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雍正朝奇案冤案揭秘

这个踩着他人血迹登上御座的皇帝，在他当权的朝野，也充满新、奇、诡、怪。且不谈他即位和暴亡的奇特与诡秘，民间麻城杨三姑谋夫的千古冤狱案，足见其执政下的社会之炎凉、势利和黑暗。另一方面，他又是制造文字案的高手和惯手，在他的刀下，不知有多少冤死鬼、屈死鬼悲叹哀鸣……

1 雍正夺诏承大统奇案区

（1）夺诏篡政

康熙帝开始是立第二个儿子胤初为储君太子，过了三十三年，他觉得这个儿子不像自己，便废掉了，而且把他幽禁起来；第二年，康熙帝想到自己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没有太子不放心，但在儿子当中挑来挑去，总找不出满意的，只得又恢复了胤初的太子名义。经过三年的再考察，他觉得这个儿子实在不是继承大统的那块料，又把他废掉，重新幽禁起来。经过几番折腾，康熙帝对立太子储位的事有点厌烦，便搁置了下来。到他六十九岁那年的冬天，他准备去南苑围场进行冬猎。临行前，不料老病复发了，只得暂回畅春园休养。这次却病得很厉害，他自知难以久留人世，便写下遗诏：“朕十四皇子即继承大统。”

这十四皇子名胤，是个贤能有才干的人，常领军保卫边疆，深得康熙皇帝喜爱。

在康熙皇帝的三十多个儿子当中，第四子胤禛，是个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纨袴子弟。他生性奸狡，擅权谋，一直为康熙帝所憎恶。在康熙帝病发以后，胤禛马上敏感到将有一场争夺皇位的大较量。于是他大肆进行阴谋活动。一方面，他把自己平时结交的一伙耍刀弄棒之徒带进宫中为自己奔走；另一方面，他时时观察康熙皇帝的动静，在康熙皇帝弥留之际，他偷偷将遗诏上的“十四皇子”改成“第四皇子”，同时不让其他兄弟接近病危的康熙皇帝。一次，康熙皇帝从昏迷中醒来，察觉了他的野心，但呼唤其他人又不见，康熙皇帝愤怒地用枕头砸去，胤禛一闪躲过了；康熙皇帝气极了，随手又将项珠掷了过去，胤禛顺手接住，并挂在自己的项脖上，看到这种情景，康熙皇帝顿时气厥而亡。

过了一阵，胤禛见康熙皇帝确已死去，便将尸体放好，自己捧着遗旨，挂着项珠，大摇大摆地走出康熙皇帝的寝宫。他那帮哥儿们立即上去簇拥在他的周围，守候在宫外的皇室成员和王公大臣，见了诏书和项珠，也难以分辨真伪，便一齐拥戴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成为大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三个皇帝，后改年号为雍正。

有人说，改诏这一招，是汉族大将军年羹尧想出来的。雍正的母亲入宫前，先与年羹尧私通，入宫仅八个月就产下雍正，所以他一直是雍正的心腹。雍正即位以后，他更是位极朝臣。但他知道的内情太多了，雍正有些不放心，他即位后的第三年，年羹尧就获罪下狱，并责令他自杀于狱中，年家满门遭杀。

（2）残杀兄弟

雍正帝当上皇帝，总觉得有点理亏心虚；加上他兄弟中的确有夺位野心的人，他们便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为了消除对自己帝位不利的隐患，他采取了一系列翦除异己的措施。

首先，他下诏把诸兄弟的名字里的“胤”字改为“允”字，以区别于自己。

接着，他把拥有兵权、在朝廷上有很高威信的第十四弟允从西北边防线上召回京幽禁起来。第八皇子允禩、第九皇子允禟，都也觊觎过皇位。他俩关系很好，常有密信往来。有一次，允禟要求雍正让他的一个心腹去江南补一个要缺，雍正便抓住这个口实，指责他们兄弟俩培植党羽，心怀不轨。将他们开除宗籍，强迫允禩改名阿其那（意为“狗”），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意为“猪”），然后加以软禁。

有天晚上，允禟在自己书斋读书，忽然听到窗外窸窣作响，好像是树叶在飘落，又看见有人影晃动，想到自己的处境，便惊恐起来，急唤侍卫人员，连呼几声也无人答应。这时，一名身着黑衣裤的壮汉破窗而入，允禟吓得忙向墙边倒退，颤抖着问：“你是什么人？”

来人冷冷一笑，说：“九爷不必惊慌，老爷子派我向九爷请安来了。”

允禟听说是雍正派来的，顿时惊惶万状，他乞求说：“请壮士回转禀皇上，我现在很好，没有任何愿望、要求和牵挂。”

“可是老爷子还是担心九爷的身体。奴才特地带来一点好药，请九爷服下，就可保永远健康啦。”说着从腰间取出一个小包递与允禟。允禟知道这是要他命的毒药，想拒绝服用。来人立即脸色一沉，两眼射出凶光，拔出匕首直指允禟，咬牙切齿地说：“请九爷放明白些，别耽误了奴才的公事！”说着向允禟步步逼近。

允禟知道一切挣扎都已无用，不觉热泪夺眶而出。他打开那白色的药粉，刚一进口，就七窍流血而死。第二天，到了中午还不见允禟动静，内监敲门呼喊，没人答应。开门一看，室内一切如常，只是不见人影，只有地下一片带殷红的湿痕。对这件事朝廷没有任何反应，只说允禟死了。不过，允禩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几乎就在这同时，雍正又派人潜去西北，将允禟的眷属通通解回北京，交内府严加看押。

在这以后，又先后传出了允禩，第十子允，第十四子允的死讯。据说，诸王子当中，只有允祥被雍正所信任，成为兄弟相残、同室操戈的幸存者。

（3）秘室毒手

一个太监的私家塾爷同东家相处不错，一天，他请求太监领他到内宫看看，长长见识。太监同意了，并且为他准备了腰牌和衣帽，假充侍役混进了内宫。进宫前，太监嘱咐塾爷说：“进午门的时候，门卫必定要突然厉声喝叱，没有进去过的人就会吓得惊惶失措，这样就会被抓起来，性命就危险了。每进一道门，几乎都这样。不过越到后面，喝斥声就没有开始时那般凶暴，盘问也渐渐松了，因为已经通过几道门岗，大约认为问题不大。”

太监引塾爷进内宫参观、蹓跶了一阵，来到了太监休息的房间。太监看了看四周，告诉塾爷说：“先生，这里是皇上常到之处，你稍稍歇一会儿就出去吧！不然，恐怕圣驾突然来了没地方躲藏。”

正谈间，忽听太监们在互相嘘气。太监慌张地说：“皇上已经到了，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让塾爷躲进床板下面。床板的缝隙中仍然可以看清外面的一切。

一会儿，雍正帝一脸怒气走进屋中，盘腿坐在床上。接着几大力士挟进一个人来，只见他遍体鳞伤，面无人色，到了雍正帝面前，侍卫要他跪下，但他傲然不理。对雍正帝骂道：“你不念手足之情，就是曹丕迫害曹植，也没有把他置于死地。你夺得大位，陷害太子，又接二连三杀戮众亲兄弟，以为这样就可以灭口，但是，你就没有听到过‘众口史笔，公理难摧’这句话么？”

雍正帝大怒，跳下床去，狠狠地对他左右开弓，打来人的耳光，同时，又命令大力士把他的手足捆绑起来，拿出一小瓶白色粉末，强行倒入他的口中，来人立即殷血迸出，倒地而亡。门口放有一口大缸，侍从们将死者碎尸置于缸内。此时万籁无声，只有床上雍正帝喝茶吸烟的声音。过了十几分钟，雍正帝令开缸看看，力士看了看说：“完了。”雍正帝伸头窥视，力士们将缸口稍微倾斜过来，便溢出紫黑色的水来。

雍正帝一挥手骂道：“看你还敢骂我吗？你们把缸抬出去扔进污水沟里，让他死了也跟污秽为伍。”

那些大力士们抬着缸出去了，雍正也随之离开。

太监把吓得半死的塾爷拉了出来，悄声问道：“今天的事，你都看见了？”

塾爷不断摇头，擦汗说：“看到了，看到了！”

“你就当没有看见一样，要是稍稍走漏风声，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今天我值班，你先回去，明天还有要事相商。”

塾爷回到住所，想到处境危险，但又难以立即脱身。于是利用等候太监归来的时间，把看见的事情一一记了下来。撕开棉袄藏在里面。第二天，太监惊慌回来，一进门就说：“先生，大祸临头了！唉，这真是祸由自取！”

塾爷忙问：“出了什么事？”

“昨天我当班，老爷一天未问。我想可能他没有察觉，大概没事了。谁知晚饭时，他突然生气地问我：‘白天床底蹲的是什么人？你真胆大包天！’我忙磕头谢罪，承认是我的亲戚。皇上仍大怒不息，命我立即杀死先生。我实在没有法子。我能够报答你的，就是你死后我一定将你的灵柩送回你的老家。宫里马上就要来人，先生快做准备吧！”

塾爷伤心地说：“事到如今我也别无要求，只是我枉做异乡之鬼，乞求公公见怜。”说毕两人痛哭诀别。

宫里人到后，取出一副药，塾爷服下，立即腹痛而死。太监将他的棺材送到他家乡，说是暴病身亡。几个月以后，家人检点塾爷的遗物，在箱子里面发现了绝命书，方才明白真相，但为避免再遭惨祸，谁也不敢走漏半点风声。

2 三阿哥弘时之死奇案

弘时原为雍正帝第四子，他的三位兄长弘晖、弘昐和弘昀，分别在八岁、三岁和十一岁时早亡，其中弘昐因幼殇未被序齿，所以弘时排行第三，又被称为三阿哥。由于哥哥都已不在人世，他实际上成了雍正帝的长子。史籍上对弘时的记载很少，《清世宗（雍正）实录》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十月，刚刚继位的乾隆帝下谕旨说：“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恶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现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著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清史稿》论述简略些，本传载道：“弘时，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皇子世表》记：“弘时，世宗第三子，早死，无嗣。”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可以得知：弘时生前曾因某种过错而被雍正帝惩罚，乾隆帝即位时，弘时已死去多年。弘时究竟怎么得罪了雍正帝？弘时之死与雍正帝有关吗？

曾任清史馆协修的唐邦治，首先提出雍正帝杀子之说。他在《清皇室四谱》一书中，记曰：“皇三子弘时，……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二月十三日子时生，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少年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年二十四。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追复宗籍。”有史家更直截地指出：弘时之死，“不是被诛戮，就是被世宗赐令自尽了”。因为，在弘时死后一月，雍正帝于某奏折上批语道：“朕尚有阿其那（即允禩）、塞思黑（即允禟）等叛贼之弟，……不但兄弟，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雍正帝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与两位势不两立的政敌兄弟相提并论，表明雍正帝杀弘时，是完全有理由的。孟森也说：“夫‘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语颇浑沦，何至处死，并削宗籍？……世遂颇疑中有他故。”孟森推测弘时之死与“世宗大戮其弟”有关。他说：“世宗处兄弟之酷，诸子皆不谓然。弘时不谨而有所流露，高宗谨而待时始发也。”总之，是雍正帝杀了其三子弘时，原因可能是弘时同情或支持雍正帝的政敌，此为雍正帝所不容。

有学者对弘时与雍正帝的父子矛盾关系，作了更详尽的叙述，指出雍正帝并未杀子。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死于雍正五年，这一时期正是康熙帝建储、皇子纷争，雍正帝继位后，又大肆清除政敌，清朝政坛波澜起伏，血肉相残时期。日益成熟的弘时耳闻目睹这一切，自有其自己的看法，而且他一向不得雍正帝宠爱，称帝无望，造成与父亲雍正帝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并和雍正帝政敌发生某种勾结。二十左右的弘时，年轻气盛，城府尚浅，对父皇的不满时有表露，终于受到雍正帝的惩戒。雍正帝先是勒令弘时为允禩之子，断绝与弘时的父子关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二月十八日削其宗籍，交由允祹“约束养赡”（《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廿六辑）。到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弘时终因长期郁闷不乐而死。说弘时被削除宗籍与死去发生于同时，即所谓“削宗籍死”，可能是对史料作出错误判断而形成。据当时情况看，弘时被削宗籍的主要原因，是受允禩的“株连”，允禩所受的惩处是圈禁高墙之内，并未被马上处死，而受其株连的弘时却被立即处死，这有点说不过去。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颁布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曾静指责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如果雍正帝杀了弘时，曾静肯定会抓住不放，再加上一条“诛子”，从这一角度看，雍正帝好像并没有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3 雍正皇帝禁言禁书冤案

清王朝雍正年间，文字狱案件比康熙年代增多了。雍正皇帝即位的头几年，同他的兄弟允禩（即“祀”字）、允、允禟等诸王，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允遭降爵禁锢，允禩和允禟被废为庶人，死于禁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凡是对皇帝本人或对朝廷政事表示不满，或有所议论，就会被看作“非议朝政”、“谤讪君上”，甚至被加上“党附奸恶”、“蓄谋叛乱的罪名。因此，在这个时期，文字狱往往成为皇帝用以排除异己的一种惩治手段。”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查嗣庭担任江西省考官，他出了一道考题，叫做“维民所止”。这本来是《诗经》里的一句话，有人却向皇帝报告说，“维”、“止”二字正是“雍正”二字去掉上半截，岂不是暗示有人要砍皇帝的头吗？这一说，引起皇帝勃然大怒，于是立即下令把这个考官逮捕入狱。后来雍正担心光凭这一点定罪，人们会说查嗣庭出于无心，于是下令查抄他的日记，找出许多被认为是“谤讪圣祖（康熙）”、非议朝政的罪证，并且说他“趋附”奸臣隆科多，因而定了“大逆不道”的罪。查嗣庭病死在监狱里，可是皇帝还不甘心，下令将他戮尸枭首，他的儿子也被处斩，他的哥哥和侄儿被流放到三千里外的地方去。

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本来是雍正皇帝的宠臣，曾因“平定”青海有功，被封为一等公。后来雍正帝认为年羹尧恃功弄权，“显露不臣之迹”，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加以法办，定了九十二项大罪，下令“赐”他自缢。年羹尧的记室（秘书）汪景祺写了《西征随笔》，其中有一首诗写道：“皇帝挥毫不值钱”，被认为是攻击康熙皇帝；此外，他还写了《功臣不可为论》，被认为是替年羹尧鸣冤叫屈，对雍正皇帝不满。雍正四年案发，汪景祺被“立决枭示”，妻子、儿子被发往黑龙江为奴。同年发生的，还有钱名世案。

翰林院侍讲钱名世，也因为写诗颂扬年羹尧，而触犯了雍正皇帝。他的诗里有两句是：“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即西藏）宜刊第二碑。”这意思是说，应当在“圣祖仁皇帝（康熙帝）平藏碑”之后，再为年羹尧立一个记功碑。雍正认为这是把平藏之功归于年羹尧，这种看法自然冒犯了皇帝的权威。不过，钱名世所犯的罪还不至于死。雍正便亲自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家的门前。皇帝还命令在京的大小官员，凡是科举出身的，都要写诗讥笑钱名世。这类讽刺诗多被保留下来，现在还能看到的有三百八十多首。

这些案件所给予的罪状，都同触犯清朝皇帝的威严有关，而这在君主专制的时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此外，这些案件都涉及“奸恶”的权臣和朋党，他们的存在，是对由皇帝所独掌的皇权的威胁，所以必须加以剪除。显然，打击亵渎君王的行为，打击朋党势力，目的是要使人们忠诚于皇帝，以维护绝对的君主集权的专制统治。

例如，雍正时，原庶吉士徐骏由于写过“明月有情远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句，被怨家告了状。在刑部审讯时，有的官员认为他是“实出无心”，可是结果还是以“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的罪名，依照所谓“大不敬律”而被杀了。

据说，有一次，雍正皇帝微服出游，到一家书肆里看书。那时候，微风习习，吹得书本一页一页地翻动不已。一个书生见景生情，出口成章地吟出了“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的诗句。此诗被雍正听到，认为这是意含讽刺，这“清风”不就是暗指着清朝吗？建立清王朝的满洲贵族最怕汉人起来反抗，最忌人家说他们浅薄少文。于是，皇帝下了一道圣旨，便把那个可怜的书生抓去砍头了。

凡是善于逢迎拍马的人，总想占一些便宜，他们也往往捞到了一些好处。因为歌功颂德、献媚求宠而遭到杀身大祸的，确实少见，可是在文字狱案件中，却有这样的事例。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太常寺卿邹汝鲁呈进《河清颂》，颂扬雍正皇帝的功德。在颂词中，用了“旧染维新，风移俗易”的字句，这意思是说，在雍正的治理下，过去不好的东西都得到改变，面貌一新。雍正看了，怀疑这两句话“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有何所指”。颂扬当今皇帝固然是好的，可是如果蓄意讥讽皇帝的祖先，罪过可就大了。尽管没有弄清它的真正含义，雍正帝在谕旨中还是武断这是“悖谬之语，显系讥讪”，于是，献媚者却受到了惩罚。邹汝鲁反被革去官职，发往荆州府堤工处效苦役去了。

还有就是，监察御史谢济世揭发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赃枉法等罪行。这田文镜是雍正皇帝极为宠信的心腹之臣，谢济世竭力抨击他，因此触怒了雍正帝。雍正皇帝袒护田文镜，说他是一个“秉公持正”的好官，并且指斥谢济世有意诬告，把他充军。谢济世在边疆注释《大学》，著书立说。清统治者向来对犯罪的汉族官员是很注意的，总是命令各地官员留心监视这些人的行动，随时向朝廷密奏。雍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谢济世注释《大学》的事情被人告发了，并且还给他加上了“毁谤程朱”的罪名。

在学术上不同意朱熹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本来是正常的事。可是在清王朝前期，反对朱熹就是反对官方的思想，就算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了。朝廷官员在审阅书稿时，认为谢济世不仅反对朱熹，而且更严重的是利用注释“见贤而不能举”等机会，大讲所谓皇帝用人之道，指责拒绝纳谏、掩饰过错的作法，这显然是借题发挥，有意攻击皇帝，对自己被充军心怀不满。

雍正皇帝向来对这类案件都是亲自处理的。他看了这个案件的奏折以后，亲自写了“朱批”。首先表白自己一贯对“拒谏饰非”有所警惕，接着，他指出只有忠心耿耿地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才叫做“谏”，而谢济世所说的却是进行影射攻击的“私言邪话”，并不是什么“直谏”。本来对这种人是要处斩的，还算是皇上开恩，从宽送往军队里当苦差，效力赎罪。

和谢济世同时流放的工部主事陆生楠（工部是掌管工程、水利、交通等事务的朝廷机构，而主事为部里的低级官员），也在阿尔泰研究学问，写了一部《通鉴论》，这是读史札记之类的著作，其中提到封建、立储（确立储君——皇位继承人）、兵制、人主、相臣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究竟是裂土而治的地方分权的分封制好，还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好，这是封建时代政论家争论了一千多年的老问题。清王朝实行郡县制，而陆生楠却大谈分封制的好处，说这是古代圣人制定的最好制度，废除分封制害处很大，竭力主张改革现行的郡县制。而他主张实行分封制，是同反对绝对的君主专制相联系的。他认为君主个人的权势越大，带来的祸害也越大。显然，陆生楠的这些主张，是和当朝官方的思想相对立的。雍正七年，他写《通鉴论》的事被查了出来。雍正皇帝亲自写了《驳封建论》，以批驳陆生楠的“邪说”。

为什么一个犯罪的低级官员写了这样的著作，竟引起皇帝这样重视呢？这是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的。雍正皇帝同他的兄弟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进行过激烈的争斗。诸王企图夺取或分享一部分权力，当然反对雍正的专制集权，赞成实行分封制。这样一来，陆生楠的主张就被看作是“党援诸王”，为他们制造舆论。雍正皇帝把它看成一个重大问题，亲自出马进行批驳，后来又下令将陆生楠在军前处死。他力图用暴力手段压服政权对敌。

4 吕留良、曾静冤狱案

吕留良为浙江人，著名的理学家。明朝灭亡后，他始终不与清朝妥协，后来因为拒绝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干脆削发为僧，在和尚庙里著书立说，坚持反清倡明的立场。吕留良死于康熙二十二年（即公元1683年），可是在四十多年以后，却遭到戮尸示众的厄运，连累了子孙和门生，这就是雍正年间最大的一次冤狱。

吕留良和一般的明朝遗民不同，一般遗民的“抗清”，只是吟诗、作文暗寓讥讽，发些牢骚罢了，而吕留良却是一个思想家，他提出的一些理论，同清朝统治者是格格不入的。他主张皇帝和臣子的关系，不能同父子关系一样，而应当以义为重，反对尊君卑臣的风气。他还主张把驱逐异族统治者、恢复汉人的天下，看作是比君臣之义更重要的道德原则。这些思想显然是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所以雍正皇帝说道：吕留良写的文章和日记，全是叛逆的词句，凡是做臣子的，都会不忍看、不忍读、不忍写出来的。这说明清政府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深恶痛绝。

可是，湖南生员曾静对吕留良的思想却十分钦服崇拜，他派门生张熙去浙江吕家访求吕留良的遗稿，吕留良的儿子把全部遗书交给张熙。曾静看到这些著作，如获至宝，反清思想更加激烈。他经常和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等人来往，图谋把抗清的思想变为实际的行动。但是，曾静不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是企图利用汉族将领发动政变。当时川陕总督岳钟琪，传说是岳飞的后代，曾静就派张熙带了密信去游说岳钟琪，信上列举了雍正皇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色、诛忠用奸等罪状，劝说岳钟琪和他们共谋举事，推翻清朝。可是岳钟琪并不想反清，他采取卑劣的手段，欺骗张熙，终于弄清了主谋者，然后向皇上告密。于是，吕留良、曾静大狱便发生了，这是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的事。

那时，清朝皇室内部矛盾尖锐，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反满抗清思想化为实际的行动，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雍正帝决定利用吕留良、曾静的案件，严厉地打击反清的思想和行动。雍正的“上谕”指出，以前浙江发生过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海宁、平湖也有“骚动”，那都是吕留良思想的“遗害”；如今曾静、严鸿逵等人，相距千里，居然能够相互呼应，共谋反清，可见问题严重，已到了非加严办不可的时候。

当然，砍头、戮尸是不可少的。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都已死去，仍遭剖棺戮尸的下场。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以及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都被砍了头，子孙遣戍，妇女为奴。曾经为吕留良建祠、刻书和私藏吕氏著作的人，一律论死。可是，发动“叛逆”的首要分子曾静和张熙，却出人意料地被免罪释放了。这是清朝统治者玩弄的一种手法。

雍正皇帝利用这个案件，大造舆论。他指出，曾静等人住在偏僻的农村，受到流言蜚语的迷惑，而造谣者是允禩、允禟等诸王的党羽；曾静等人还受到吕留良“邪说”的蒙蔽，才会企图谋逆。雍正把曾静表示改悔的供状，连同他亲自写的谕旨，合本刊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不论是读书学子还是乡间小民，都要懂得书上所讲的“道理”。他企图用这种手段来消除反清思想，分化反清的力量。

雍正皇帝还企图利用这个案件，大肆追查“谣言”。他不仅下令向曾静、张熙等人追问：从哪里听到有关皇帝的“谣言”，而且一步步地寻根刨底进行追查。官员向人们劝说道：只要把这些谣言在哪里、听什么人讲的说出来，本人就没有罪了，否则替别人隐讳就是犯罪。在他们层层追查逼供下，有的人交代出，是在湖南某地的路上，听一个犯官说的，又说传播谣言的人是“京内旗人模样”等等。这样，雍正帝就把“造谣”的首犯说成是诸王的党羽，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他兄弟诸王的势力。

但是，《大义觉迷录》并没有收到根除反满思想的效果，不杀曾静以示宽容也起不了多大欺骗作用；而《大义觉迷录》的颁布，倒是从中透露了不少皇室内部争夺统治权力的消息。所以，雍正皇帝一死，乾隆皇帝在即位的当年，就把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连《大义觉迷录》也加以查禁，不准流传了。

吕留良、曾静大狱案究竟冤死了多少人？雍正皇帝为什么如此处理此案？乾隆皇帝后来又为什么推翻了他父亲的处理结果？这些都成了大清王朝的一大争论不休的奇案冤案。

5 麻城千古冤狱奇案

清朝统治，官场腐败，奇案怪事层出不穷。雍正年间湖北省的麻城冤狱，即是典型的一例。

（1）“小狐狸”风流案起

当时麻城有个知县叫汤应求，为举人出身，四十岁左右年纪，虽说为人怯懦，但做官倒还清明。这天，他听有人击鼓鸣冤，立即命衙役将喊冤人带上。

走进来的是郎舅两人。一个说，自己的姐姐自嫁涂家后，就遭到虐待，一个月前遭打失踪，定是被姐夫涂如松暗害了，恳求知县大老爷伸冤；另一个却说，杨氏三姑入门后，三天两头回娘家，一个月前出走不归，定是小舅子杨五荣姐弟俩做成圈套，想敲他这个作姐夫的竹杠，在此恳求青天大老爷明察。

汤应求根据两人的诉述，一时难以决断，于是就命两人先自回去，听候处理。退堂以后，他就把刑房老书吏李献宗请来商议。这老书吏年纪五十挂零，原是仵作出身，对疑难案件也很有一些识辨能力，办事认真老练。他听了案情后，略一思忖，就笑道：“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口说无凭，全要证据，若知真伪，先找女子。”汤应求连连点头，便发下签票，命他查找杨氏三姑的下落。

时过三天，李献宗从涂家住地九口塘回来，向汤知县禀报说，在九口塘访问了十多户村人，又专程去了杨家村调查，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个涂如松是个老实农民，有名的孝子，而杨三姑却是个水性杨花的“小狐狸”。她嫁到涂家之前，就和同村生员杨同范有勾搭，后嫁给王家庄的富户王祖儿家作媳妇，可王的儿子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杨三姑很快就与王祖儿的外侄冯大发生了奸情，结果被王祖儿一纸休书打发回家了。刚好遇上九口塘的涂家托人要找儿媳妇，经媒婆说合，两家迅速结了亲。杨氏嫁到涂家不久，两人就开始口角，一不顺心就摔桌打凳。有一次，丈夫涂如松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杨三姑一巴掌，杨三姑哭哭啼啼地跑出门了，从此就不见踪影。村人们都在说：她平日回娘家无非是找个借口，实际上是去会情夫了。

最后，李献宗归结道：“这些都是村语闲言，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眼下亟需做的一件事，就是弄清杨三姑的下落。”

这样，追查的线索很快便集中到了王家庄冯大的身上。

那杨三姑确实是躲在冯家。冯大只有一个老母，她见儿子与杨氏成天在家中鬼混，心里很是焦忧，但又怕这个独养儿子吃官司，所以就守口如瓶。

这几天，冯大忽见村里出现了一个半老的陌生人，经常走门串户，找人聊天，不觉有些做贼心虚。他怕丑事一旦泄露，要到县衙门吃官司、打屁股那如何了得！于是就决定去同杨三姑的弟弟杨五荣说清楚，破点钱财，要他去县衙收回诉讼，再把杨三姑送回杨家了事。可是杨三姑的弟弟杨五荣是个无赖，正为赌输了钱生气。现在听冯大如此一说，就一意刁难，大敲竹杠。两人讨价还价，最后冯大出二十两银子，杨五荣总算答应下来。

冯大走后，杨五荣细细一想，却犯了难。姐姐并没有被涂如松害死，前去官府销案，岂非出尔反尔。弄得不好，还得白白挨一顿杖责。他蓦地想起过去的酒肉朋友杨同范，眼下住在城里，是个大秀才，还是去求他想想办法。

原来那个杨同范原本就是个花花公子，年少时就和杨三姑有过勾搭，后因迫于父命，只好抛下三姑迁往城里居住。如今虽已娶了三房妻妾，但对这个“小狐狸”始终不能忘怀。此时，听得杨五荣的叙说，不禁欣喜满怀。马上叫仆人取来酒菜，两人边吃边谈，当下一一计议妥当。

次日一大早，杨五荣匆匆赶到县衙，又递上一张状纸，请门官转呈县大爷，声称：如汤知县还不把谋害亲妻的涂如松依法惩治，就要越级向总督衙门上告。

等到半夜时分，杨五荣又领着杨同范的两名心腹家人，备了一乘小轿，悄悄来到王家村，接走了杨三姑，把她送进杨府后宅。从此，杨同范就把杨三姑安置在夹墙房中，成天寻欢作乐。妻妾们慑于他的淫威，谁也不敢露出口风。不过他有一个心病，怕涂家得到风声。所以决计要找个机会，非置杨三姑的丈夫涂如松于死地不可！

（2）无主假尸

机会果然来了。有一天，杨同范听说离九口塘不远的溪滩里，被野狗扒出了一具无主尸体，面目已经全非。他心中大悦，立即派心腹唤来了杨五荣，如此这般密谋一番，便叫杨五荣去县衙报案。知县汤应求得知有杨氏尸体，当然不敢懈怠，就派刑房老书吏李献宗带领仵作李荣前去验尸。

这李荣也是个老牌仵作，对汤大人作官清正很是佩服。这天下午，他打点好验勘用具，正要出门，忽见本县首富、生员杨同范踅进门来，不觉微微一愣，忙拱手道：“杨爷，什么风把你吹来舍下？有何吩咐，请说！”

杨同范朝简陋的屋内瞥了数眼，颇带感慨地道：“李哥秉公办案，竟落得这样清苦，实于理不公。如李哥不嫌，杨某愿略献菲薄之力，以表心意。”说完，从怀中拿出一根金条，往桌上一放。

李荣已猜知他八成是为杨氏一案而来，便婉言道：“杨爷的盛情我领了。只是这金条是决不敢收的。在下如有办得到的事，但说无妨。”

杨同范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得转弯抹角地说：“听说九口塘溪滩里的尸体，确为被涂如松所害的杨氏，看来李哥总不会有违民议的吧？”

李荣淡淡一笑，说：“传闻管传闻，我没有去当面勘验过，怎好人云亦云！杨爷如无其他事情，在下不能奉陪了。”于是将金条塞还杨同范，掮着用具，自顾出门而去。

李荣会合李献宗，向目的地出发。路上，李荣把杨同范前来行贿的事照实禀报了。老书吏李献宗只唔了一声，继续赶路……

两人到了九口塘溪滩。见那尸体曾被野狗啃过，如今已经腐烂。仵作李荣凭着丰富的验尸经验，从尸身的一双脚骨上，断定为一具男尸。再从毛发、骨胳上辨认，分明是个还未成年的男子，与成年女尸的差别十分明显。这一验勘，使这位刑房老书吏进一步明白：杨五荣的报案，完全是想假尸冒领；而杨同范的行贿，则是要他以假说真。当下，李献宗将李荣的验勘记录细细作了核对，并签下“此系男子之尸”六个字。然后他们关照地保：将这具无主尸体收殓埋葬，并在坟上立杆标记。

本来，像这样的案件，只要有实事求是的办案人，有清明的县官，完全可以审理清楚的。可是汤应求的上司忽然插手此案，节外生枝，竟扰乱了整个麻城。

（3）小人得势

当时的湖广总督叫迈柱。他与年羹尧本是同僚，平常来往颇密。自从年羹尧案发后，他心中便惶惶不安，大有兔死狐悲之感。

这天，门生高仁杰前来拜见迈柱，呈上一张状子，说：“今有麻城生员杨同范偕同当地居民杨五荣写来诉状一份，恳求制台大人为民伸冤。”迈柱哪有心思，皱皱眉说：“麻城有父母官，为什么送到总督府来？”高仁杰说：“此状正是控告麻城知县徇私枉法，包庇九口塘刁民涂如松杀妻之罪的。他们无路可走，才前来恳求总督大人亲自过问此案。”迈柱越听越烦，手一挥说：“芝麻大的事都来找我！此案就委派你前去复查处理吧！”高仁杰正是求之不得，赶快打拱作揖，说：“感谢恩师大人栽培，门生当秉公办案，严惩罪犯。”

原来这高仁杰乃是一个小人。他当时为广济县的候补知县，正为找不到实缺而发愁。杨同范知道他是湖广总督的门生，便贿以重金。高仁杰见利忘义，就到总督府走了这个“后门”。

高仁杰拿了总督府的公文，匆匆赶到麻城县担任主审官。上任伊始，未作任何审理，就把涂如松、汤应求先行羁押，而后再起用另一名仵作薛义。这薛义早被杨同范笼络，受命之后，立即动身来到九口塘溪滩，命地保重新挖坟验尸。尸体经过几次翻腾，根本无法再验，而他却装模作样，东戳戳，西量量，磨蹭了好一些时间，才一口咬定这是具女尸，还说从肋骨中间验到刀伤的痕迹。

假报告送到高仁杰手上，高仁杰立即发下火签，将李荣拿来拷问。那李荣是条硬汉子，大声回答道：“回高大人，那尸体一无缠足受折的脚趾骨，二无女子毛发，三无女身特征，四无刀伤棍痕，明明是个未成年的男尸，要我从何招起？”

高仁杰见他说出真相，哪还了得！猛一击桌，吩咐重打。那些如狼似虎的差役，见汤应求已成了阶下囚，就拚命巴结高仁杰，棍棒下去，又重又狠，血肉横飞。李荣自知厄运难逃，更是不顾一切地大骂主审官是个“心怀叵测的小人”，并当场揭露了杨同范行贿被拒的事实。这对高仁杰确是当头一棒，他又惊又怒，再也顾不了什么，只一个劲地丢下签子：“重打一百！”“重打二百！”“重打三百！”三百没打完，李荣在惨叫声中断了气。

李荣一死，再也没人能讲那具尸体是男是女了。于是，等到戴着脚镣手铐的涂如松被推上公堂后，高仁杰不由分说，就下令先打五十大板，而后才大声呵斥道：“你个刁民，谋杀妻子，铁证如山，不必抵赖！告诉你，本大人铁面无私，若不想再受皮肉之苦，你就快快招了！”涂如松被打得皮开肉绽，口里只嘶喊着“冤枉”。

高仁杰见他还不招，便命衙役抬来一盆熊熊炭火，烧红了铁索，然后强迫涂如松跪在上面。只听“吱吱”声响，满堂都是皮肉烧焦的臭味，涂如松昏死了过去。高仁杰又让衙役用冷水把他泼醒，继续用刑。涂如松即便是铁打的身子，也难受此等酷刑，口里喊着：“罢罢罢，死了吧，死了吧！”就招认自己杀了妻子。

高仁杰获得口供，心中大石落地。当场判定杀人犯涂如松死刑，包庇犯汤应求革职充军，李献宗糊涂失职，杖责一百，逐出衙门。他吩咐将一干人犯先行关押，等禀报上司批复后执行。

此案一判，麻城百姓街谈巷议，愤愤不平。高仁杰虽然接任麻城知县之职，却被万人唾骂。

（4）奇遇转机

那老书吏李献宗被杖责一百大板逐出衙门之后，跌跌冲冲地返回家里。他想：这肯定是一起假案。哼，除死无大事！现在只有把这条老命豁出去，也许能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知道杨同范的嫌疑最大，可一时拿不到真凭实据，眼前剩下的惟一线索只有冯大。他打听到冯母是个忠厚之人，不待杖伤痊愈，就悄悄地离开家门，直奔王家庄了。

原来冯母也听到了杨氏一案的判决，她明知杨氏未死，许多人都吃了冤枉官司，心中十分不安；但又怕真相大白，儿子要坐牢杀头，因此，终日恍恍惚惚，提心吊胆。这天，她忽见李书吏突然找到自己家里，不觉心中乱跳，以为事情已被他察知，哪知李献宗并不直接询问冯大之事，而是七拉八扯，向她讲了一个“母子相会刑场，儿子咬断母亲奶头”的故事。这“咬奶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此刻被李献宗说来，某县某村，有名有姓，格外动情。冯母听着听着，对比自己，一时泪水盈眶，忍不住扑通跪在李献宗面前，失声痛哭道：“我知道李爷的来意了。我就像故事里那个做娘的，可我不愿落得那样的下场啊！”于是就把实情说了出来。

李献宗大喜过望，连连拜谢冯母，就告辞回城。他一路走，一路苦苦思索：杨三姑藏在杨府，还得取得实证，这样就可越级上告了。他想起邻近麻城的黄安知县陈鼎，为官刚直，决定前去求他相助。路上忽听得有人喊他，抬头一瞧，原来是城里摆豆腐摊的老徐婆。

老徐婆住在西街城头巷，大门口正好挨着杨府的后宅门。平日里，杨家的内眷、丫环都从后门进出，大男人是从不敢涉足的。这就更便于杨同范在后院房中藏垢纳污。

前天早上，老徐婆赶了早市返家，天色还早，正想浸些黄豆，以便晚间磨制豆腐，忽见杨家丫环翠翠急急忙忙冲进她家，慌里慌张地道：“阿婆，我家大娘子难产，杨爷唤小婢前来请你速去帮忙接生！”老徐婆赶快甩下手中活计，跟随翠翠进了杨大娘子房中。她朝产妇细细一瞧，顿时傻了眼。原来婴儿的一只手垂将下来，半个头正卡在产门上。这样危险的难产光靠她一个人，休想把婴儿平安接下来。她急得朝丫环大喊着：“别呆着了！还不快去唤些人来相帮，你家大娘子马上没命啦！”

丫环翠翠吓得急昏了头，忙朝墙壁大声叫三姑出来救大娘的命。只听“啪嗒”一声响，墙壁上的一堵暗门开处，窜出一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来。老徐婆认出她就是杨三姑，只装不知，而杨三姑却不识老徐婆。经过一番折腾，婴儿总算临盆。老徐婆返回家后，心神不定。她心中明白，杨氏一案，整个麻城县都在沸沸扬扬，许多人受了冤枉，尤其这个刑房李爷，对自己还有恩呢。她听说李爷已经出狱，很想去找他，但始终鼓不起勇气。没想到，今天偏偏让她遇上了，这可能就是天意？于是把心里的话和盘托出。

李献宗听罢，浑身劳累和伤痛早已丢到九霄云外，赞叹道：“徐婆也这样深明大义，我如今什么也不怕了！不过你老这些天要照样在家磨制豆腐，不要外出串门，以免杨家生疑！”说完，连家也不回，起程直奔黄安而去。

（5）喊冤告状

再说这黄安知县陈鼎，虽为七品小官，却才识过人。他对杨氏一案早存怀疑，一直在冷眼旁观。这天傍晚，忽听门人禀报，麻城被开缺的刑房书吏李献宗求见，他已猜知七分，立刻传见。

当陈鼎听完李献宗的详细叙述后，随即告诉了一个消息：日前已接邸报，皇上批准了总督迈柱关于判处涂如松死刑的奏报，已派湖北巡抚吴应棻前来传旨，估计明天就会路过黄安县前往麻城行刑。

李献宗好像冰水浇头，浑身起了疙瘩，急得连连搓手，扑通跪伏地上，对陈鼎道：“陈大人，明知是冤案，不敢昭雪，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矣，恳望大人设法。”

陈鼎沉吟片刻，扶起李献宗说：“眼下还有一步棋可走，但你得再受皮肉之苦！”李献宗想也未想就说：“只要能沉冤昭雪，在下愿以性命相陪！”陈鼎一听，十分感动，心想：要翻此案，不但要借巡抚之力，还得叫巡抚按照自己的意向办事；可是自己是个七品小官，又不能直接去指挥二品巡抚……对，不用明的，就用暗的。于是悄悄对李献宗耳语一番，连夜将“杨氏案”的前前后后写成诉状，交李献宗收藏身边。

第二天中午时分，果见一探马来报：巡抚大人已到黄安城外十里。陈鼎赶快率领大小吏员，骑马奔赴城外迎接。李献宗则头缠白布，身着素衫，来到大街上，拣一处小茶坊坐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只听鼓乐声起，一群差役手执“肃静”、“回避”的大牌慢慢而过，围观百姓都站在老远看着。再过一会儿，一乘四人绿呢大轿前呼后拥而至，陈鼎等当地官员尾随在后。李献宗忽然放下茶盅，不顾一切地冲到官轿前，大喊一声：“冤枉啊！”就跪倒尘埃，双手将状子高举在头顶。

吴应棻看见有人拦轿喊冤，只得停住。他喝声：“拿下去重打！”两旁护卫立即把李献宗掀翻在地，举杖就责。李献宗忍着旧伤复裂之痛，依然大声喊着冤枉，直至被打得喊声微弱下去，吴应棻才挥挥手，问道：“你有什么冤枉？为什么不去本地衙门告发？”

李献宗嘶哑着嗓子，沉着地回答：“本地衙门无力伸冤，详细冤情状里都有，请抚台大人过目。”他双手将状子交给护卫转呈。

吴应棻打开一看，十分惊愕。他此番奉旨前来，正是为杨氏一案处斩人犯的，如今竟有人半路冒死翻案，看来情况不同一般。他厉声问：“你知道为死刑犯翻案的规定么？”李献宗说：“回大人，此是一桩大冤案，非翻不可！小人准备以死明志。”吴应棻听了，略略沉思，就命皂役将他带到下榻的府第。

是夜，他细细地看了这份诉状，同时又对照了总督迈柱的奏报抄件，竟然大相径庭，不觉暗喜在心。原来吴应棻此番前来，雍正另有密诏，要他顺便查访年羹尧同僚迈柱近来的行径，如果发现有失职，立即上奏。眼前这个案子，正好让他抓住把柄。只要将迈柱扳倒，皇上一高兴，自己说不定还能加官晋爵，……吴应棻越想越兴奋，也不按当时规矩，去让李献宗滚钉板验真心，而是命人将他悄悄带到后堂，客气地进行询问。然而吴应棻是个无能之辈，只想升官，不会办事，当他听完李献宗的详细叙述后，情不自禁地脱口说：“既然要拿住杨三姑本人，本官明日就授命陈知县，前往麻城杨同范家搜拿杨氏就是。”李献宗连忙摇手说：“使不得，使不得！杨同范身为生员，却是麻城一霸，有财有势，耳目众多，如果这么明火执仗前去缉拿，他很快就会获知风声，极有可能将杨氏转移，或干脆杀人灭口，到头来赔出我一条命还是小事，这个千古奇冤就再也无法昭雪了。”

吴应棻一听也对，又连忙讨教对策。李献宗忙献上一策：巡抚大人暂不去麻城，以免惊动高仁杰，而密令陈鼎带着捕快，扬言要去查访本县逃往麻城的几个暗娼，如此这般，趁其不备，闯进杨家，捣毁夹墙，一举擒获。然后，大人即令陈知县开堂复审。吴应棻听罢大喜。于是立刻命人传见陈鼎，要他连夜行动。原来这一切都出自陈鼎的谋划。如今老书吏果然将这缉拿杨三姑之法转教给巡抚，而巡抚又将命令下达给自己。陈鼎想想好不滑稽，但不管怎样，反正你巡抚听我知县的就行。他向吴应棻长长一揖，说声：“遵命！”径自去了。

次日一早，那杨同范刚从杨三姑暗室出来。忽听丫头翠翠来报，有个年轻女子求见杨爷。杨同范听说有年轻女人找上门来，赶快吩咐客厅候见。他匆匆洗漱完毕，来到客厅，果然是一个天仙般的女子，站在其间，便笑嘻嘻地问道：“哪来的娇客？”那女子口未开，泪先流，一张粉脸，恰似梨花带雨。她说：“小女子本是麻城良家女子，后被人拐卖到黄安县青楼之中，因不愿沦为烟花，特意偷跑回乡。怎奈我已无家可归，听乡人说杨老爷是麻城的大好人，一向为人解危排难，所以冒昧前来求见，万望杨爷救救奴家。”杨同范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忙说：“听你说得怪可怜的。我有心助你，怕遭非议；不助你吧，又于心不忍。罢罢罢，谁叫我有这点仗义助人的名声呢，你就暂时在我内眷身边当个贴身丫环吧！”那女子一听，扑通跪地，娇滴滴道：“杨爷真好，大恩大德，奴家以身相许，也难报答！”杨同范听出该女子话中有话，哪里按捺得住？正想一把将那女子搂进怀里，忽然一个家人神色慌张地冲进客厅，禀报说外面来了一位官员，带着几位公人，已闯进后宅，要追查一名逃跑了的暗娼。

杨同范被撞掉了好事，又听说是位官员带人来追查的，情急之中，忙把那女子推入夹墙暗室里，赶快迎将出去。

就在这时候，陈鼎已出现在面前，喝一声：“搜！”那些捕快立即推开杨同范。忽听那边夹墙里传出喊声：“别为难杨生员了，逃犯是我，我就在这里啊！”众人循声纷拥而上，一举毁了夹墙，杨三姑也就乖乖束手就擒。

杨同范一时惊呆了。但见那青楼女子出来笑嘻嘻道：“杨生员，多亏指引，麻烦你了！”杨同范这时才知中计，但为时已晚，一根铁链套上脖子，被带走了。

（6）御笔翻诏

消息传开，震动了全城。陈鼎拿着巡抚大人的手令，奔赴麻城县衙。那高仁杰知道事已败露，惶恐不安。只听陈鼎大吼一声：“拿下！”高仁杰当即被捕快们掀翻在地，摘掉官帽，剥去官服，捆绑起来。陈鼎又发出签票数道，火速将杨五荣、薛义、冯大缉拿归案。然后，他命人将涂如松带上，开堂审理。汤应求也被请来观审。

公堂之上，威严肃杀，阵阵堂威响起，众衙役叫全部人犯一一跪地；许多尾随而来的百姓，都拥在堂下观看，到后来竟然里三层、外三层，挤个水泄不通。

杨氏早已吓瘫在地。当她看见涂如松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惨样，竟也天良触动，“哇”地失声痛哭起来，连连叫着：“如松啊！是我害了你，他们这样折磨你，我实在不知道啊！”便一五一十当众把自己从涂家出走，杨五荣与杨同范设计藏人等情况招认了。杨同范、杨五荣、薛义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再也不敢隐瞒，个个都招供画押。

于是，陈鼎当堂判定：涂如松无罪释放，汤应求官复原职，李献宗擢升为县丞，李荣立碑重恤家属，杨氏三姑苦役五年，冯大杖一百，高仁杰革职充军，杨同范、杨五荣、薛义处斩，并把详细复审情况，写成案卷，上报巡抚衙门，等待朝廷批复执行。这天是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

复查之事很快传到总督迈柱耳里，好像当头一棒，酒也醒了，神志也清了。他深知皇上觉察这桩假案，自己决无好下场。就以“八百里加急”上奏一份“密片”，里面说：“查杨氏原系私娼，并非涂如松之妻，陈鼎复查案情，实受巡抚吴应棻所指使，乃有意抗拒圣裁，加害下官，恳盼皇上明鉴。”

殊不知迈柱所奏的“密片”，此时已是强弩之末。雍正把他和吴应棻的两份奏报细细对照后，才知道完全是真假颠倒的两码事。于是撤回原诏，另下圣旨一道：即调迈柱、吴应棻回京面圣，着户部尚书史贻直担任湖广总督，并会同两省官员，共同审理杨氏一案。

圣旨一下，谁敢不遵。史贻直一到任，就着手重新审理此案，查明陈鼎所审案情、吴应棻转承的奏报完全属实，于是维持原判，依法处决了杨同范等人。

这桩千古奇冤总算得到平反昭雪。而这位高踞御座的雍正皇帝，最后总算在这起冤案中捞到了一点好名声。这并不说明他能为民作主；相反地，它倒是暴露了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和勾心斗角。难怪不久，这个寡恩缺德的皇帝脑袋也不翼而飞了。

6 暴君雍正死亡奇案

（1）西湖恐吓

据说雍正曾到过杭州，并在西湖住了好一段时间。不过他游兴杭州与康熙皇帝完全两样，没有半点风雅的味儿，而是在刀光剑影中度过。

地方官碰到的第一件古怪事，就是这位皇帝不肯住孤山富丽堂皇的行宫，却指定要住到西湖中间的船上去。原来雍正杀人如麻，仇敌太多，所以他比谁都怕死。他怕岸上警卫疏忽，易出乱子；住在湖中，四面环水，就可万无一失。

知府一声令下，湖内的大小游艇，一律征用，所有的船民统统被赶上岸去。湖心摆开几艘特备的龙舟，除留一个出入口外，四周和水底用许多铁网、钢索围护，网上还系上上万只铜铃，如果有任何东西触及铁网，铜铃就会报警，加上雍正身边有不少镖客警卫，个个武艺超群，把那雍正的龙舟护卫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

一夜无话。第二夜，半夜时分，骤然铃声大响，所有的护卫人员不约而同地向铃响处发射兵器。等到天亮，却见离网不远的湖面上，浮着一尾二十来斤重的死鱼，鱼身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飞镖袖箭，好似刺猬一样。虽是一场虚惊，雍正却因为警备森严获得验证而大为满意，从此安心地在西湖上过他花天酒地的日子了。

从三月底到六月上旬，一住两个多月，人们还不见雍正有回北京的迹象。皇帝住在西湖里，可苦熬了百姓。不要说一向靠湖谋生的船户生活无着落，就连沿湖居民也不容自由行动。

杭州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有放荷花灯的风俗，俗称“盂兰胜会”。每到这夜，湖中飘起万盏花灯，一眼望去，满湖全是白里透红的荷花，随着习习清风，飘浮闪烁，宛如璀灿的明珠缀于水上，让人叹为观止。雍正想要玩赏“西湖灯会”的盛景，在十日前特下谕旨要与民同乐，共庆升平。这下，给杭州的官吏添了个发财的机会，官府勒令每户居民限期贡献二两纹银的花灯捐，还征用大批民夫沿湖高搭花棚彩楼，以壮观瞻，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杭州的纸扎工艺是全国闻名的，数日功夫，工匠们已在湖中扎起庞大的龙宫、鳌山各一座，又在其间配上三界星宿、八洞神仙、四海龙王和西天罗汉。七月十五这天入夜后，灯烛齐明，花灯盏盏，蔚成奇观。果然是：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看！不料这一来却触怒了一位侠士。

雍正拥着嫔妃，在金碧辉煌的龙舟上，摆开筵宴。一时间，江南丝竹，齐发新声。他正沉醉在温柔乡里乐不可支，身边的一位贵妃突然手指南天，惊奇地叫道：“万岁，您看！”雍正也斜着朦胧醉眼，顺着她指的方向，只见远处有碗大两颗红球迅速飞来，心觉有异，仗着微醺的酒意，站起身来，快步跨向船头，睁眼朝红球观望。陪宴的也纷纷跟到船舷，交口称奇。说话间，红球朝龙船越飞越近，保驾的镖客统领，知道不妙，急忙发镖，将红球打入水中。雍正退入舱中，口传圣旨，命大小船只速速进行查点。这时，太监已从湖中捞上那落水的红球，却是两盏红灯。雍正一看，每盏灯上各有两行字，一盏写着：“今晚取灯，明夜还灯。”一盏写着：“三日不去，‘维民所止’。”这一看可把雍正吓出一身冷汗，七分酒意消了四分。没来得及思索，就忽见贴身太监从后舱慌张地奔出，跪下奏道：“龙榻前御用的一盏红纱如意灯不翼而飞！”雍正听后，好比五雷击顶，顿时瘫倒在龙椅上，心想，这个胆大包天的强人，趁我不备，劫走宫灯倒也罢了，竟明目张胆地提出，如果不走要杀我的头，可恼呀可恼！他的一腔怒气正无处发泄，忽见跪在地上的众大臣，便破口骂道：“你们这班饭桶，限你们明日查明刺客，捕获回奏。抓不到奸人，一个个提头来见！”骂完，拂袖入内。

大臣们害怕皇帝有什么闪失，吃罪不起，恳请雍正连夜搬进行宫去。雍正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执意不肯。大臣们只得悄悄退出。这天夜里，龙舟上虽然戒备森严，可是上上下下全都提心吊胆，连雍正也吓得一夜不曾合眼。他想起前年江西主考官出了个“维民所止”的试题，被同僚参了一本，点明其有意犯上，要去掉“雍正”的头。自己御笔一批，当即将主考官满门抄斩。想不到今夜这个吃了豹子胆的，又来个“维民所止”。想到这里，雍正恨得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接着又想道：这盗宫灯的人，本领确实不凡，他既能在我寝舱的龙榻边取走如意宫灯，不也能轻而易举地割下我的头嘛！想到这里，手脚冰凉。

第二天，全杭州的军兵捕快，水陆丁勇，围着西湖，顶班巡逻。入夜以后，雍正身穿紧身钢甲，手持宝剑，坐在舟中严防有变。一更二更，毫无动静，刚打三更，东南湖面，骤然飞起一道闪电，紧接着一声响雷，闪电变成火团，直射船头。一时间湖里湖外，镖箭齐飞，要截住这股火球，火团在瞬息万变中，上下翻腾，坠入不远的湖面。舟上的人竞相前去打捞。就在这时，雍正似觉背后有人推了一把，站立不稳，一个趔趄，栽入湖中。护卫人员吓得不得了，忙来抢救圣驾，好容易才捞得雍正上船，这只“旱鸭子”已喝了好几口西湖水。

一阵混乱过后，雍正神魂稍定，抬眼一看，昨夜失去的宫灯，不知何时，已好端端地放在身旁的龙案上。灯上多了四行诗文：

昏君行不端，劳民罪滔天，

知趣连夜滚，留头在汝肩。

雍正读完，羞忿极了，飞起一脚，将灯踢入湖中。他立即传谕：“今夜这湖上之事，严禁传扬，违者立斩！”

雍正终于强不过那位似在身边又摸不着的“不速之客”，离开西湖，走了。第二天清晨，湖面上空荡荡的已收拾一空，只有那盏被雍正踢入湖中的宫灯还在水面上飘浮着……至于当年那位隐姓埋名、驱逐雍正的侠士究竟是何人，不但雍正不知，官府不知，民间也无人知晓，所以至今仍是个传奇谜案。

（2）掉包杀仇

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个皇帝雍正，正史上说他是染病而死，民间则说他是被人刺杀身亡。

雍正为夺取皇位，康熙在世时，就结交了许多武艺高强的人，组成了一个秘密的暗杀集团，为他的夺位扫清了道路。

雍正四年的春天，他看看天下大势已定，这批人留着反而不好，就在圆明园里大摆庆功宴，酒中下了烈性毒药。这批人饮酒后一个个口吐鲜血，气绝身亡。其中只有一个人没死，他就是震天犼吕方。因为他是带病赴宴，把酒倒在胸巾上，没有喝下肚。他眼看着师父、师兄弟都一个个倒下，也假装倒在桌下。乘人不注意，他一个鲤鱼打挺，急忙逃出圆明园，发誓一定要为屈死的师父、师兄弟们报仇血恨。

一转眼九年过去了，震天犼吕方的女儿也已长成十八岁了，名叫吕四娘。这个吕四娘从小跟着吕方练就了一身软硬功夫。

雍正皇帝毒死了这批人，又把帮他夺位的大臣治了罪，自觉已无后患，便处处寻欢作乐。他看上了圆明园附近一家汉族地主的闺女。可是这时他已一大把年纪，再下旨选妃怕被天下耻笑，只好让贴身的小太监每天晚上把这个姑娘偷偷地背进来。这件事正巧被震天犼吕方察访到了，就和女儿吕四娘想了一个计谋。

有一天晚上，吕方父女俩藏进了圆明园的角楼里。初更夜时，一个小太监果然背着姑娘走过来了。刚进角楼，扑通一声绊了一跤，把背着的姑娘摔出足有四五尺远。小太监爬起来以后，背起姑娘就走，他哪里知道背起来的姑娘已是被掉包的吕四娘了。

次日五更以后，雍正皇帝被人暗杀的新闻就轰动了整个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