，未免过于迂执。胡适致孟氏书中说：“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问。”细加玩味，答语似隐而实显。

③据牟小东《清孝庄后下嫁之旁证》考释：清朝皇后和皇帝分葬的，如孝惠、孝圣等，她们都葬于陵园“风水墙”之内，独有孝庄后的昭西陵在“风水墙”之外。她的灵柩浮厝于“暂安奉殿”近四十年。《朝鲜李朝实录》在康熙二十七年正月，记邻邦朝鲜闻孝庄去世，却秘不发丧，朝鲜大臣感到奇怪。这是因为圣祖康熙已感染汉化，越发感到其祖母下嫁不光彩，所以有秘不发丧、灵柩浮厝等措施。

再从风俗上考察，这种娶兄嫂、姑母、侄女等渎伦事，在关外时非常普遍，皇太极与庄妃即是姑父和侄女。这里还可补充一点：孝庄寡居时，正在盛年，入关初期礼教观念很淡薄，从情欲上说，也很有可能。这话似近不经，但考察历史上某些妇女的生活史，其实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才女李清照在四十七岁时的再嫁。

前述多尔衮罪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话，孟氏也认为最可疑，又觉得“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大婚、布告与否，暂不深究，但有一点却是很明白的：这个“皇宫内院”只能指太后居处，正因孝庄已成多尔衮之妻，他才能以皇父之尊，堂而皇之进入内院。他在当时这样做，并不算错。孟氏的入室弟子商鸿逵，在《清“孝庄文皇后”小记》中，先认为单凭一些记载还不能作为下嫁的确证。接着说：“但即让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手段看待。”商鸿逵也承认有此可能，不如孟氏那样说得坚决。

《鞑靼战纪》所记世祖顺治命人将多尔衮尸体挖出，以棍鞭抽打，最后砍头暴尸，这不能不让人疑问：世祖对多尔衮为什么仇恨到这个地步？世祖的嗣位，当初主要由多尔衮拥立以致扶持，他并不是不知道，如果不是使他感到奇耻大辱，何至采用这样残忍手段对付逝者？

另据刘文兴《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书跋文：“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圯。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遂以闻于朝。”阁读指内阁侍读学士，为四品官，掌收发本章、总稽翻译，为清代独有官名。这是很有力的证据，刘氏跋语当可相信，可惜诏书未曾传世。至于《清稗类钞》及《清宫十三朝演义》所载下嫁诏书，纯为文人舞弄笔墨，后者出自小说家所言，两处诏文措词不同，其伪可知。

太后下嫁时（当在顺治六年前），世祖还年幼，到多尔衮死后，遂有削爵、毁尸等报复性举措。至高宗乾隆时，汉化已深，国母而再婚，更不成体统，索性将多尔衮平反，示天下以无隐秘。蒋氏《东华录》，因依《实录》红本为主，尚载亲到皇宫内院情节等等，光绪时王氏《东华录》成，乃削去加封皇父一节。这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欲盖弥彰，足见皇父与下嫁相关；一是本是报功的尊称，又恐引起后人误会，故而删除。

因为孝庄太后事件对后世影响的深远，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以为第十八回元妃归省，便是影射孝庄下嫁的大典：“行礼已毕，复行更衣，另备车驾，至贾母上房叙家人之礼，意者先御正殿，后入寝宫，所谓骨肉不分，天伦有有乐者即在此邪？”又说：“是曰入宫，亦曰入府（指摄政王府），为临幸后之第一步。”第二十九回贾珍知道张道士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则说：“是指为睿王替身，荣国公即从睿王名衮字上化出。……睿王替身，即元妙观之老神仙也。”并以为此回是“写睿王死后，孝庄追念的光景”。此固然有牵强附会之意，也见得太后下嫁说深入到各个方面。又据《清朝野史大观》卷一，太后下嫁后“出居睿亲王府”，这也为想象之词，与罪状中“亲到皇宫内院”便不符合。

孝庄下嫁如果是事实，当在顺治二年至六年，但到顺治七年三月，多尔衮又谕示邻邦朝鲜国王，索取国王的妹女、近族或大臣之女为妃嫔，可见其人之好色，总而言之，权欲与情欲便是贯穿了他的一生。同年十二月，他就死了。

就史学界观点来看，孝庄下嫁一案现今虽尚不能作明确结论，但近二三十年来，相信下嫁是事实的人却更多了。清朝的史官文书自然不会明白记载，但种种迹象，不难窥测，特别是对多尔衮尊贬的翻覆易变上，最可从夹缝中窥探出真相。

2 《变纪》书稿冤案

顺治四年（即公元1647年），距离清兵铁蹄践踏江南已有两年多时间，江宁（清兵占领后将南京改为江宁府）城内，除城门各口仍设满洲驻防兵把守外，一切秩序似乎恢复到正常状态。十月的一天，有位中年僧人想离开江宁南下，在熙熙攘攘的城门口接受度牒检查。城守兵发现，这个和尚竟然持有钦命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大学士洪承畴发给的护行印牌，立即警觉起来，仔细遍查其行装，从存放经卷的竹篓里找出南明福王答阮大铖的信件和自撰《变纪》一书，于是立即将他扣押。

这个僧人到底何许人也呢？为什么凭几页书稿就要被抓起来呢？

原来这个僧人法名函可（公元1612年～公元1660年），本姓韩，名宗，字祖心，广东惠州博罗县人。其父韩日缵，原为明崇祯年间礼部尚书。韩宗出身官胄显贵，自幼聪颖过人，成年以后，广交名士，砥砺名节，“有康济天下之志”，且性格好义，豪快疏阔，爱打抱不平，“有贫士冤狱自分死，师（即宗）密白得免”，所以“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子）为耻”。

韩宗早年生活，正处于明王朝根基摇晃、大厦将倾的大动乱时期。不少读书人，目睹朝政腐败，内忧外患接连而至，既不屑同流合污，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而愤懑丛生，普遍表现为恃才傲物，厌世嫉俗，终日置身于水榭楼台，热衷于诗酒牢骚之中，对活生生现实采取消沉回避态度。据《普济剩禅师塔碑铭》记载：当时韩宗等，“颇绝意进取，日罗声色，嗜饮酒，前堂置宾客，后帐列伎女，任使慷慨，交游阗，户外履相错，时人慕之为豪士”。其人简直放荡不羁，近乎荒唐。

明崇祯九年，其父病死京城。亲人辞世，家道零落，使他“闭门绝交游，悒悒无生人趣”，觉得“人间半点也靠不住”，万念俱灰，于是有超脱凡尘、遁入空门的强烈愿望。经过三年悟性，他终于下定决心，撇下慈母妻妾弟妹家人，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二十九岁时，偕挚友同登江西匡山（即今庐山）削发，皈依佛祖，取法名函可，“以世度沧桑，号剩人”。

但是，具有正直士子忧国忧民禀性的函可，不可能六根除净，血性消匿。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明皇帝上吊于煤山寿皇亭海棠树。甲申之变噩耗传到南方，南京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尚且呼天号地，以头触柱，血流至踵，更何况像函可这样的臣民。他虽身处禅堂，地僻南疆，木鱼钟声相伴，然而改天换地阶级搏斗的消息与终未泯灭的凡根相冲撞，掀起心灵滚滚激浪，使他难于入定，“悲恸形于辞色”。不久清兵入关，李自成败退西安，满洲贵族在北京建立清王朝中央政权。君父遭难，故国沦丧，异族入主中原，所有这一切对当时尚未被征服的南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函可感到渺茫、惶惑无所措。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在南京建立了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南明弘光王朝，这消息像茫茫黑夜的一线晨曦，给予函可以极大慰藉，他充满希望憧憬，仿佛看到大明帝国在地平线上升起。第二年春天，他借“请藏经”为名，亲临南京，去分享重建故国的喜悦。

函可在南京期间，寄宿好友顾梦游家。诗人顾梦游，字与治，南京人，明官宦世家子弟，“少称神童，十岁作荷花赋”，高风亮节，以出污泥而不染自喻。他血气方刚，“见国事日非”，相结四方贤豪，以文会友，或醉舟秦淮，或诗吟钟山。函可与他结为方外莫逆交，正是他们思想情操以至于政治态度互为一致的原故。

然而好景不长，函可居南京近三个月，对南明新朝还未有所了解，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以清君侧为由举兵造反，陷九江，下安庆，内战骤起，弘光朝一片混乱。清豫亲王多铎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自河南长驱而下，破徐州，渡淮河，扬州十日，镇江开钥，五月便进入南京。弘光小朝廷巢倾卵覆，朱由崧窜逃芜湖又被捉了回来。有大臣如钱谦益等捧舆图册籍于城外跪降；有大臣如马士英等挟太后作政治资本出奔；有大臣如史可法等坚持抵抗流尽最后一滴血；有大臣如方倬等无力回天又不甘屈服而自裁殉死。函可亲历其间，这“甲申之变”惨状的再现，又一次国破色变对他打击太大，再也按捺不住了。明朝正统观与民族大义感融合成不可压抑的精神力量，他挥笔疾书，把目睹耳闻之死事，一桩桩一件件记录下来，汇成书稿，书名叫《变纪》。

《变纪》因为是手稿，且被清兵没收，难逃被销毁之厄运，其详细内容现已无法查明。但作者站在南明立场，用满腔激情，记述了弘光朝仁人志士不甘亡国悲壮献身的事迹，这是可以肯定的。据函可的师兄函昰回忆：书中“闻某遇难某自裁，皆有挽，过情伤时，人多危之，师（即函可）为之自若”。可见，书中哀挽颂扬那些死者，是为抗清或自绝于清朝而牺牲的，对于清统治者来说，当然要犯忌讳。但该书只记死事，没有诋毁或号召反清之言辞，且为一文稿，并未刻印，尚无任何影响。如果想息事宁人，把它看作文人雅士喜欢摆弄笔墨习气，也未尝不可。

至于明朝福王朱由崧答阮大铖书稿，已无从考查。阮大铖为明季阉党成员，崇祯年间失势。他与福王朱由崧有交往，应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六月马士英推荐谒见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军陷南京这一年间。据现有史料，阮大铖于六、七月间曾向朱由崧上《备江策》两疏，主要内容为阻止李自成农民军突破长江天堑，陈述守江“三要两合十四隙”的防卫计划和措施。接着朱由崧提用阮大铖，遭到满朝尤其原东林派的坚决反对，明季阉党和清流生死搏斗在弘光新朝重演，深深打下了明王朝腐败没落的烙印。八月，命阮大铖兼佥都御史，巡视江防，掌握军事大权。他再上疏言党争，诋诬东林，为自己辩护。顺治二年二月，明又晋升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奉命巡江。他在陛辞疏中表示“君父再造之恩，倘犬马不伸其报，即豺狼岂食其余”。总观阮大铖上奏四五疏，皆言防御农民军及左良玉南下军事。福王朱由崧的答书，无非关于江防和党争二端，其中内容并无悖逆于清。而且此时弘光朝早已不存在，以此定罪实属勉强。

其实，《变纪》案发，背景十分复杂，直接牵涉到江宁军政首脑洪承畴与巴山的矛盾。

江南重镇南京虽被清军占领，弘光朝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实力几乎全部覆没。但各地抗清斗争此伏彼起，使清兵马不卸鞍，寝食无定，难以建立有效统治。于是，顺治二年闰六月，摄政王多尔衮采用剿抚方略，命老谋深算的大学士洪承畴到江宁，招抚南方各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赐敕便宜行事”。不久，又命昂邦章京巴山总管江宁驻防满洲兵，张大猷为提督江南总兵官，总管汉军及绿旗兵。洪承畴到任后，仅半年时间，就招抚了江南宁国、徽州、江西南昌、九江等十三府，攻破抗清义军据点江南绩溪、婺源。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洪承畴与巴山通力合作，剿抚并举，连续五次用兵，镇压了江宁及周围地区的抗清斗争。

当时睿亲王多尔衮以为自己慧眼识英雄，启用洪承畴收拾多铎留下的难以稳定的江南局势，十分得意。但洪承畴毕竟是汉人，与明朝关系很厚，南京曾是明开国京城，那里聚集着大批故明遗臣，多尔衮也觉得不太放心。所以他把守卫江宁的重担专交巴山负责。巴山，瓜尔佳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从清太宗皇太极南征北讨，立下汗马功劳。进关后参与击败李自成大顺军战役，然后镇守江宁。巴山被派驻江宁的目的，除了他是一名能征善战的骁将，藉以保证满洲兵在江南地区实力外，也是为了牵制和监视洪承畴。虽然给洪“便宜行事”，但也不让其为所欲为。这样，他们在镇压抗清斗争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在使用各自的权力上却存在着矛盾。

例如，顺治四年初，因抗清死难的故明左通政侯峒曾，其子侯元静曾派密使谢文尧，与在浙江海上继续抗清的鲁王朱以海联络。谢文尧在返回江宁途中，被清军抓获，搜出鲁王敕书，封洪承畴为国公，土国宝（江宁巡抚）为侯，并有鲁王将领黄斌卿致洪、土密信，说：“内伏承畴，杀巴、张（指张大猷）二将；外托国宝，靖除地方。”并说“承畴所具本章，已为转奏”。巴山如获至宝，迅速密报清廷。洪承畴得知巴山告密消息，立即上疏摄政王，以惊闻父丧和眼疾加剧为由请求解职守制。其实他的父亲早于崇祯十六年九月去世，已经好几年了。至于眼病，还不至于要皇上、皇叔父“特赐怜悯”。可见洪承畴的奏疏，暗示已知巴山给他泼脏水，要求澄清，以正视听，有点要挟的意思。多尔衮认为洪承畴对清朝的忠诚还是主要的，然而洪承畴的社会关系复杂，难免有瓜葛之事。五月传帝谕洪承畴、土国宝，明确表示“卿等皆我朝效力大臣，故反间以图明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望他们忠诚勤谨，以报国恩，“勿以此介意”，给洪承畴吃了定心丸。与此同时，又传谕巴山、张大猷，称赞他们“遇有乱萌及奸细往来，严密拿解，俱见尔等公忠尽职”，表扬巴山干得好。既平息了这场纠纷，又继续保持矛盾。七月间，因镇守江宁满洲兵多为骁骑，携带十二马群以充军备。为此需要在附近开辟牧草场。然而江宁乃江南都市，人口稠密，土地缺少，且多为民间种植田亩，无法建立草场。洪承畴反对这样做，上疏请求免建草场，给巴山一个闷棍，这样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所以，函可案发，无疑为巴山提供一颗打击洪承畴的炮弹。因为函可的通行证是洪承畴亲自颁发的，持此通行证的人却藏有“逆书”，岂不是洪承畴真与抗清有联系。巴山急不可待地将此案秘密上报朝廷，同时怀疑还有徒党，煞有介事地动员驻防军进行全城搜捕，“拷掠至数百”。将函可单独押在军中，不同洪承畴磋商，就秘密进行审讯。函可始终承认《变纪》是他一人私撰的，与他人无涉。于是用酷刑，使木棍夹双足，“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二语”。巴山一无所得，又把函可用铁链绕项脖三圈，送军营禁闭等候再审。他“两足重伤走二十里如平时”，江宁围观百姓都知道函可是无辜的，“为之含泪而不发一语”。

那位为函可提供写作条件的顾梦游，也被牵连受审。但这位肝胆相照的朋友，“白刃交颈，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坚定而不吐一字。他在《送祖心还岭南》诗中，早就有“心事两年同下泪，莺声明日独凭楼”的绝句，可见他们两人意气相通的深厚情谊。函可被流放沈阳后，写给顾梦游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的：“一卷诗书动甲兵，鸟飞鱼逝海天惊。许多人士欣同死，费尽精神荷再生。”表达了对顾梦游没有出卖朋友，为了共同信仰视死如归气概的敬慕。

这个小小案件被巴山人为地扩大，从上到下牵涉了不少人，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洪承畴。几个月前洪承畴就被巴山告了一状，这次又来一家伙，使他如坐针毡，十分被动。他审时度势，马上向朝廷引咎上疏：“犯僧函可，系臣会试房师、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到江宁印刷藏经，念及世谊，“臣给印牌令回广东，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自取愆尤，臣有世谊，理应避嫌”。至于“臣之情罪轻重，乞敕部察议”。洪承畴真不愧为一个足智多谋、有权力斗争经验的老手。他以因世谊发给印牌说明与案情无直接关系，并高姿态地回避参与处置此案，暗指由巴山单独审理有偏狭之嫌，将球踢给朝廷。

摄政王多尔衮不愿洪承畴、巴山的矛盾激化，否则定要影响江南稳定这个大局，便命将函可械送北京，由刑部审理定罪。对于洪承畴，吏部以“私发护身印牌”渎职罪，奏议应予革职。顺治五年四月十八日得旨：“洪承畴素受眷养，奉命江南，劳绩可嘉，姑从宽宥。”给他一个体面的警告。巴山在一年内连续两次告密洪承畴参与谋逆，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两起大案，洪承畴感到寒心，实在无法再在江宁呆下去。他再次以父丧和眼病恳请回京，清政府无奈，不久将他召回，仍任职内三院。而巴山结怨洪承畴，虽未获罪，却影响了升迁。

函可羁押在北京，经刑部审理，判决将他及其徒法纬等四人流放沈阳。顺治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函可等到达戍所，开始了他的诗歌大创作时期。流放四年后，函可才知道广东老家因抗清，多数亲友都死于非难。“几载望乡音，音来却畏真。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最后连这个弟弟也被迫害死。国亡家破亲绝集于函可一人之身。他悲痛：“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他呐喊：“不知是血复是魂，化作吴刀切心髓。”他自勉：“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

流放期间，函可倡立了“冰天诗社”，有当时被流放的名士、谪官及隐逸、僧道共三十多人参加。函可创作了大量诗篇，至今留传还有近一千五百首。顺治十六年冬（公元1660年），他病死于沈阳，年四十九岁。康熙十二年，函可的弟子搜集他的诗作，汇成《千山诗集》付刻印行。乾隆四十年，即函可死后一百一十六年，在查禁书大兴文字狱灾动期间，抄出了《千山诗集》。乾隆帝“恐无识之徒目为流淄高品，并恐沈阳地方或奉以为开山祖席，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命地方官“查明具实复奏”。于是，凡函可住过的寺庙及双峰寺所遗碑塔，尽行拆毁，连《盛京通志》中所载事迹也逐一删除。所著《千山诗集》、《千山语录》被列入禁书。这位清朝文字狱第一个罹难者，在其死后一百多年，又遭受另一次文字狱的迫害。

3 董妃与董小宛的清宫奇案

清世祖顺治的爱妃董妃，史称很有淑德，深得世祖顺治的宠爱，顺治十七年（即公元1657年）死，追封为皇后，谥孝献。

董妃为何许人也？一些裨官野史写道：董妃名董小宛，为南京秦淮河上的一个名妓，明朝末年，清军攻入南京时，清豫王多铎将董小宛掳到北京，献给清世祖顺治皇帝，并封称董鄂妃，后来不幸夭亡，世祖痛念欲绝，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当了和尚。传奇式的叙述，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以一个万乘之尊的皇帝，为了一个名妓，竟然放弃锦绣河山，遁入了空门，千古奇谈，莫过于此了。

那么，董妃究竟是谁？

原来董妃即董鄂，也作栋鄂，为满人三等伯鄂硕的女儿，十八岁被选入宫，世祖顺治封其为皇贵妃。顺治十七年（公元1657年）生一子，三个月后因病去世，追封为皇后。

而董小宛，为明末南京秦淮河上的名妓，当时的文人骚客没有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小宛名白，字小宛，别号青莲。生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2年），十几岁时沦为妓女，十九岁嫁江南四公子（方以智、陈贞慧、侯方成、冒襄）之一的冒襄为妾。冒襄，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明末副贡，授台州推官不仕。明朝灭亡后，隐居乡里，不仕清朝。董小宛与冒襄的结合，是一桩才子佳人富有诗情画意的故事：

话说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冒襄慕董小宛之名，二人在南京半塘相见，这时小宛年仅十六岁。三年后，到了崇祯十五年（公元1641年）小宛生病，冒襄特来探望，在病床前冒襄倍加照顾，两人情义日增。经友人钱牧齐从中撮合，十二月小宛脱离风尘，嫁冒襄为妾。这时小宛十九岁，冒襄三十三岁。小宛到冒家后，极尽妇道，贤慧过人。冒襄著《影梅庵忆语》记述很详：“姬（即小宛）在别室四月，荆人（指冒襄原配苏氏）携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性举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己。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膠铄金时，必拱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余每课儿文，不称意，加复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应酬之费，与荆人日用，金错家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铢两，不爱积蓄，不制一宝粟钗钿。”

那时候，清兵入境，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明朝即将覆灭。江南一带，到处兵荒马乱。冒襄一家离乡逃难，一日数迁。在这战乱的生活中，董小宛随同冒家颠沛流离，受尽了苦痛。冒襄在《梅影庵忆语》中记述道：“巢民携带家口一度逃出盐城外，乱稍定，匍訇入城，夜假宿于方坦庵年伯家，……时当残秋，窗风四射。翌日，乞斗米束薪于诸家。……余则感寒，痢疟沓作矣。横白板扉为榻，去地尺许，积破絮为卫，炉煨霜结，药缺攻补。且乱阻吴门，……又冒险渡江，尤不敢竟归家园，暂栖海陵，阅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摸，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适，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与吁天稽首外，非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谇诟之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我死犹生也。如夫子不测，余留此身于兵燹间，将安寄托？’更忆病剧时，长夜不寐，莽风飘瓦，盐官城中，日杀数十百人，夜半鬼声啾啸来我破窗前，如蛩如箭，举室饥寒之人，皆辛苦齁睡。余背贴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倾耳静听，凄激荒惨，欷歔流涕。姬谓余曰：‘我入君门整四载，早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象，毫发几微，不邻薄恶。凡君受过之处，余敬之。敬君之心，实逾于爱君之身。鬼神赞叹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当此境，奇惨异险，动静备历，苟非金石，鲜不销亡。异日幸生还，当与君敝屣万有，逍遥物外，慎勿忘此际此语。’”这段记述，听来如泣如诉，道出两人的厚义深情。可怜年方二十八岁的董小宛，因积劳成疾，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死去，葬在影梅庵旁。冒襄作《影梅庵忆语》两千四言用以悼之。

自古才子佳人多情义，而董小宛与冒襄给后人留下一段风流佳话。裨官野史将董小宛移植为清世祖顺治的董妃，阴错阳差，混淆了多少人的视听。且不说清朝制度是禁止满汉通婚的。宫内选秀女、选妃，都是在满族人内挑选。董小宛为汉人，又是名妓，何能被选入宫？再则，清世祖顺治与董小宛的年龄相差悬殊。上文说到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董小宛与冒襄结合时，董小宛十九岁，而清世祖福临年仅五岁；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年方二十八岁，清世祖福临才是十四岁的童子。一个十四岁的小皇帝，为何能纳一个近三十岁的妇女为妃呢？细想一下，董鄂妃的译音与董小宛都有一个“董”字，这恐怕就是错把小宛当董妃的一个遽头吧！

4 顺治朝几起笔祸冤案

（1）“皇叔父”与“王叔父”案

清王朝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为健全和稳定全国行政机构，培养维护其统治的官吏，沿习历代王朝惯例，实行开科取士。顺治元年，规定以子午卯西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各县诸生于省城考试，叫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二年二月，中考者集齐于京城再考，此叫会试。

顺治二年（即公元1645年）为清王朝第一次乡试，河南省乡试于八月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末场。三场完毕，发现中举者中竟有人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因为顺治元年十月，皇帝福临在北京登基，表彰摄政王多尔衮对清朝入主中原的功勋，认为其功“此皆周公所未有而叔父过之”。特颁诏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锡之册宝，式昭宠异”。因此，多尔衮应称为“皇叔父摄政王”。考卷中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对当时权势鼎盛的多尔衮来说，一是不敬天子帝王，二是轻视摄政王。就这样，负责此次考试的主要考官欧阳蒸、吕云藻全部被革职，并交由刑部问罪。

（2）坊刻制艺序案

顺治初年，清廷忙于战争，文网之事，尚未被重视，且新旧朝代更迭，规章制度尚待确立，胜朝遗民士子对新朝并不顺服。顺治五年（即公元1648年）四月，大学士刚林有“直纠悖乱坊刻以正人心”疏，发起又一桩文字狱。

刚林，满洲正黄旗人，精通汉文，天聪年间以汉文应试中举，崇德元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入关后，与范文程等参与政事，依附摄政王多尔衮。刚林于疏中称，因以汉文教授子孙，发觉坊刻选文“皆悖谬荒唐，显违功令，已令人不胜骇异”。尤其所书“制艺序”，“只写丁亥干支，并无顺治年号，以尊一统，历代皆然，目无本朝，阳顺阴违，逆罪犯不赦之条”。于是定谳，将有关人员毛重倬、胥庭清、史树骏、缪慧远等均置于法。当时礼科杨栖鹗遂有请正文体一疏，要求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以此控制出版权限。

（3）黄毓祺复明诗词案

黄敏祺，字介之，号大愚，明天启元年贡生，江苏江阴县人，性忠义慷慨，素有文誉，尤善禅学、诗词，知交遍国内，家产占半江城。顺治二年，清军攻打江阴，他破家抒难，城陷后亡命淮南，曾前后接受南明鲁王监国，唐王隆武的官职，筹划义师抗清屡败。顺治四年，易姓埋名，隐居于寺院，创作不少诗篇，表示“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的决心。

顺治五年（即公元1648年）春，黄毓祺在泰州被人告发，搜获原南明鲁监国颁给旧铜印一颗，诗集一本，被捕者除黄毓祺外，还有其友人薛继周等人。黄毓祺的诗集，和他的行动一致，当然是要恢复明朝，其中不乏“悖逆”之词。他的狱写供词，直言不讳，称：“道重君亲，教先孝弟，某逃禅已久，岂有宦情？义愤激中，情不容己，明主嘉诚，遣使授职，招贤选士，分所应然。衰愦旷官，死有余责。”三月被解送江宁（南京）监狱。凤阳巡抚陈之龙疏奏，并以回籍之江南名士钱谦益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赞助金五千两招兵等情入奏。四月得旨，“黄毓祺著正法”，其有关人等由地方官查拿究罪，其子两人依律发旗下为奴，并诏命江南总督马国柱审讯钱谦益。

钱谦益，常熟人，原为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谙悉朝典，博学工词章，著述颇多。清兵下江南，钱谦益迎降，清廷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又充修明史副总裁。顺治三年六月以病回籍。摄政王疑有异心，令抚按常视疾以告。黄毓祺案发，钱谦益至江宁诉辩，言“图报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余息，行动且靠人扶掖，岂有他念，恳请马国柱为之开脱。恰好首告钱谦益从逆之盛名儒逃匿不敢对质，且黄毓祺已病死狱中，马国柱便以钱与黄素不相识定谳，具疏为其解罪释归。据一当时人材料称，钱谦益用贿三十万两才得免罪。

黄毓祺的诗词已毁失不可收集，入狱时的“反诗一本”，可能是《小游仙诗》（黄介之自订）。他在自跋诗后曰：“余渡江后，诗皆为取去，只存《小游仙》四十二章，海陵狱中多索书者，聊以此应之。”剩下诗六章，加了小注，交付看门人邓大临偷偷送出，至今留传下来仅此六首。黄毓祺在狱中病死，按律戮其尸，邓大临赎其遗体归葬。

（4）《怀旧集》手钞本案

冯舒，字已苍，江苏常熟人，明季诸生，擅长文学，家多藏书，又极有学识。据县志记载，他为人豪爽，心直口快，嫉恶如仇且不畏权势，庶吉士太仓人张溥与张采创立复社，联络吴、越文人雅士，曾招请冯舒，他因觉得耻居人后，秀才争气，拒不参加。著有《默庵遗稿》、《凡空集》、《北征集》、《浮海集》、《避人集》、《幽违集》、《怀旧集》等。

时常熟县令瞿四达，贪赃枉法，民怨沸腾，诸生黄启耀等上告县令贪状。因冯舒对县中钱粮开支弊端了如指掌，瞿四达以为告状出自冯舒的手笔，怀恨在心，利用冯舒《怀旧集》手钞本自序中只书“太岁丁亥”，不列写清朝国号年号，并摘其诗中忌讳语，坐以讥讽毁谤本朝之罪，最后将冯舒杀死于狱中。

冯舒为钱谦益的密友。崇祯十年，常熟人张汉儒参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科臣瞿式耜：“喜怒操人才进退之权，贿赂握江南生死之柄。”“甚至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于是将钱、瞿逮捕下锦衣卫狱。钱谦益托冯舒求援于大学士冯铨，加上太监曹化淳的干预，才免于一死。然而瞿四达从来依附于钱谦益，自称为钱谦益的门人。冯舒之狱落于瞿四达之手，钱谦益竟不为其说情，士林该以此事骂钱谦益。

（5）张缙彦诗序案

张缙彦，字坦公，河南卫辉新乡人，明崇祯辛未进士，升官到兵部尚书。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北京，他会同太监曹化淳开门迎降，后不被重用，于是南归。顺治元年，清军南下，彼赴固山额真叶臣军前纳款。南明弘光朝立，又援以总督，惧逃隐匿。顺治二年复受洪承畴招降。顺治九年因荐赴吏部考核，顺治十五年官至工部侍郎，十七年甄别降授江南徽宁道。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奏大学士刘正宗阴毒奸险，结党攀附，蠹国乱政一案，其中罪状之一，即“正宗莫逆之友为张缙彦、方拱乾。缙彦外贬，拱乾流徙，正宗之友如此，正宗为何如人耶？”“且缙彦序正宗之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于是，张缙彦诗序案发，顺治帝立命令刘正宗、张缙彦回奏。

所谓“将明之才”，据刘正宗回奏，“此语诚似诡谲，然臣现存诗稿，缙彦序中未见此语也”。其实他把原稿扯毁灭迹，想以此混蒙欺瞒。可见，告发者与被告者都认为此语的要害乃“恢复明朝栋梁”，关系非浅。顺治十七年（即公元1660年）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肖震又奏劾张缙彦：“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即将张缙彦解官逮押至京师。顺治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审议具奏。

审讯时，张缙彦承认为刘正宗诗作过序，序中“将明之才”出自诗经，西汉书彦真卿墨刻所载。但又谎称曾送与魏裔介、林起龙、张瑃、王熙等人，未送刘正宗；且原为草稿，后又改写一篇，刻与未刻不知道，尚未成书，不曾遍送与人。及至用刑，才供已送刘正宗。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将明之才’一语，即系诗经、西汉书颜真卿墨刻所载，若非有意借用，何不即行承认，乃巧辞欺饰，实有诡谲之意，叵测之心。”张缙彦“以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应立斩。十一月初十日顺治帝下旨：张缙彦本当依拟处斩，现从宽免死，著革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放宁古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