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心理学的早期发展：心理学与政治学的结合

政治学以人性概念作为其分析基础由来已久。19世纪初期教条主义政治学家声名扫地，这让现代政治学研究者引以为戒，竭力避免做出任何能使人回忆起他们过去所采用的方法的事情。因此，在20世纪初，差不多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分析体制而避免分析人。1

一、20世纪早期沃拉斯与拉斯韦尔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由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 1874—1953）掌舵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成为政治学领域倡导行为取向和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创新中心。梅里亚姆最早提倡建立心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联系。他看到了这种联系的可能性，并开启了政治心理学领域大规模研究的序幕。

实际上，在此之前，20世纪早期就出现了一些政治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当时政治学研究状况的不满，格雷厄姆·沃拉斯在其《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试图结合心理学研究成果来解释民主问题。从这本书的“导言”部分可以看出，沃拉斯在其政治学研究中对心理学方法的运用并不仅仅是将它作为方法而已。他认为，政治学研究在当时处于令人非常不满的境地，原因正在于把政治研究同人性研究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他写作《政治中的人性》就是为了说明，通过将心理学的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的相应改变是可能的”。可以说，自20世纪早期以来，心理分析与政治分析的结合是许多学术著作的特征。2

拉斯韦尔是梅里亚姆思想上的众多继承者之一，他最早大胆涉足政治上“名声不好”的心理学领域，并提出了许多极具生命力的观点。拉斯韦尔非但本人身体力行，还呼吁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拉斯韦尔富有影响的著作《精神病理学与政治》（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1930）以及二十年后他与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1918—1993）合著的《权力与社会》（ Power and Society），既奠定了其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地位，也使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拉斯韦尔时代”。在这种意义上，拉斯韦尔成为在其之后将这一学科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政治心理学家思想上的“教父”或“祖师爷”。3

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一书中，拉斯韦尔提出，政治人是依据公共利益将私人动机移植于公共目标之上并将其理性化的产物。他在《权力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更具基础性的分析概念——“反应”（response）、“环境”（environment）和“倾向”（predisposition）。就这三个概念而言，反应是环境与倾向的一个函数，可表达为R=f (E, P)。拉斯韦尔认识到了倾向在行为塑造中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但却未能正面思考这些“非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在以“刺激—反应”为基本模式的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拉斯韦尔对非环境因素即有机体动力的闪烁其词是可以理解的。他先是称这一套基本要素为“金字塔”（pyramids）体系，继而又称之为“价值”（values）。“金字塔”是安全、收入和顺从（deference）；“价值”则可划分为两大类，即福利和顺从。拉斯韦尔所考量的这些价值，都是人们所追求的在不同程度上可见的目标，并且人们追求这些价值的方式因个人和文化的差异而不同。福利价值包括幸福（健康）、财富、各种技能和教育，顺从价值包括权力、尊重、公正和友爱。这些目标与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但拉斯韦尔回避了这一联系。他没有指明是什么非环境特征塑造了人们追求这些价值的倾向，而认为价值本身赋予这些目标以重要性，从而忽略了其公式中的有机体部分。这种回避和忽略使人们很难从其具有跨文化有效性的著述中做出政治性的推论。4

“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5拉斯韦尔对在价值的社会性分配中获益最多的精英阶层有着浓厚的兴趣，有时他认为精英比群众更重要，前者要学会使用符号以使群众服从。拉斯韦尔的另一个研究兴趣在于，每一个人所应获得的价值总量的平等。他强调，权力、尊重和其他价值的分享是民主社会所必需的，同时他假设这样的社会应该出现。

不同于其他研究者，拉斯韦尔更执着于研究对人的政治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无意识力量。他是成功坚持将心理学运用于政治学分析的第一人。6大多数政治学家都忽视或狭隘地认识拉斯韦尔极具广泛意义的研究和理论，就连他的许多学生也将其研究范围局限于政治行为，从而影响了对其学科贡献的理解和评价。

二、二战后政治行为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政治心理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对政治行为的研究在四个方向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第一，对稳定的民主国家民众投票行为的研究；第二，对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的跨国比较研究；第三，对行为模式的基因或起源的研究；第四，在心理学方面系统的政治传记研究。其中，第一个方向是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趋势，第二、第三个方向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稳定条件下行为研究的静止状态。7

（一）对稳定的民主国家民众投票行为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所做的意见与态度研究，沿袭了社会学家林德夫妇与拉扎斯菲尔德所开创的研究传统，是在上述第一个方向上的研究。在其研究中，投票行为被当作城乡流动、城乡居住、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与政党、候选人以及具体问题的取向等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一个函数。其中，对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研究最富创见。同时，研究者还将研究范围扩展至美国以外其他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如挪威、英国和法国等国民众的投票行为。

政治参与是二战后较长时期多个不同学科领域的重要议题。莱斯特·米尔布雷思（Lester W. Milbrath，1925—2007）的政治参与研究 8，提出了关于人们“如何和为什么”卷入政治的逻辑序列表述和命题，但在个体需要（身体的和精神的）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探讨方面却存在不足，数据基础也远不充分。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1917—2017）的研究《政治生活：人们为什么卷入政治？》（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1959）虽然在命题假设的表述方面不及米尔布雷思简练，但其研究更为深入：不仅涉及广泛的行为关系，还大胆引入一系列人类需要，如经济需要、情感需要、被理解的需要、解除紧张的需要以及对权力和自尊的需要等，并考察了这些需要的政治性后果。但是，《政治生活》一书表明其演绎推理在心理学意义上仍是松散的。其后，莱恩进行了一项有关政治信念和价值观来源的研究，具体研究对象则是属于可以宽泛地称为工人阶级上层或中产阶级下层的15人。这项研究的成果体现于他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政治意识形态》（ Political Ideology: Why the American Common Man Believes What He Does ）。他对这1 5个案例的观察也适用于正在经历急剧内部变迁的稳定社会中的公民。9严格说来，《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而是对政治信念体系和政治态度的根源的研究。

（二）对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的跨国比较研究

1963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1911—2002）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 1932—2019）在《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一书中，总结和分析了他们就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等问题，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国公民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10这是有关政治文化的首次大规模跨国调查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政治效能感从美国（最高）到墨西哥（最低）渐次降低。这项研究的其他一些结论与罗伯特·莱恩的结论相吻合。譬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自信程度都较高。

（三）政治社会化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心理学领域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个方向的发展开始于40年代，但其理论基础却源于埃里克森、弗洛伊德、卢梭甚至柏拉图对青年人训练和培养问题的关切。这一方向的研究仍然关注稳定政体中的公民行为，同时将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态过程——个体从出生到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公民的过程——中政治倾向的起源和发展作为焦点。这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 1903—1984）就对来自保守的中上层社会的女学生进行了考察，探究她们大学期间在自由环境中政治态度的变化。11赫伯特·海曼（Herbert H. Hyman，1918—1985）出版于1959年的《政治社会化》（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被认为是政治社会化领域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在这本书中，海曼梳理和总结了有关政治倾向最初得以确立的理论和研究，对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社会化过程进行了比较。他还将对个体政治倾向产生影响的成长阶段回溯至比青春期后期更早的时期，即其研究涵盖了从小学到中年的不同年龄阶段，并将从家庭到学校同龄人群体的各种影响纳入研究范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维巴虽然没有强调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具体影响，却考虑到了周遭社会环境对确立基本政治倾向的作用。在1961年出版的《小群体与政治行为》（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 Study of Leadership ）中，他整合了当时已有的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公民文化》的研究主题。12

1957年，当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1930—2018）还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时，他为准备博士学位论文而对中小学生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他于1960年完成了一篇题为《仁慈的领袖：儿童眼中的政治权威》（“The Benevolent Leader: Children’s Imag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的论文，又在1965年完成了《儿童与政治》（Children and Politics）一书。同一时期，芝加哥大学的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17—2014）和罗伯特·赫斯（Robert D. Hess， 1920—1993）也开始发表他们有关中小学生的研究报告。13

大体在同一时期进行的格林斯坦的研究与伊斯顿和赫斯的研究，虽然资料来源不同，但其结果基本上能相互证实。格林斯坦比较了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与子女间基本互动的差异，注意到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子女更常表现出无助感、有限的想象力和顺从。他还注意到，工人阶级家庭中的男孩比女孩对政治更感兴趣，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女性对政治的兴趣则不及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性。总体上看，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和女孩对政治的兴趣都大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和女孩。通过进一步研究，格林斯坦还发现，中产阶级家庭比工人阶级家庭更倾向在相互尊重和对决策过程的平等参与方向上使其子女完成社会化。这些发现似乎构成了明显反讽的证据，即中产阶级出身的人比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更具有平等主义思想，在这一维度上也更为民主。

伊斯顿和赫斯的研究强调孩童对父亲的态度与对总统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低年级的小学生而言，父亲的形象与总统的形象往往格外相像。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形象与总统的形象之间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而且总统比父亲工作更勤奋，知道的也更多。

1969年，理查德·道森（Richard E. Dawson）和肯尼思·普雷维特（Kenneth Prewitt）出版了《政治社会化》（ Political Socialization）一书；肯尼思·P. 兰顿（Kenneth P. Langton）也于同年出版了同名著作。14这两本著作的出版，表明由赫伯特·海曼开辟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已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四）政治传记研究

政治心理学的另一个发展脉络是心理学基础上的政治传记。最富直觉的心理传记出现于“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一词产生之前。查恩伍德勋爵（Lord Charnwood，1864—1945）最初发表于1916年的《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于1938年对毛泽东所做的类似的经典研究，是这一方向上的早期研究。其后，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一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对马丁·路德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于1958年出版了《青年路德》（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一书，并确立了有关历史人物的一个新的研究类型——圣人（ homo religiosus）。1969年，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 Gandhi’s Truth: On the Origin of Militant Nonviolence）一书出版。尽管心理史学家在对历史上的大人物（great man）进行心理分析时往往会夸大他们的作用，并因此常常遭遇方法论方面的质疑，但埃里克森的研究不仅激发了后来的心理传记研究，还促进了有关政治精英以及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的相关背景的理论和研究。15

三、关注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与政治行为

早期政治心理学对人的行为的探索，主要是在稳定的制度环境下的政治心理学研究。那么，在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现存体系处于紧张压力之下时，政治心理学则要把制度行为纳入其研究体系，将人与制度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诸多相关问题需要得到回答：为什么人们能组成政府；为什么人们拥有变更或推翻不能服务其需要的政府的权利；为什么有的政治制度是稳定的，有的则是不稳定的；等等。要回答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就要从人（尤其是人的需要）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入手。

政府应该服务于人们的哪些目标，应该回避哪些目标，是将人与制度联系起来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克里斯蒂安·贝（Christian Bay, 1921—1990）在其1958年出版的《自由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Freedom ）一书中，尝试对区分不同价值目标的实证基础进行分析。16其后，詹姆斯·戴维斯的《政治中的人性：政治行为的动力》，梳理了有关若干基本心理学问题的观点和研究的表述，并将社会化、群际关系及领袖等问题置于政治背景中加以讨论。17人如何了解政治，如何有意识地参与政治，是人与制度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1969年，罗伯特·莱恩在《政治思维与意识》（ Political Thinking and Consciousness: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Political Mind）一书中，对人们了解政治并意识到自己是政治过程有意识的参与者的方式进行了分析。18

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人的基本需要是最根本的问题。在戴维斯的《政治中的人性》中，马斯洛的需要（动机）层次理论仍然受到重视。克努森于1972年出版的《政体的人类基础》（ The Human Basis of the Polity ），“虽然不是检验马斯洛基本需要层次观念的首次尝试，却是经验地将其运用于政治背景的第一次努力”19。在这一研究中，克努森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基于心理学、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有关人格与政治间关系的已有研究，对有着不同经济社会背景的近500名男性和女性的需要层次加以划分，进而在社会地位、公民责任、政治效能感、参与和领导等维度上检验了多个假设。20

有关人与制度间关系的这些研究既反映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又表明了研究者在政治理论上的思想传承意识。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学研究中的主流趋势仍然是对稳定的、可观察的和易于量化的现象进行研究。政治行为主义者对动荡年代导致人们行为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和结果仍未给予重视。虽然对健康政体的充分关注同样有助于减少伴随深刻的社会剧变而来的苦难与破坏，但对急剧变化过程中的政体的持续忽视的确会产生重要的后果。其现实影响是公民和领袖们面对新问题仍会因无知而感到非常震惊并束手无策，而对学科的影响则可能是使政治学失去吸引力。因此，关注处于变革中的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学面临的时代主题，也尤其需要政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

1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内容提要及导言部分。

2 Neil J. Kressel,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 New York, NY: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93, pp. 2-3.

3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王菲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4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 19.

5 〔美〕哈罗德·D. 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页。

6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 20.

7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 21.

8 Lester W. Milbra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1965.

9 Robert E. Lane, Political Life: 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 Robert E. Lane, Political Ideology: Why the American Common Man Believes What He Doe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10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11 Theodore M. Newcomb, “Some Patterned Consequences of Membership in a College Community”, in Theodore M. Newcomb and Eugene L. Hartley,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NY: Henry Holt, 1947.

12 Herbert H.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 Sidney Verba,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 Study of Leader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13 Fred I. Greenstein, “The Benevolent Leader: Children’s Imag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4, No. 4, 1960, pp. 934-943; Fred I. Greenstein, Children and Pol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Robert D. Hess and David Easton, “The Child’s Changing Image of the Presid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4, No. 4, 1960, pp. 632-644; David Easton and Robert D. Hess, “The Child’s Political World”,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 No. 3, 1962, pp. 229-246.

14 Richard E. Dawson and Kenneth Prewit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Kenneth P.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5 Lucian W. Pye,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王丽萍：《一次历史与心灵的印度之旅》，《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8日，第23版。

16 Christian Bay, The Structure of Freedo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7 James C. Davie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NY: Wiley, 1963.

18 Robert E. Lane, Political Thinking and Consciousness: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Political Mind, Chicago, IL: Markham Publishing Co., 1969.

19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m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 27.

20 Jeanne N. Knutson, The Human Basis of the Polity: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olitical Men, Chicago, IL: Aldine-Atherton,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