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康熙朝奇案冤案揭秘

刚刚接手皇权大印的少年天子，就爆出一件因为鳌拜案而滥杀无辜臣民的奇案，但他并无疚愧，随后又毫不留情杀害了无数笔下“冤鬼”，他立太子犹如踢皮球，把整个皇宫折腾得凄凄惨惨、硝烟弥漫。

在他执政期间，朝野上下一桩桩稀奇古怪的案子，也让他应接不暇，江南重要考场竟然堂而皇之进行买卖举人的交易，而且幕后“老总”竟是他眼中的宠臣，斩之？还是放之？

1 江南乡试舞弊奇案

此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九月——

九月为江南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那个时候，太阳高悬，天空如洗，枫红菊黄，桂花飘香，秋色十分宜人。如果在往年，江宁城（现今南京）里，秦淮河畔，早已丝竹声声，仕女如云。但是，今年却大不相同。自从九月九日乡试发榜后，落第秀才们看见榜文上所中的全是达官、贵宦、盐商、富豪的子弟，一个个义愤填膺。他们聚集街头，痛骂考官贪财纳货、贿卖举人。到了二十四日这一天，落第秀才们的不满达到了高峰。一时间，聚集了一千多人。他们推举一位名叫丁尔戬的秀才为头，抬着泥塑的孔圣人上街游行。秀才们的举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聚集街头，围观助威，一时人山人海。秀才队伍浩浩荡荡从玄妙观动身，直奔学府。一路之上，有的面对人群演讲，列举考官受贿种种情形，声称不服所发榜文；有的沿途散发刻写着“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的传单，影射主考官左必蕃对科场舞弊情形视而不见，副主考官赵晋胆大妄为，接受贿赂。队伍来到学府，将财神爷像安放在明伧堂孔夫子身边后，又蜂拥着直奔贡院，将写有“贡院”二字的黑漆金字匾额用纸糊住，在上面大书“卖完”二字。

江宁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所在地，竟然出现这类聚众闹事，讥讽圣学之事。总督闻报，大为震惊，立刻派遣一队队持刀握枪的戈什哈（意即侍卫、捕快）前来镇压，怎奈秀才们个个毫不畏惧。虽然丁尔戬等十多人被抓走，但是秀才们散而又合，很多民众也聚而不散，群情更加激愤。

江宁城是这样，扬州城里未中举的秀才也是盛怒难平。这里是本科江南乡试主考官左必蕃的家乡。愤怒至极的秀才们涌入左氏宗祠，将祠堂捣毁。当时安徽省城安庆和江苏的其他府州县城，未中举的士子们也聚集哄闹。

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深居紫禁城的康熙正在为自己亲手开创的太平盛世而怡然自得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三封从江南送来的加急公文。一封是新任江苏巡抚张伯行送来的，奏称：“此次江南乡试，副主考赵晋受贿纹银十万两，出卖举人功名。同案作弊的有阅卷官王日俞、方名等，而主考官左必蕃却知情不报，欺骗圣上。为此，江南士子群情激愤，如不迅速查处，将会发生重大事变。”另外两封则是皇上在江南的重臣、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送来的两份密折，启奏江南乡试考官受贿，民情鼎沸，落第学子抬着孔子圣像游行的情况。

康熙览奏，异常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盛世之年会出现如此丑闻，于是立即命令户部尚书张鹏翮和漕运总督赫寿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查处。临行，康熙一再告诫：“江南乃噶礼所辖之地，落第学子如此激愤，必有原因，卿等此去，必须秉公办案，务必将贪渎官员查出，以平民愤。”

张鹏翮是四川遂宁人，进士出身，历任苏州知府、盐运使、浙江巡抚、河道总督、户部尚书等职。他一生治河颇有政绩。但为人胆小怕事。这次派往江宁查办江南乡试贿卖举人一案，知道此案非常棘手，如果秉公办案，必然得罪权贵，而隐瞒实情，又怕激起民变。但圣命难违，只有硬着头皮赶赴江宁。漕运总督赫寿是个满员。他虽然读书不多，顾忌却少，自恃两江总督噶礼也是满员，可作靠山，所以接到朝旨，欣然上道。

钦差大臣火急火燎地赶到江宁后，以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为首的江苏、浙江两省文武官员都到接官亭迎接。因为朝旨紧迫，略事寒暄后，决定第二天开始审讯。

审讯的地点就在钦差大臣的行辕。消息传开，还未返乡的秀才和百姓一大清早就来观审。行辕门前人山人海。为防闹事，总督噶礼特派一营兵丁守护行辕，维持秩序。

辰时许，被指名参劾、早被看押起来的副主考赵晋，阅卷官王日俞和方名被带上堂来。此时，堂上坐着两钦差和总督、巡抚四人，还有江苏、安徽两省各府、州、县官员也齐集江宁旁听。堂上官员一个个衣冠楚楚，神态庄严，两旁侍立着数十名带刀亲兵和衙役，横眉竖目，堂上夹棍、板子等各种刑具则摆满一地，几名犯官被这种气势所慑服，未曾审讯，便面如土色，浑身颤抖。

张鹏翮把惊堂木一拍，大喝道：“大胆赵晋，辜负圣恩，胆敢贿卖举人，受贿多少？出卖多少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赵晋情知难以抵赖，叩了个头，坦白承认：“罪臣该死，收受贿金三百两，取中考生吴泌、程光奎二人。”

接着提审考生吴泌和程光奎。吴、程二人都畏惧于王法，供认了自己向考官行贿的详细情况。

原来，吴泌是扬州盐商吴宗杰的独子，家资豪富，当铺、钱庄遍布江淮。吴泌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既不愿读书，也不愿经商，一心只想做官。他嫌捐纳名声不好，被人歧视，一心想在正途上图个出身，无奈胸无点墨，连个《三字经》也背不出，怎能凭借真本事去考试？江南乡试入闱前，他就到处托人寻找门路，企图花钱买个举人。吴泌有个好友叫余继祖，与原安徽巡抚叶九恩的门生员柄相好。吴泌与余继祖商量，愿意拿出八千两银子买个举人，请员柄代为转求，并送员柄黄金一百两、银子二百两，作为酬劳。员柄收了重礼，便去拜见恩师叶九恩，诡称吴泌是自己表弟，愿意出银八千两，买个举人。而叶九恩是个贪婪而又狡诈的人。开始只答应帮忙，却不收分文酬金，并与员柄商量，定下关节暗号为“其实有”三字，放在第一破题内。叶九恩受人之托后，派人暗中探听门路。他打听到泾县知县陈天立已被任命为江南乡试同考阅卷官，与副主考赵晋是亲戚，于是将暗号交给陈天立，转交赵晋。托言吴泌的父亲与自己是知交，请求帮忙录取。入场后，吴泌的卷子分在同考阅卷官句容县知县王日俞的房中。陈天立又对王日俞说吴泌是副主考赵晋授意要取中的人。于是，这个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纨袴子弟便靠着重重关系当上了举人。

另一个考生程光奎是个白丁，百家姓上的“赵、钱、孙、李”四个字都写不出。因其父是盐商，又与副主考赵晋、同考阅卷官山阴县知县方名是熟交。乡试前他花五百两银子请人写了篇文章，交给方名带进考场。程光奎入场后参照这篇文章做题，自然也被取中。

吴泌、程光奎中举后，为酬谢这些恩人，吴泌送给原安徽巡抚叶九恩银子五千两，陈天立、王日俞各一千两，副主考官赵晋黄金十五锭三百两；程光奎送给方名银子八百两，送给赵晋黄金十五锭三百两。

案子初次审理得非常顺利。行贿者与受贿者全供认不讳。两位钦差大臣正准备让犯人画押后退堂，谁知参加审案的江苏巡抚张伯行却提出了一个疑点。他低声向两钦差说：“此案还有一个疑点，需继续查清。”

张鹏翮与赫寿相对一眼，诧异地问：“请问大人，此案还有何疑？”

张伯行道：“吴泌、程光奎两人供认都送给赵晋黄金十五锭三百两，而赵晋只供认受贿三百两黄金，还有三百两黄金到哪里去了呢？”

“呵！”两位钦差顿时被提醒。

于是对吴泌、程光奎又进行审讯。

“吴泌、程光奎，你们送给赵晋的三百两金子是谁送去的？”赫寿追问。

“大人，是托叶抚台的家人李奇代转的。”

两钦差大臣立即派衙役将李奇传来。李奇是叶九恩的心腹仆从，平常凭借其主子巡抚势力欺凌百姓，霸占田产，无恶不作，拘捕到堂，一眼弊见犯人脚镣手铐，跪在堂上，早已吓得浑身发抖。当钦差问到贿金时，他如实供认说：“吴泌和程光奎送给赵主考官的三十锭金子都是小人代收的。不过，我将金子送给赵主考官时，他只收了十五锭，却将另外十五锭三百两金子让小人带回交给主人。赵主考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三百两金子究竟送给谁，小人当时不敢问，是事后才知道的。”

“那三百两金子送给谁了？”两钦差同时喝斥问道。

李奇向堂上瞥了一眼，狠了狠心回答：“听说是送给两江总督噶礼大人的。”

此言一出，满堂哗然。审案的问官和观审的百姓万万没有想到这件案子竟会牵涉到封疆大吏身上。两位钦差大臣目瞪口呆，坐在堂上不知如何是好。

“胡说！”只见噶礼把惊堂木一拍，怒吼道：“来人呐，给我将这血口喷人的恶奴乱棍打死。”

“喳！”两旁的亲兵一拥而上，将李奇抓住按在地上。有的举起木棍，正要行刑，忽听一声怒喝：“慢！”

大家循声看去，却是那位提疑问的江苏巡抚张伯行。只见他怒容满面，对着噶礼说：“大人，此是朝廷公堂，哪能随意将犯人处死？”

“这个恶奴胆敢诬蔑朝廷大臣，难道不应处死？”噶礼也大声争论着。

“纵然是诬陷大人，也要让他将话说完。”

于是，总督、巡抚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堂上大乱。两位钦差大臣只好宣布退堂。

张鹏翮、赫寿回到行辕，心事重重。他们都知道噶礼是康熙的宠臣，是满员中最受信赖的，且党羽遍布朝中，如实上奏，不仅开罪噶礼，还怕触犯圣上，特别是张鹏翮之子张懋诚，现任安徽怀宁知县，是噶礼属下，更不敢得罪。两人密语一阵后，脱去公服，换上便衣，摒去仆从，夤夜到巡抚衙门拜访。

张伯行听说两位钦差深夜微服拜访，颇感惊异。迎至书房坐定，略事寒暄后，张伯行说：“二公夤夜光临，何事见教？”

“还不是为江南乡试案之事。”张鹏翮回答。

“今天审讯较为顺利呀。”

赫寿说：“今晚拜访，实为总督之事。噶礼大人身为封疆大吏，竟敢接受贿赂，理应重处，但总督一向为皇上所信任，如果事情闹大，怕触怒皇上，不如就此了结。”

张伯行是个生性耿直、嫉恶如仇的人，被康熙誉为当今第一清官，听了两位钦差的话，立刻勃然变色，大声说：“二位钦差大臣乃国之贤臣，一向秉公执法，为圣上所信任，如今若以个人得失袒护罪犯，回避权臣，使正义不得伸张，法不禁权贵，上负天子爱才之心，下屈士子报国之志，下官绝不苟同。”

一番义正严辞的话，将两位钦差大臣堵得面红耳赤，非常尴尬，半天才掩面而去。

第一次审讯，出人意料地问出江南乡试案行贿的后台竟是权势显赫的两江总督噶礼，使案件变得复杂起来，而两钦差的息事宁人，与江苏巡抚张伯行坚持上奏的对立态度，又使案情更趋复杂。谁知三天以后，主要证人陈天立和李奇竟在狱中自缢身死，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使本来复杂的案件更加错综复杂。

消息传到京城，康熙却非常冷静。他不动声色地连下两道手谕：一是命令张鹏翮、赫寿火速将案件审讯情况如实奏报，不得有丝毫隐瞒；二是密令安徽巡抚梁士勋暗查证人陈天立、李奇的死因。

两道手谕派专差快马送出后，不到一月，康熙连续收到五道奏章。

第一道奏章是张鹏翮、赫寿写来的。他们说：“此次江南乡试中副考官赵晋与同房考阅卷官王日俞、方名互相勾结，与考生吴泌、程光奎贿通关节属实，而江苏巡抚张伯行心性多疑，参劾总督噶礼索礼，查无实据，理应革职……”

第二道奏章是两江总督噶礼写来的。他参劾张伯行私刻书籍，诽谤朝政，袒护罪犯等七大罪状，特别是此次科场舞弊案中，阴谋诬陷，以私卖举人得银五十万两污臣名节，臣实难与之共事。

第三道是安徽巡抚梁士勋写来的。他说：陈天立、李奇的死因很难查清，因为江南刑狱的官员几乎都是总督噶礼的亲信。

第四道奏章是江南心腹李煦的。他奏称：“案情尚未查清，两位钦差不知何故已启程前往福建。目前江南民心甚是不稳，有的地方百姓不断聚众闹事。”

第五道奏章则是江苏巡抚张伯行的。他的奏章措词激烈，既参劾总督，也状告钦差。他说：“今科乡试，盛传总督通同监临提调滥卖举人，总督要银五十万两，可保伊等无事，及江宁会审，家人李奇供出总督受贿，督臣震怒，公堂之上，辄令夹胫钳口，臣据实力争，始令松夹停审，以通同作弊之人，同为奉旨察审之人，真情何由得出？而钦差大臣不敢据实上报，尚书张鹏翮之子为安徽怀宁知县，深怕总督挟怨报复，也颠倒是非，徇私包庇。请一并敕令解任，一并发审，使真情得出，国法得伸。”

康熙虽年过花甲，仍不愧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君主。看完五道奏章，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深感愤怒，而对敢于直言、不畏权贵、情操高尚、一身正气的张伯行的行为却极为赞赏，于是又下了一道手谕，切责张鹏翮、赫寿掩饰和解，瞻徇定拟，另派户部尚书穆和纶、工部尚书张廷枢为钦差大臣，驰赴扬州，重新审理此案。

穆和纶、张廷枢都是官场上老奸巨滑、善于玩弄权术的猾吏。他们虽然深知噶礼确系江南乡试一案贿卖举人的总后台，但确实不敢得罪这类满人权贵，接到朝旨后，密谈了几天，未获良策，假说有病，迟迟不敢启程。经过康熙几次严旨催促，才勉强动身。一路上走走停停，将近两月，才到达江宁府。在行辕刚刚住下，便拜访噶礼，经过一番密谈，定好一个万全之策，开始审案。

第二次审讯的时间，已是案发后第二年的夏天。这一天，江宁城上空，骄阳似火，酷暑难当。钦差大臣行辕门外挤满了观审旁听的百姓。他们听说此案涉及到总督身上，都要来看个究竟。审讯开始，一批人犯轮流过堂，边审问，边宣布罪名：主考官左必蕃明知考场舞弊，知情不报，革职查办；副主考官赵晋、阅卷官王日俞、方名以受贿罪论斩；行贿的考生吴泌、程光奎等贿买考官，骗取功名，分别处以绞刑；巡抚张伯行惧怕海盗，不出海洋，反诬张元隆通盗，又诬奏督臣，革职论处；总督噶礼却以受贿查无实据而宣布无罪。

消息传出，满城怒惊。人们纷纷聚集街头为张伯行叫鸣不平。钦差大臣二审的复奏没有到京，李煦的密折却先到康熙手中。密折中反映了两钦差大臣畏惧总督权势，不敢秉公执法和巡抚张伯行被革职等情况。消息传出，满城哗变。康熙刚看完李煦的密折，又收到了张伯行的奏折。这位刚直不阿的巡抚在奏章中说：辛卯科场舞弊一案，经两次审讯，只惩从犯，不惩元凶，难平江南大片人心。朝廷如果不惩治贪赃枉法的封疆大吏，则大清刑律名存实亡。臣革职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请圣上另派贤臣重新审理。

康熙览奏，对张伯行不顾个人名利得失，依然直言进谏的赤胆忠心备加赏识。他知道两次派去审案的钦差大臣不敢秉公执法，主要是害怕得罪噶礼，于是下了一道手谕说：“噶礼才有余，治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手批不准，穆和纶、张廷枢复奏是非颠倒。决定将人犯押解进京，交由六部九卿会审。”

所谓六部九卿，即礼部、户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和都察院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这是清朝开国以来一次少有的会审。因为路程遥远，人犯在押解途中，水陆兼程和案卷的屡屡调集，等到第三次审讯开始，离科场舞弊发案起，已经整整两个年头了。

康熙对这次会审寄予极大希望。他在乾清宫西暖阁亲自审阅案卷，多次召见六部尚书垂询案情，并要他们秉公审理。谁知第三次审讯进行了十多天，九卿会衔复奏的结论除维持第二审的原判外，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同为封疆大吏，却互相参劾，有失大臣礼制都被革职。康熙拿着复奏，仰天长叹：“想不到朕治国数十年，竟得如此结果，好人和盗贼一同问罪，清官和贪吏一起惩处，天理何在？国法何在？”他拍案而起，愤怒地将九卿会衔复奏的奏本掷在地上，传旨在养心殿亲自审问。

第二天，满朝文武官员齐集在养心殿。殿前侍立着一排排带刀侍卫。天刚亮，钟鼓齐鸣，康熙坐着銮舆来到殿里，缓步登上宝座。只见他神情严肃，目光如炬，将手一挥，太监高呼：“宣九卿进殿。”不多时，九卿一个个袍服冠带整齐，低头鱼贯而入，然后俯伏在地三叩九拜。康熙以严厉的语气大声说道：“江南乡试舞弊一案，审讯两年之多，越审越荒唐，忠奸不分，黑白颠倒，朕多次谕示，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噶礼操守，朕不能信，此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须知朕保全清官之意，意在使正直者无所疑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今日朕宣布：所有作弊人员一律依法处决。两江总督噶礼徇私舞弊，革职查处。巡抚张伯行敢于直言，不畏权臣，对朝廷赤胆忠心，继续留任。”

江南乡试舞弊案，三起三落，历时两年余载。至此，在康熙皇帝亲自过问下才算结束，真乃大清开国以来一大奇案。

2 《明史》和《南山集》无辜冤死案

清朝年初，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引发朝野上下一片轰动，这两个案件都是由于编写当代的历史而招惹大祸的。

《明史》案发生在康熙二年（即公元1663年）。早在明代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公元1627年），有一个大学士朱国祯（大学士，即内阁大学士。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为过去文臣的最高官职），他生平注意搜集有关政治大事的材料，写成《史概》一书，并且留下一部没有刊刻的稿本《列朝诸臣传》。明朝灭亡后，朱氏家境衰落了，他的子孙就把稿本抵押给当时浙江归安县（现今吴兴县）富户庄廷，换得一笔银子。庄廷双目失明，平时以“盲史”自居，他得到朱国祯的书稿以后，招请了一批“名士”进行补充修订，增编了明王朝崇祯年间的历史，把它起名为《明史》。这部书的作者署名，既不是朱国祯，也不是参加修订的那些人，而是庄廷，他通过请人修订，把前人的遗著充当了自己的著作。庄廷没有等到这部书刊印出来就死去了。他的父亲庄允城雇了工匠进行刊刻，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刻好。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千古流芳，没想到一场大祸却临头了。

在《明史》中，保留着一些站在明朝立场说话的口气，比如，称清朝太祖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直接写出他的名字；写到清朝入关以前的年代，不用清朝的年号，而仍然使用明朝的年号；在明朝将领的传记中，写了他们抗击后金军队的事迹；把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投降清朝的行为称之为“叛”。这些写法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完全是大逆不道的。

那时，归安县知县吴之荣，因为贪污被革职，临走之前还想向当地富户进行敲诈。庄允城、朱佑明等人不肯“借钱”给他，他便怀恨在心。吴之荣把一部《明史》呈给杭州将军松魁，告了庄廷毁谤朝廷的罪。吴之荣企图以此打击庄家，进行报复，同时又可以立功赎罪，希望重新得到起用。松魁把这个案件转给巡抚，巡抚又转给学政去办理，学政指定湖州府学教授去查办，结果从《明史》中查出了所谓“毁谤朝廷”的话达一百条之多。这样，问题就太严重了。庄允城花钱向官府上上下下贿赂一通，才算渡过了一道难关。他叫人删改了原书，又刻出第二版，以为这样就不会再被人抓到把柄了。

可是吴之荣却不甘心，他带了初刊本进京控告。这一次却惊动了朝廷。朝廷立即派刑部官员前往湖州，专门审理这个案件。结果，庄允城被逮捕入京，不久死在大理寺监狱里。庄廷虽然早已死去，也逃避不了惩罚，清政府下令挖开他的坟墓，戮尸示众。他的弟弟庄廷钺也被处斩。吴之荣还诬告富户朱佑明和本书有关，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都被处斩。

不但这样，凡是和这部书有过一些关系的人都受到株连，写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的人都被处死，甚至连买书、藏书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吴炎、潘柽章二人对明史很有研究，庄允城把他们的姓名列在校阅者的名单中，吴、潘二人因此也被处死。原礼部侍郎李令晰为这部书写过序，也被处死刑，连他的四个儿子也一同被杀。他的小儿子才十六岁，根据清朝法律规定，因灭族之罪而子侄当杀的，限于十六岁以上，凡是不满十六岁的，可以免死改为充军。法官可怜他，教他少报一岁。但是这个少年不愿意，他说：“眼看着父亲、哥哥都被杀死，我怎能忍心一个人活下去！”这个少年有什么罪？他的哥哥有什么罪？许许多多为了生活而从事刻板、印刷、售书的人们又有什么罪？这个少年的死是对清政府的反抗，是无辜受害者的控诉！

这次大狱也株连到几个官员。杭州将军松魁因为事先不禀报，被削去官职，他的幕客程维藩被砍头。巡抚、学政本来也要受处分，他们把责任推到归安、乌程两县学官的身上，这两个倒霉的小官被加上查办不力、有意包庇的罪名，也掉了脑袋。湖州知府谭希闵到任刚刚半个月，案件就发生了，因为抓不到庄氏家的人，算是犯了隐匿的罪而被处绞刑。

还有一些人受到一场虚惊。那是因为庄廷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在《明书》参订者的名单中，擅自把当时的名士查继佐、陆圻[qí同其]、范文白等人的名字也写了上去，其实这些人并没有看过这部书。案件发生以后，这些人担心会受到牵连，立即向官府自首，进行表白。但是，地方官员还是把他们解送入京，进行审讯。陆圻以为自己难免一死，和家人临别时，吩咐儿子们：“你们一辈子也不要读书了，免得像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他们三个人都被抄家，三家男女老少共一百七十六人被关进监牢。

此案中究竟枉杀了多少人命呢？清朝正史一般忌言文字狱残杀无辜之事，所以没有具体记载，而野史笔记的记载，往往来自各种见闻，对如此大狱始与末很难完全掌握，而且叙述各异。这样因《明史》案被杀的人数有多少，至今没有定论。

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有好友也死于此案。他作文遥祭，文中说因此案死难的有“七十余人”，以后不少史书沿用此说。

近人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记述庄氏明史案，说死者“达二百二十一人之多”。

列名《明史》校阅的陆圻，有外孙撰文追述《明史》案，说“所诛不下千人”。

看来，庄氏《明史》案中遭难者的精确数字，是难以统计了。

《南山集》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即公元1711年），是因为讲南明历史引起的。公元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后，明朝几个藩王曾在南方称帝，史称南明：福王朱由崧年号弘光，唐王朱聿[yù同育]键年号隆武，桂王朱由榔年号永历。《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是安徽桐城县人，一向注意搜集明代的史料，经常访问明代的遗老，征集有关明代历史的书籍。他看到清朝政府主持编修明史已经几十年，可是有关明清交替之际的历史，总是讳而不录，认为这样必然编写不出真实的历史。于是他打算自己编写一部明史，藏于名山，希望能够流传后代。

戴名世有一个学生叫余湛，有一次偶然遇见一个和尚，谈起南明桂王的事，十分具体详细。余湛觉得很奇怪，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个和尚原来是明朝的官员，桂王死后才出家的。他把和尚的谈话记录下来，送给戴名世。戴名世把这个记录，同方孝标所写的《滇黔纪闻》对照异同，发现两者很有可以互为佐证的地方。他写信给余湛，指出：南宋末年，帝昺[bǐng同丙]逃到厓山（在广东新会县南面），不久便灭亡了，可是这件事在历史书上已经有了详尽的记载；而明朝的弘光、隆武、永历三个皇帝，分别在南京和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几千里的地面，支撑了十七八年之久，他们的事迹却快要湮没了。因此他很想把这段历史编写出来。他还写信给一个姓倪的学生，谈论他对编史体例的看法。他认为应当以康熙元年作为清朝的开端，在此以前，尽管清朝已经入关，但是三藩未定，而且明朝皇帝还存在，所以清朝顺治年间还不能算是正统。后来，他的学生尤云鄂出钱把他的文章刊刻出来，因为戴名世住在桐城的南山冈，所以取名为《南山集》。

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戴名世中了进士，当了翰林院编修。两年以后，左都御史赵申乔奏参戴名世私刻文集，“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以致酿成大狱。这时离《南山集》出版大约已有十年的时间了。

审讯结果，刑部拟作如下的判决：戴名世凌迟处死，方孝标戮尸，他们两人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伯叔、侄子，凡是十六岁以上的，全部斩决，妇女给功臣为奴。为他刊刻文集的尤云鄂等人，案发以后，自己自首，可以从宽，连同其妻子一并流放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些为《南山集》写序的名士也被判处以死刑。在这个案件中，据说受到株连的竟达三百多人。但此案究竟被诛和牵扯的人有多少，也没有精确统计数字，这样因《南山集》冤狱案而遭难的人数也成了历史一大奇案。

3 康熙两立两废皇储的清宫奇案

胤礽（公元1673～公元1724年）康熙帝第二子，康熙十四年（即公元1675年）立为皇太子。太子开始涉及朝政时，就被委以重任。四十七年，康熙以“不法祖德”等罪名废其太子位，并监视其言行。数月后又突然立为太子，五十一年，再废太子，并将其禁锢咸安宫。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卒亡，后追封为和硕理亲王。

作为孝庄文太皇太后指定的太子，胤礽从小就受到父皇康熙的精心栽培。他有才能，骑射、言谈、文学都很好，不到十岁就跟随康熙四处巡幸，学习处理政事。康熙（公元1654～公元1722年）为了树立他的威信，给太子制定了储君的特有制度，体现太子威严的着装、仪仗，用物与皇帝的差不多，国家三大节中的元旦、冬至以及太子的千秋节，王公百官要在给皇帝进表、朝贺之后，到太子处所进行同样的仪式，要行二跪六叩首礼。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均令胤礽留守京城，处理政事，可以说对胤礽这个太子给予了很高的信任。可是，在胤礽做了三十三年的太子后，于康熙四十七年起突然被父皇废黜，这个决定震动了整个朝野，更出人意料的是，半年之后，康熙又将废太子重新立为储君。但是好景不长，康熙五十一年，胤礽再度被废。康熙的反复废立把所有人都搞懵了，他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胤礽究竟犯了什么错？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史学界对此一直存在着诸多说法。

有人认为，胤礽被废的原因之一是结党谋位。在人类社会进入“父传子、家天下”之后，立储就成为任何一个王朝不可缺少的一环。储君就是未来的皇帝，一些官员为日后预做投资、奔走太子门下，在官僚集团内形成一个既依附于皇权又会对皇权构成某种潜在威胁的太子党。只要一册立太子，不管是否存在一个图谋不轨、虎视眈眈的太子党，总要有一些人趋附在太子身边。

胤礽储君的特殊地位，如果与其父皇、与诸兄弟、与贵胄朝臣的联系，各方面都能正确对待，就有利于朝政和他的顺利登基，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胤礽虽然年轻，但做太子的历史却很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就想依附于他求取发迹，于是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集团，主要成员是索额图。此人是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的亲叔父，即是胤礽的叔外公，早在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就担任了大学士，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改任领侍卫内大臣，随后率领使团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康熙前期的重臣。他向着外孙，极力使皇太子的仪卫接近于皇帝，更为严重的是他反对康熙，图谋胤礽早日登基。康熙为保护帝位，对太子党的活动自然不能容忍，但投鼠忌器，为保护皇太子，不使事态扩大，只惩治少数人。太子党人的活动把胤礽推到了康熙的对立面。康熙四十七年，从木兰围场返京途中，胤礽每夜在康熙住的帐篷周围活动，从缝隙处窥测其父行动，康熙认为他可能要谋害于己，为索额图报仇，所以昼夜不宁。康熙对胤礽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四十七年九月终于做出了废黜太子的决定，并迅速付诸实行。

废太子事件发生后，皇长子胤禔和皇八子胤禩认为太子已废，于是到处结党谋求储位。他们的活动让康熙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制止诸子结党倾轧，同时又对满洲属人宣布，不许与诸皇子非法结党。可是，太子是国本，国家当有储君，而且康熙立太子已达三十多年，朝臣都有立太子的心理习惯，康熙本人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若再立一个太子，既符合臣民心理，又免得诸子争夺储位，所以康熙在废太子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有再立太子的打算，但是立谁好呢？

康熙命朝臣推荐太子，在佟国维和马齐的示意下，朝臣一致举荐胤禩，康熙对此非常不满，一面惩治马齐，谴责佟国维，一面决心再度启用胤礽，于是在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三月把他复立。他惩处马齐、佟国维之意，是不许朝臣干预立储。胤礽并不是康熙的理想太子，再次册立他，只是用他填补储位的空缺，以扼制诸皇子结党谋位。康熙深知臣下拥立储君，将来会以此要挟正位的太子，擅权恣肆，对皇权不利。他考虑的是清朝的长治久安，把立太子当作是皇帝个人的权力和事情，结党谋求储位就是侵犯他的权力，就是危害朝廷的行为，结党谋位者就没有资格充当储君。所以康熙在胤礽再立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在发生过废立太子事件的客观条件下，不能用结党谋位的人为储君。

虽然再度被立，但胤礽的地位很不巩固。胤礽可能意识到这种形势，再次结集团党，希望早正大位。康熙发现之后，训斥胤礽为无耻之尤，与恶劣小人结党，再加上服御陈设等物超过皇帝标准，因此将他废黜并圈禁，终于使胤礽再次丧失太子的政治生命。

除了结党谋位，太子的人品也让康熙不满，这恐怕也是被废的原因之一。皇储与皇帝只差一步，唾手可得的皇帝宝座足以使胤礽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唯我是从，奢靡纵欲，总之一切贵族子弟的恶习，他无一不备。胤礽贪婪财货，以致侍从康熙巡幸，把外藩进贡的马匹也掠为己有；他性情暴躁，毫不克制，责打王公贵族，当着父皇的面，把官员推到水中。康熙行政注重宽仁，这就使父子间政见相左，使康熙感到后继非人，担心胤礽当政有祸国殃民的恶果。

康熙以“孝”治天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他所尊崇的伦理道德。他自己孝养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并以此期望于胤礽，哪知胤礽不顾乃父死活，更不讲孝顺了，因此康熙认为他“绝无忠爱君父之念”，父子感情恶化。康熙四十七年，他带领胤礽及几位小皇子于木兰秋狩返京途中，随行的皇十八子患重病，胤礽毫不关心，康熙以兄友之义责备他，他根本不当回事，让康熙大为愤怒，对待兄弟如此无情，这样的人日后怎能成为仁君呢？

当年立储君的时候，康熙认为太子应当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忠于父皇，不可结党谋位；二是为人仁义，将来为政清明有道；三是孝友为怀，做储君时能守孝道。从实际来看，胤礽根本不符合康熙的标准。

有人认为，胤礽的个性疯狂暴躁，也是令康熙厌恶的原因。胤礽因性情暴躁不时鞭打左右，就连平郡王纳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等也不免“遭其殴挞”，因“暴怒捶挞伤人事”屡有发生。胤礽变态的个性，使得康熙“毫无可望”，坚定了再废太子的念头。

太子这样的性格，固然跟他自己的天性有关，但是更关键的原因恐怕是被储权所扭曲而导致的。

康熙的确很注意皇太子能力的培养，在三次亲征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期间，俱令太子留守京师，处理日常事务，各部院衙门的所有本章，“停其驰奏，凡事俱着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事着诸大臣会议定，启奏皇太子”。在康熙看来，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最终要由他交付皇太子去治理，为此他不得不对胤礽进行强化教育，对“往古成败”、“人心向背”、“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都要“精详指示”，一一面授机宜；为此他安排皇太子学汉文、学满文、学骑射、读经史、习书法，自朝至暮“读书无逸斋”，“虽元旦佳节封印之期，亦不少辍”。

然而，超负荷的训练，极大地摧残了胤礽的身心，在陪同康熙第四次南巡时（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胤礽因过度劳累中途病倒，险些魂断德州府。康熙皇帝在给李煦奏折的朱批上有“不意皇太子偶感风寒，病势甚危”等语。胤礽的病并非一般伤风感冒，而是邪寒由表及络，又由络及里。发病初期恶寒发热，头部及周身关节酸痛，继而疼痛剧烈难忍。胤礽在从永清启程之前（九月二十七日）即已不适，因未能及时调治，在从景州向德州进发途中已呈现出伤寒的症状：上吐下泻，畏冷无汗，四肢冰冷，有时甚至全身战栗。十月初三，在抵达德州的前一天，年轻的皇太子已处于昏迷状态。在胤礽病危期间，康熙对其“多方调治”。从十月初三到十月二十二整整二十天的时间，他不仅日夜守护在胤礽身旁，还要对太医所开方剂反复斟酌，终于使得皇太子的病情化险为夷。皇太子的身体虽已康复，但留在其心灵上的苦痛是很难消失的。同为皇子，当他从早到晚在无逸斋发奋苦读之时，他的兄弟们却在御花园尽情戏耍；当他从驾出巡饱尝颠簸之苦时，他的兄弟们却在皇宫内恣意享乐。这种巨大的反差，在胤礽的心中，引起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于是这位皇太子便在皇帝亲征期间，寻欢作乐，宣泄被压抑的欲望。久而久之，太子“昵比匪人”的传言也就飞入康熙的耳中。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胤礽是在储位危机日益明显、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度过的。皇储一旦被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要失去生命。他在一只脚已踏上通往权力之巅的坦荡之路的同时，另一只脚却仍停留在陡壁上。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胤礽已经煎熬了至少二十年，他没有天真的童年，也没有充满欢乐的少年，更没有生机勃勃的青年。他的心灵、躯体都被皇太子的身份所窒息。畸形的自尊驱使他必须时时事事循规蹈矩，难以遏制的欲念却又使他屡屡越规：皇储地位所培育出来的独尊意识使得他不免在无意之中触犯皇权，在通往权力之巅的漫漫岁月中又令他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为了克服那日益明显的储位危机，他必须及时了解父皇的喜怒哀乐，善于捕捉父皇含而不露的思绪，想父皇之所想，急父皇之所急，言谈举止都要与父皇保持一致。既然他的生命是康熙生命的延续，他的储权是康熙皇权的延伸，他的灵魂就理所当然受康熙灵魂的支配。他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喜怒哀乐，他的躯体只能是康熙生命的投影。在历经三十三个春秋之后，胤礽仍未能摧残或掩饰自我，于是这个生活在精神桎梏下的皇太子，终于沦为身系锁链的阶下囚。

长时间的高度紧张使得胤礽心神不宁、疑神疑鬼，无休止的自我遏制，又使得胤礽不胜其烦，一旦失控便迁怒他人，鞭打下属。宣泄之后，接踵而来的则是新的更深的危机，如此恶性循环，不仅使胤礽的精神濒于崩溃，也使得那惟恐失去的储位终于失去。

平心而论，二阿哥胤礽在康熙诸子中的确是才具一般，学识远不如三阿哥胤祉，韬略又不及四阿哥胤禛，名声比不上八阿哥胤禩，才干更不像十四阿哥那样得到公认。而嫡出的特殊身份以及皇太子的特殊地位，使得性格暴躁的胤礽最为骄横。被废的经历虽然使他猛醒，但多年所形成的个性、恶习却已根深蒂固。加上这位二阿哥又是一个天生不会掩饰自己弱点的人，他的表现再次与康熙的期望值发生了冲突，结果只能是他再次沦为阶下囚。

归根到底，酿成康熙父子感情危机的根源是高度集中的皇权。康熙在废太子之前颁布的那道上谕中，所强调的“国家惟有一主”、“大权所在，何得分毫假人”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点。这里所说的“大权”不得“分毫假人”恐怕主要是针对胤礽而言。当康熙感到自己的皇权受到太子的挑战后，当然不能容忍。在经历两立两废之后，康熙无意再立太子。对于臣下的吁请，实际是一拖再拖，或以仪注为借口进行搪塞，或以皇太后丧期拖延时间，直至无推辞之言时，又以“动摇清朝”这种骇人听闻的罪名，惩治进言者，以钳天下人之口。康熙仅仅给群臣留下了一个许诺、一个安慰：“即使朕躬如有不讳，朕宁敢不慎重祖宗弘业，置之磐石之安乎？待到那时，尔等自知有所依赖也。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至赔累尔诸臣也。”

康熙心中真正所期望的是谁？他从未透露给任何人。任何人也从不敢于触及他的这块心病。人们，包括觊觎皇位的诸皇子，只能远远地暗自忖度。

康熙是了不起的帝王，在位六十一年，政绩卓著。但是他也不是白璧无瑕，在立皇储的这个问题上，他处理得实在不好，造成了政治混乱，也使他自己身体耗损，威信降低，晚年的康熙不能保持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储位问题实在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精疲力尽，再也没有精力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了。与雍正争夺储位有关的康熙帝诸子姓名排行生母事由结局胤禔第一子惠妃纳喇氏曾用喇嘛魇术诅咒废太子胤礽，后被告发。幽禁于府第中。雍正十二年卒。胤礽第二子孝诚皇后赫舍里氏两次被立为太子，两次被废。幽禁咸安宫。雍正二年卒。胤祉第三子荣妃马佳氏与胤礽虽亲昵，但非党羽。曾告发胤用喇嘛行使魇术。幽禁景山。雍正十年卒。胤禛第四子孝恭皇后乌雅氏即世宗雍正。康熙崩后，由隆科多口传遗诏即位。雍正十三年八月卒。胤禩第八子良妃卫氏阴谋夺位，雍正即位后，视为死敌，改名阿其那。雍正四年，死于禁所。胤禟第九子宜妃郭络罗氏党附胤禩，被世宗改名塞思黑。同上。胤第十子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党附胤禩，在疏文内连书“雍正新君”，被拘禁。乾隆二年释放，六年卒。胤祥第十三子敬敏皇贵妃章佳氏党附世宗，甚受厚遇，封怡亲王。雍正八年卒。胤第十四子孝恭皇后乌雅氏受康熙重用，出征西北，或以为康熙所属意，雍正即位后被幽禁。乾隆初释放，进封郡王，二十年卒。

4 蒲松龄考不中举人奇案

十七世纪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杰出的瑰宝。全书四百九十一篇，大都描述鬼狐故事，作者文笔洗练，结构精巧，绘声绘色，文情并茂。还未刊刻之时，书稿就不胫而走，被民间广泛传抄，等到该书付梓印行，很快风靡天下。无论官宦士子，还是商贾艺人，几乎家置一部，真正到了洛阳纸贵的程度。在其后几百年的时间里，《聊斋志异》的光辉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这本书在世界上已用十三种语言翻译出版，有了六十多种版本，成了“海内山陬，雅俗共赏”的不朽著作。

不朽著作的作者，必定为才华横溢的俊杰。《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是这样的人物。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从十九岁参加科考，辛辛苦苦，反反复复考了四十四年，竟连个举人也没考上！直到蒲松龄七十一岁那年，才按例补了个岁贡生。可惜夕阳虽好，辉光有限，仅仅过了四年工夫，他就瞑目而逝。所幸的是，他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留下一部辉煌巨著，可是他也留给世人一个硕大的问号：这位才高八斗的小说家，一生瞩目金榜，却又徘徊在外，连个举人也未能如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真乃千古奇案。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自号柳泉居士，人称聊斋先生，山东济南府淄川县（今山东淄博市）城东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即公元1640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深夜。父亲名蒲般，母亲董氏，老夫妻生有四子，蒲松龄排行老三。传说他出生那天，父亲做了一个怪梦，只见一位病恹恹的和尚走进室内，身穿破袈裟，袒露右臂膀，手持一旧钵，右乳旁似乎还贴着一片膏药……蒲般不禁一惊，醒后恰逢松龄出世。他看了看这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其前胸上恰巧也有块黑痣，于是为孩子取字“留仙”。然而却又认为此梦并非吉兆，担心孩子终生凄苦，父亲的担心结果应验了。蒲松龄后来回忆起父亲的这个怪梦，认为自己尽管与佛无缘，但一生“萧条似钵”，正像那个清贫和尚。当然，这种怪梦与蒲松龄的科考并无必然的联系，或许这是其累试不第的一个托辞。然而这种天人感应的说法，对他日后进入创作佳境，自由自在浪言狐鬼，确实具有某种诱导、启发或激励作用。

蒲家在淄川属于小康之家，但上溯几代，无人取得任何功名，也没出过什么显赫人物。到了蒲般这代，一心想要光宗耀祖，取字敏吾，从小刻苦钻研经史，想要弄个一官半职。可是快到三十岁了还没考中秀才，蒲般这才怀疑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于是弃儒经商，转而希望儿子们好好读书，以求闻达。在四子里面，以松龄最为聪颖，小小年纪就会作诗联对，十村八乡皆知其名。大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十九岁的蒲松龄去考秀才，他拿到试卷，文思如涌，在首艺“起讲”中挥毫写道：

“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者，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听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耳！”

这篇转引自《聊斋制艺文》的蒲松龄的答卷，有可能是他平生最难忘的文字，因为凭这篇文字，蒲松龄取为县、府、道三个第一。说来也算有些缘分，这次的主考官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山东学政施闰章。他出的试题是“蚤起”、“一勺之多”，这类带有文学意味的试题，正对蒲松龄的才思，略加思索，就有了以上这篇妙文。施闰章看了蒲松龄的文章，虽然觉得语蕴棘刺，不大舒服，但细细咀嚼，却另有一番味道，于是提起朱笔写下了“观书如月，运笔如风”的上好评语。淄川县令费柿更是看重本地这位才子，称许他是“凤凰池上客”，一时间蒲松龄才名远播，“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朋友和家人对松龄无不寄予厚望，他对于今后的前途更是信心百倍。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文水平，蒲松龄在中秀才后的第二年，就和同县好友张笃庆、李尧臣等人结成了“郢中诗社”，相互切磋学问，经常唱和应酬，诗文长进很快。正当他们计划扩大成员的时候，恰逢清政府颁布禁止士子结社集会的诏令，“郢中诗社”即行解散，蒲松龄仍然“一心致力古文辞”，积蓄待发，决心摘取举人的银顶子！

可是命运却与这位诗文高手开起了残酷的玩笑，在他一生的科考道路上写下了令人心颤的记录：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和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两次参加乡试，两次名落孙山！蒲松龄很感意外。然而京城传来的消息更使他意外：朝廷宣布改变考试制度，将三场改为两场，而且不再考八股文了。蒲松龄闻之将信将疑，于是打起精神再到李尧臣家读书。谁知康熙四年又恢复原先的考试办法，康熙五年又去应考，这次还是榜上无名。接下来再考，依然望榜兴叹。康熙十一年，蒲松龄的好友、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给他写了封推荐信，想要山东的考官重视这位淄川才子，可是主考官们并不理睬，蒲松龄又是两次落败。

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又考，还是未被录取。

“三年复三年”的乡试，蒲松龄从青年考到了中年。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7年），四十八岁的蒲秀才又一次走进济南府的考场，他决心背水一战，此次一定要登上黄榜。接到考卷于是全神贯注，倾心用笔，哪知写完一看，文章超过了规定的字数，就算通篇珠玑，也是一文不值！接着，蒲松龄被逐出考场，他又羞又悔，几乎痛不欲生。返回住处伤心地写道：“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水沾衣，一缕魂飞出舍……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引见蒲松龄《大圣乐》词）

但是蒲松龄并未消沉。康熙二十九年，他精神抖擞再去应考。头场卷子答得很好，谁料进入第二场后，却突然病倒了，无论如何坚持，都难执笔答卷，不用说这次又落榜了。看到一个个文才不如自己的学子先后都考中了举人，蒲松龄怎能甘心罢休，还是一次一次再考，结果一次比一次糟糕。是才力不济？还是有人使坏？或者天意为之？他百思不得其解，为此不知拈断了多少髭须？他还想试试运气。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蒲松龄又认真答起了考卷，发榜一看，还是没有他的名字……

至此，六十三岁的蒲松龄知道应该打住了，就算下一科侥幸得中，他快进入古稀之年，即使有了一官半职，也无精力担当。他痛苦地回想着自己科考的经历，从淄川到济南的大道，几乎让他踏出坑来，可是从秀才到举人只有一步之遥，怎么就是迈不过去？是谁设下这种无形的羁绊？羁绊的症结又在哪里？先听听清代著名藏书家汪启淑是如何说的——

他在《水曹清暇录》中解释说：相传轩辕帝有面很厉害的宝镜，能把人们看不见的妖魔鬼怪映照出来，然而也只是看看罢了，却难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后来大禹想了个办法，把这些妖怪的形象一个个铸在大鼎上面，并让人们全部熟记下来。而蒲松龄在读圣贤书的同时，竟然喜欢上了鬼狐故事，他不只是喜欢，还用笔十分逼真地描绘出它们的形象，取名为《鬼狐传》（《聊斋志异》的原名），这一来如同复制了大禹的许多镇妖鼎，把鬼狐们的形象全认识了。鬼狐们当然都很恼火，它们集合起来商议了一番，认为轩辕、大禹都是人间敬仰的圣贤，没有办法制服他们，而蒲松龄只不过是个穷秀才，完全可以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鬼狐们做了明确分工，只要这个蒲秀才一进考场，就揪住他大吵大闹，搅得他不能答卷。就算蒲松龄的文章天下第一，也永远不能考取举人。汪启淑的这种说法不知依据何来？碰巧的是连较早刻印《聊斋志异》的书商赵起果也有这种认识，显然这都属无稽之谈，并不能作为蒲松龄考不上举人的案由。

有人认为，蒲松龄一次次落第的原因隐藏在《聊斋志异》之中。他通过自己的作品说明，科场内的考官都是些不学无术的草包，哪里会识得文章的好劣？比如，他在《司文郎》一篇中讲过：上天专管考试的梓潼府里，司文郎一职缺乏合适的人选，无奈找来一个聋子充数，此人对写文章大大的外行，又不乐意多管闲事，这就失去了管理考官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人世间的那些考官，原先多是饥不择食的饿鬼，他们在地狱中生活久了，眼睛看不见高低，鼻子闻不出香臭，耳朵听不着声响，碰上这帮形同僵尸的家伙，好的文章不被重视，而狗屁不通的试卷却成了宝贝！

蒲松龄的这种观点显然也经不住推敲。主持考试的那些考官，有的可能真的不懂文章，或许也能碰上水平不高甚至判卷不公的考官，但主持考试的官员不可能个个全是外行，蒲松龄几十年间也不会每场都遇不称职的考官。

不过，这位落第秀才从中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要想打发那些“饿鬼”考官满意，必须饱其私囊才行。关于这一点，他在给好友韩樾依的信中说得很明白：“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贿赂试官，以求一逞，这是从古至今众所周知的“诀窍”，蒲松龄鏖战场棚几十年，没有见过也听说过。他为何不采取“袖金输璧”的办法呢？一是他不愿做此见不得人的勾当，此非正人君子所为。二是他的囊中羞涩，拿不出多余的银钱。若要真正说清这点，须看看蒲家已变化了的老底儿。

蒲松龄十八岁时，由父亲作主，与本县文人刘国鼎的二姑娘结婚。刘氏“温谨、贞静寡言”，懂得治家之道，颇受婆母喜爱，同时也招来妯娌们的忌恨。她们无理与刘氏吵闹，家中难得安宁，蒲父觉得该分家了。康熙四年，蒲家一分为四，蒲松龄分了二十亩薄田和三间破旧场屋，经济条件并不算好，亏得刘氏勤谨俭约，这才勉强维持住生活。蒲松龄三十岁以前一直读书，没有什么进项；三十一岁外出，到江苏宝应县做了孙蕙的书启师爷，年收入二十几两银子，没有多少节余；三十三岁，设馆教书，这也不是发财的差事；四十一岁，被缙绅毕际有聘去坐西席。这时的收入有多少呢？从他介绍好友张笃庆到毕公权家去当塾师可知，年收入只有十六两银子，时时都有赊账的可能。蒲松龄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科考，在毕家一呆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岁才撤账回家。相信没有多少积蓄。蒲松龄膝下有四子一女，仅平时生活开销就很紧张，再遇上康熙十二年、十七年这样的大灾年，家中生活可想而知。他曾心酸地写过《日中饭》一诗，其中有“儿童不解燠与寒，蚁聚喧哗满堂屋”的句子。这样嗷嗷待哺的一个塾师家庭，哪有银子孝敬考官？退一步说，蒲松龄就是手中有点积蓄，从其性格和为人来看，也不会去做走后门的勾当，既然没有这种场外功夫，就怪不得有场内失足了。

可是稍作分析，这也算不得他考不上举人的理由。有些考官爱钱不假，但也决非所有的秀才都靠金钱去买功名，也不是哪个考官都喜好勒索。更何况清代科场设有一整套防止和惩治考官受贿的办法，拿自己的前程去冒险的毕竟只是少数。如果说蒲松龄因为不贿赂考官落榜，显然也说不过去。

还有人认为，蒲松龄屡考屡败，其中的原因难以一言概之，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八股文章不够到家，达不到录取要求。现在已无法看到蒲松龄的全部试卷，然而分析他的落榜原因，大概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出了问题：

第一，没有很好掌握八股文的写作技巧。这种明清两代一直沿用的考试文体。十分重视款式与格调，是糅合了散文的章法、骈文的排偶和近体诗格律的一种特殊文体，它需要考生在很短的时间里，驾驭着安邦治国的娴熟语言，破题承题，起讲提比，束结落下，面面俱到，要写好考卷上的题目，难度系数的确很大。前面已经说过，蒲松龄在李尧臣家读书时，尽管“一心致力古文辞”，而且对于史汉庄列、唐宋古文也用了不少心思，但他对于八股文或策论表制似乎用功不够，更没有掌握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并使考试的准备偏离了方向，有时甚至在试卷上超过了五百五十字的规定篇幅，导致被废。仅从这点来看，他写出的考试文章还欠火候，难以博得考官的好感，结果不言自明。

第二，偏离了正统思想的轨道。八股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严格考察应试者的思想，要求写作者必须“代圣人言”，“为社稷说”，必须完全服从于孔孟之道。而蒲松龄喜谈鬼狐故事，易受“异端”、“邪说”影响，加之几次落第之后，孤愤情绪占了上风，其试卷往往缺少考官们所希望的深意和格调，有时还会流露出讥世、愤懑或嘲讽时事的言论。尽管其文字技巧无可挑剔，但只要不合八股文的标准，不对考官们的口味，仍然会被无情地“打入冷宫”。

第三，分散了应试的精力和才气。蒲松龄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又不放松谈狐说鬼的小说创作，而且创作的激情持久不减，他既无分身之术，难免就会顾此失彼。从解放后发现的《聊斋志异》四册手稿本与铸雪斋抄本对校来看，蒲松龄早在康熙十一、十二年，即他三十一二岁时就开始了此书的创作，前后历时四十多年才算告竣。不仅如此，这位蒲秀才还著有《省身录》、《怀刑录》等，并编辑了《婚嫁全书》、《帝京景物选略》、《聊斋白话韵文》，辑选了《日用俗字》、《农桑经》、《仙、学节要》、《观象玩占》等，还写了数量可观的俚曲唱词等等。在他坎坷贫困的一生中，银钱没有攒下多少，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神财富：一部多卷本的《聊斋志异》，十三卷文集（计四百余篇），诗六卷（计九百多首），词一卷（计一百多阙），杂著五种，戏三出，俚曲十四种和一部名为《醒世姻缘》的长篇小说。要完成这些作品，必然要占用大量时间，这就一定影响其科考准备。蒲松龄的好友孙蕙曾给他写信说：“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蒲松龄屡试不第的要害。如果这位淄川才子真的收敛起旁鹜斜驰之“才”，付以对于举业的专攻，不要说考个普普通通的举人，就是再考进士也如囊中取物，并且可以成为“第一流人物”。不知蒲松龄是否明白了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或是心内清楚而仍我行我素，结果“第一流人物”没有做成，却成了第一流的短篇小说高手。

像蒲松龄这种具有坚强毅力和良好文字功底的饱学之士，为什么总写不好五、七百字的八股文章，在他看来不是什么技巧问题，也不是没有尽到努力，而是自身命运不济。因而每次落第之后都是垂头丧气，怨天尤人，从他的《闱中越幅被黜》看得十分清楚：“问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继而又伤心地写道：“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嫩场半生。回头自笑潆腾，将孩儿倒绷。”（引见〈醉太平〉《庚午二场再黜》）看来他还是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屡试不第的原因。

经过一次次的科场失败，回首“萧条无成”的赶考之路，年过花甲的蒲松龄这才明白了“岂为功名始读书”的道理。他的夫人刘氏也趁机劝他说：“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蒲松龄这次听从了夫人的规劝，当下断绝了去考举人的念头。从此再不为那些功利诱人的八股文绞尽脑汁，只管一心一意坐在聊斋南窗下面去写他的书了。

从蒲松龄来说，腹中积有如此才学，苦熬四十余年居然没有考上举人，也许这是他终生的最大遗憾。然而他却为后人留下一部《聊斋志异》，这对于我国文学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今天，在蒲松龄的故居仍然悬挂着一副充满哲理的对联：“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回头看蒲松龄的一生，这真是绝妙的总结和概括。他从康熙四年（即公元1665年）二十五岁起，直到七十岁撤账回家，几乎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这期间，也曾遇到过对他能有帮助但都错过了机缘的人。一个是前面说过的施闰章，此人是清初尊唐诗派主将，在当时很有名气，但在蒲松龄道试不久，他就从山东学政任上调去了江西，从此失去了提携蒲松龄的机会。后来，蒲松龄一直不忘这位恩师，他写了一篇《胭脂》，颂扬施闰章为平反冤狱的清官，并在篇末写下这样几句话：“愚山（施闰章的号）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字里行间，表达了对他的敬仰和怀念。另一位是蒲松龄的同乡好友孙蕙，他身为外地的县令，曾给蒲松龄写过人情“条子”，很可能因为人微言轻，也没起过什么作用，蒲松龄曾在孙蕙那里做过慕僚，仅仅一年时间就卷起铺盖回到了老家。再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大文人王士祯，此人曾为一代诗坛盟主，曾经任过刑部尚书，他很赏识蒲松龄的才华，蒲松龄对他也是敬慕有加，本来指望这位王大人能把《聊斋志异》荐之于世，大概因为“子不语怪力鬼神”的原因，王士祯只是应付性地写了一首诗就万事了结。

时乖命蹇，数奇不偶，蒲松龄终于没有挤入官场，也没有发达起来。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1715年），这位杰出的小说大师走完了他贫困坎坷的一生，终年七十五岁。“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多少王侯将相和高官显贵都如转瞬即逝的流星，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而终生没有考取举人的蒲松龄却以自己不朽的著作，深深印在后来无数人的心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永远不会殒落的文学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