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心理学

在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政治心理学有很长时间踯躅于“前学科”阶段，但借助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强大威力，学科在以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为主要标识的“科学化”努力中发生了重要和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学科与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起经历的推动学科科学化努力的一个重要结果。这门学科由此终于走出了学科发展的“前学科”阶段，获得了独立的学科身份。

一、一个“正式的、自觉的”学科

1973年，由克努森主编的《政治心理学手册》出版。这本手册从回溯学科发展脉络开始，对涉及政治与心理间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讨论，引起了人们对政治心理学的广泛关注。自此，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围绕这些问题及相关争论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网络。1978年，在克努森的倡导下，国际政治心理学会成立；第二年，《政治心理学》（ Political Psychology ）杂志创刊。以此为标志，政治心理学发展成为一门“正式的、自觉的（self-conscious）”1学科。其时，在美国已有多种教材出版（虽然没有一种被广泛接受），耶鲁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率先正式颁授政治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一些大学（主要是美国的大学，如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等）都已在正规学科专业中培养政治心理学家。2

学科发展史表明，政治心理学受到了不同时期急迫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极大推动。这些现实问题未必会导向学科基础研究，但政治心理学明显表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反映重要事件，其二是证明和展示一些基本的理论传统的持续影响。政治心理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充满了多样性。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治心理学领域是政治学和心理学在不同时期各领风骚的话，那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政治心理学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分析概念、分析单元等不同层面和维度上，更突出地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

二、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心理学的强烈影响。事实上，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把政治心理当作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范畴，当作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尽管社会心理学作为应用于政治与其他领域的理论和研究的源泉并未发挥其潜能，但政治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都起源于社会心理学却是不容置疑的。3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并不是从零开始，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了这种影响。

如果说早期政治学著作中的心理分析只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一种“前学科”的研究，那么现代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则要求这一学科在完善自身学科要素与特质的同时，既要吸收心理学的积极成果，又要关注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在政治心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对这一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而政治心理学专业研究人员的大量出现及其为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所做的努力，则常被看作政治心理学获得独立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与政治心理学家的界线有时并不清晰。政治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还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标志是，不管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是政治心理学家，还是心理学家或社会心理学家，他们对政治心理的研究都更为自觉。因此，政治心理学依然不仅是政治心理学家的领地，还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常常涉足这一领域并做出贡献。自政治心理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以来，这一领域跨学科合作（不仅仅是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合作）的特征更为明显。

三、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主题与方法

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威廉·麦奎尔（William J. McGuire， 1925—2007），将20世纪40年代以来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连续且都持续了二十年的发展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即20世纪40—50年代与60—70年代），政治心理学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而第三阶段（80—90年代）的开始大约与这一学科获得独立地位同步。学科在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发展，也反映出不同时期政治心理学在研究主题（议题）、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中，第一阶段是40—50年代的人格与政治研究时期，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的态度与投票行为研究时期，80—90年代则是以意识形态和决策研究为主题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研究者表现出了从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获取解释政治思想、情感和行动的见解的理论热情，政治人格是他们共同的研究主题，而对儿童期成长经历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则成为一种流行观点。环境决定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理论偏好，文献分析和访谈则是这一时期的流行研究方法。在这一阶段，精神分析是政治心理学重要的分析路径，也成为这一领域最早的分析路径。在政治心理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调查研究引发了研究者普遍的方法论热情，对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的关注与研究则成为研究者的共同兴趣。理性人假设及理性选择理论是这一时期的流行理论，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是最受欢迎的研究方法。在第三阶段，基于认知科学和决策理论的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将人描述为一种信息处理机器，信息处理理论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实验法则代表着研究者的方法论偏好。4

在麦奎尔所概括的三个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转移与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将此前的研究主题从研究者的研究议程中完全排挤出去。流行理论和方法的变化也是如此。5于是，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20世纪四五十年代流行的人格研究依然存在，其后流行的态度及投票行为研究领域也有众多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或许还算容易，从第三个阶段开始，做这样的梳理和概括则变得有些困难了。麦奎尔对第三个阶段的研究主题、流行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归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整体状况一样，政治心理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进入了一个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相互竞争的时期。研究主题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特征。因此，要对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学科领域的研究进行类似此前阶段的梳理和分析，不仅是非常困难的，还存在以偏概全和顾此失彼的可能。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发表的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反映出这一学科获得独立学科地位后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基本状况。有学者主要基于《政治心理学》杂志在大约三十年间发表的论文（从1979年创刊号到2008年第1卷），以及大致同一时期美国最佳图书奖（Best Book Awards）、美国政治学会的罗伯特·莱恩奖（Robert E. Lane Award）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的亚历山大·乔治奖（Alexander L. George Award）等奖项获得者的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科学统计和分析。6

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十年中，价值观/信念体系、人格和国际关系是最常见的主题，其次则是认知、政治文化、认同和领袖。此外，意识形态与态度、群众运动、政治沟通、情绪等主题也吸引了很多研究者。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政治心理学存在核心研究主题的话，多核心研究主题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不仅如此，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政治心理学也常常困惑于一些重复出现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科学状况”有关。

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在过去几十年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曾经主导这一领域研究的精神分析方法虽然没有被完全排挤出去，但其使用频度已远远不及调查法（survey）、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s）、二次文献（secondary sources）和实验法（experiment），与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es）、建模（modeling）及访谈（interview）等方法一样，成为这一学科研究中使用频度较低的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拓展。具体而言，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将其研究触角伸向政治生活及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其研究也在持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人们的政治生活有关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已被纳入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与此同时，政治心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因循主要围绕政治行为进行研究的传统，而围绕政治行为的全方位研究则构成了政治心理学的几乎全部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在不断开拓，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题（如人格）被保留下来，并持续塑造着政治心理学的学科轮廓和整体发展脉络。

与人的一般行为一样，人类的政治行为也有其隐含的或显露的动机。行为动机实际上涉及人们如何解释其行为的问题。按照理性选择理论，人都是利益最大化者，人们的社会目标都是有选择的。但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又受制于其对外部环境的判断，尤其是对行为本身的收益和风险所进行的评估；同时，人们对据以评估其行为收益与风险的信息的收集又有着难以克服的倾向性。因此，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有关理性选择的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负面批评则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唐纳德·P.格林（Donald P. Green）与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认为，理性选择理论虽然对政治相关知识的积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却因方法论的缺陷而失败了，而这种缺陷源于作者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论的勃勃雄心。罗伯特·阿贝尔森（Robert P. Abelson）、丹尼斯·钟（Dennis Chong）、莫里斯·费奥里纳（Morris P. Fiorina）、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阿玛蒂亚·森（Amartya K. Sen）等学者都卷入了这场争论。

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这种系统回顾和分析，对于理解政治心理学这一学科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早期发展阶段狭窄的研究领域和有限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的研究更新了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政治心理学不同问题领域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主导研究方法，也因之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ies）。7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心理学，在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的同时，研究方法也逐渐丰富起来。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一样，吸收了其他学科的诸多概念和方法，而其独立性并未因此受到削弱；相反，正是研究方法的不断丰富、成熟与完善，才使其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

1 Neil J. Kressel,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 New York, NY: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93, p. 3.

2 事实上，政治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明确。根据国际政治心理学会官方网站，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于1978年1月成立，其章程在1985年8月31日获得批准，直至1991年美国政治学会才正式设置了政治心理学分会主席一职。

3 参见Neil J. Kressel,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New York, NY: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93, p. 4。

4 参见Williams J. McGuire, “The Poly-Psy Relationship: Three Phases of a Long Affair”, in Shanto Iyengar and Williams J.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35。

5 有学者在这种意义上对威廉·麦奎尔所划分的三个阶段进行了修正。参见John L. Sullivan, Wendy M. Rahn and Thomas J. Rudolph, “The Contours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ituating Research on 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James H. Kuklinski, ed., 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3-48。

6 Kristen Renwick Monroe, William Chiu, Adam Martin, et al., “What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4, 2009, pp. 859-882.

7 Elif Erisen,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Perceptions, Vol. 17, No. 3, 2012, pp. 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