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心理学的心理学渊源

作为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发展基点，心理学对于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在历史上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当代政治学家的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心理学的假设，包括那些自认为并非政治心理学家的人的研究或并非“行为主义信念”拥护者的作品。可以说，对于行为、人格、感知、动机、认知和人际互动等原则的依赖贯穿整个政治学。当然，这些心理学原则往往介于不被言明（unstated）和不被承认（unacknowledged）之间。1

人类心理在本质上直接指导或间接暗示了人类行为。因此，对人类心理的研究也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一般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人类有机体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二者之间一种特定的函数关系，用公式可表达为：

其中，B（behavior）代表所有可观察的人类行为，O（organism）是有机体，E（environment）则是人类活动于其中的环境。2人类行为取决于人类生物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对于在这一相互作用过程中哪一个因素更重要则有不同的认识。具体而言，分歧在于是将生物有机体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还是将环境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些不同观点将研究者划分为不同的阵营。3

一、将生物有机体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

早在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出现以前，人们对生物有机体的社会重要性就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兴趣。185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在其《物种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一书中表明了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有机连续性。当时，这一观点正如早前关于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观点一样，对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者造成了很大冲击。这一观点同时表明，人类行为几乎是由其无法意识到的力量控制的。也就是说，人们用来解释其行为的大多数有意识的理由，是其无意识力量的理性化。4达尔文是在体质上将人类置于生物有机体范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则致力于在精神上将人类置于生物有机体范畴。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过程概念化为一个三重情结：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the id）是完全由无意识操纵的原始生物驱力；自我（the ego）是构成知觉和思维的过程，部分由意识操纵，部分由无意识操纵，具有使我们适应现实世界的竞争功能，是本我和超我之间的仲裁者；超我（the superego）是由意识和无意识共同操纵的，其类似于良心，但也部分受到无意识的影响。成人行为常常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函数，其总的目的是保存物种。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体系中，体现本我的力比多（libido）不仅是人们之间性的纽带，还是维系人们社会与政治关系的纽带。尽管文明会压抑人们对性的要求而使其产生深刻的焦虑，但也因此具有了必要的抑制功能，使人们对性的欲求转向其他可能的社会和文化活动。文明是一种必要的外部控制源泉。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外部控制力量逐渐内化于个体。这种内化是文明确立、维持和进步的必要组成部分，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并将它等同于良心。在连续不断的人际与代际互动过程中，个体与文明都获得了发展并成为永恒。5

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是弗洛伊德较早的弟子，但他却在思想渊源上割断了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将全部注意力放在性以及性的驱动力上，而没有关注社会对行为的影响。在出版于1927年的《理解人性》（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一书中，阿德勒指出，性不过是人类意图获得优越性的诸多表现之一，当这一努力受挫时，个体便会产生“自卑情结”。阿德勒认为，个体可以通过培养其“社会情感”（social feeling）来摆脱自卑情结，而社会情感正是个体在与其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在阿德勒看来，这种社会情感以及与他人的共情认同，是与性冲动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的内在倾向。移情作用使人们受他人的影响成为可能，特别是在童年期受父母的影响。这种“权威影响”（authoritative influence）可以向个体灌输一种无理由服从的习惯，尤其是对公共权威人物的服从。移情作用、权威以及这种没有理由的服从可以带来种族仇恨（种族中心主义）、死刑和战争。因此，要使社会和谐广泛存在，就必须维持具体的和普遍的移情作用之间谨慎的平衡。6

弗洛伊德与阿德勒之间最引人关注的差异在于，他们有关个体内部冲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弗洛伊德将冲突描述为个体内在动力的冲突，即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的冲突。阿德勒则认为，内部冲突源于环境安抚个体社会情感的失败。如果个体的这种情感得到适当的安抚，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与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将“和谐的幸福”（welfare of harmony）内化为自我的组成部分。

在弗洛伊德所确立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发展和扩大了对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尽管存在人类共同的某些特定需要，但人的本质、人的激情与焦虑却是文化的产物。也许是同样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弗洛姆关注在整个人类、整个文明中产生了精神危机的社会与文化基质。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所面临的主要危机，来自内在于成长中的个体（a developing individual）的两种趋势的相互作用：“自我力量的增强”（growth of self-strength）和“不断增加的孤独感”（growing aloneness）。二者共同作用造成了是独立还是相互依赖的困境。个体头脑中的这一困境在现代世界中因个体严重受挫而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进而倾向产生所谓的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这种人格类型在德国中下层非常普遍，并显露其“无权、焦虑和孤立”的强烈感觉，结果导致了一种施虐受虐狂式的“对权势者的爱”和“对无权者的恨”（a sado-masochistic “love for the powerful”and “hatred for the powerless”）。7弗洛姆将一些非核心特征，如小气（pettiness）、敌视和禁欲主义等，也纳入这一人格类型中。

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是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英国心理学家，受到了美国早期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特别是其于1890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一书的影响。麦独孤在心理学严格的实验室训练基础上开始了其职业生涯，但其主要贡献却与实验室无直接关系，也并未受到维也纳心理学派的影响。他出版于1908年的《社会心理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在英国和美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麦独孤列举并分析了七种基本本能，并将每一种本能与一种情绪联系起来：逃避与恐惧（flight and fear）、反感与厌恶（repulsion and disgust）、好奇与惊讶（curiosity and wonder）、好斗与愤怒（pugnacity and anger）、自卑与消极情绪（self-abasement and negative feeling）、自信与积极情绪（self-assertion and positive feeling）、母性与温和情绪（the parental feeling and the tender emotion）等。之后，他又增加了生殖（性）（reproduction [sex]）、求食（eating）、合群（gregariousness）、获得（acquisition）和建造（construction）等几种本能。后来麦独孤放弃了使用本能这一概念，而以“行为倾向”一词取而代之。8麦独孤将内在倾向或归因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以源于达尔文生物学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或归因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作为生命冲动的性本能。

亨利·莫里（Henry A. Murray，1893—1988）在1938年出版的《人格探索》（ Exploration in Personality ）一书中，发展了麦独孤提出的基本需要量表。莫里将需要视作“一种有机体潜质或在特定条件下的反应状态。它是一个有机体的一种蛰伏的属性”。他认为，所有的需要都是以有秩序的方式趋向令人满意或不满意的结果的源于内部的特定“驱力”。与有机体的需要相关的是环境的“压力”（press）——它“或者是有损于有机体的一种威胁，或者是有益于有机体的一个希望”。9不同于弗洛伊德对基本内驱力的过分简化的分析，莫里的分析则基于对细节的描述。

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1917—1998）从研究莫里的基本需要量表出发，首次向日后被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在理论上加以分析的问题，发起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经验性进攻。这个问题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努力工作、节俭、趋向物质财富创造的确信未来的倾向等。麦克莱兰认为这些倾向在天主教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同样存在。在他看来，对成就的需要是人类基本的共同需要，而这一需要又与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麦克莱兰的行为研究表明了制度分析的不充分。他指出，并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新教自发地激活了成就需要。这一以有机体为基础的需要在前现代社会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适宜的环境出现，它就变得活跃起来，而不管伴随其发展过程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如何。10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所发展的需要理论介于还原论（或简化论）与演绎论之间，与弗洛伊德过分简约的理论和莫里比较琐碎的列举相比，其理论更适用于政治分析。马斯洛将需要具体化为五种类型或五个层次：物质需要、安全需要、社会友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将需要划分为不同层次，对政治与社会分析至关重要。马斯洛认为，个体在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前，不会寻求在此之上的需要的满足。需要的优先满足顺序和层次理念，使在别的观点看来可能是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变得可以解释了。譬如，饥饿中的个体是不会关注政治的，即使参与政治会为他带来食物。又如，一个不为社会所接受和关爱的个体将执着于对社会情感的需要而不会产生对政治的关切。11

其后的学者，如詹姆斯·戴维斯（James C. Davies）、若埃尔·阿罗诺夫（Joel Aronoff）、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以及珍妮·克努森等，则在理论方面和经验方面探讨了需要层次理论的政治含义。12同时，马斯洛以后的学者对需要层次理论也提出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于安全作为需要的一个层次与其他层次不一致，它似乎在作为工具的意义上与其他需要联系在一起：人们在寻求物质、爱、尊重与自我实现等需要的满足时，同样渴望获得安全感。此外，当其他两项工具性需要即知识和权力与安全结合在一起时，需要体系将会更为一致。

在动机心理学家中，从弗洛伊德到莫里和马斯洛等人都十分注重有机体的作用，而阿德勒、弗洛姆除此之外对环境的影响也非常重视。心理分析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1949）对环境的作用则更为偏重。他认为个体必须适应环境，因而在其行为研究中更为强调环境的影响。在他看来，罹患精神疾病的人一般是那些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失败的人；相反，精神健康的人能够根据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与此相对，“激进的人”只根据其所处群体的规范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其所属群体相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却是偏执和多疑的，其价值规范也只是为激进者的破坏性冲动进行辩护。13

实际上，从弗洛伊德到沙利文都强调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而环境的影响在其中一些研究者的理论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调。

二、将环境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

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是心理学中环境决定论的鼻祖，与弗洛伊德生活于同一时期。巴甫洛夫认为，本能不过是对内部与外部刺激的反应。在《条件反射》（ Conditioned Reflexes ， 1927）一书中，他指出，较高级的脊椎动物都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将信号刺激（条件刺激）与非信号刺激（无条件刺激）联系起来。巴甫洛夫的研究为其后的现代学习理论奠定了基础，也因其相容于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而受到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支持。

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ohn B. Watson，1878—1958）继承了巴甫洛夫的思想，更是将这一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饥饿是一种胃的收缩，而思想则是一系列肌肉运动。“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不管他们的才能、爱好、倾向、能力、天职以及其先辈的种族如何，我保证将随机挑选出来的婴儿培养成我所选择的任何特定类型的人——医生、律师、艺术家、商界领袖，甚至是乞丐和窃贼。”14这段话也成为环境决定论者批判本能论者的经典表述。

华生与巴甫洛夫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社会，但他们都是刺激—反应心理学的坚定信仰者。显然，将刺激—反应心理学运用于分析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与政治体系是可能的。15

作为行为主义者，斯金纳（B. F. Skinner, 1904—1990）因袭了巴甫洛夫和华生的传统，但他对行为研究却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斯金纳强调对行为进行细心的观察，并辅之以谨慎的归纳。他反对以生理过程和变化来解释行为，并提出人类行为属于操作性行为，这种行为并非由特定刺激自动而有规律地引起，而是依靠活动的结果来维持。同时，斯金纳坦率地直面刺激—反应心理学的社会与政治含义。他于1948年出版的小说《瓦尔登湖第二》（ Walden Two，也译《桃源二村》），描绘了用操作性条件作用原理建立乌托邦社会的设想。在这本书中，他认为人们往往不愿自己做出决定，而更希望由那些理解他们的人来管理。于是，管理者必须训练有素，从而能够成功地使人们接受他们希望获得但却不知如何获得的社会和谐与美好生活。16

在1971年出版的《超越自由与尊严》（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一书中，斯金纳在《瓦尔登湖第二》中的极端精英主义立场有所后退，转而强调个体的自我控制，但其基本假设仍然是环境决定并控制着行为。斯金纳认为，人之所以会产生拥有自由或缺乏自由的感觉，是因为某些人受到了虐待和惩罚。他相信，尊严的概念来自一种错误的信念，即我们要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因此，当某人采取某种适宜行为时，我们不应赞扬他；而当他采取某种错误行为时，我们也不应责备他。赞扬促成了尊严。赞扬、责备和自由转而导致我们错误的自律感。斯金纳期待国家的消亡，但问题是：在国家消亡之前要建立什么样的控制，以及由谁来建立这些控制。斯金纳的研究和著述引发了许多争论与批评，但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17“斯金纳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他已经超出了他本人。在民众的想象中，斯金纳似乎是一个神话般的领袖人物，这一点正在征服更多的人。他扮演了科学健将、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杰出的技术专家以及技术专家的训导者之类的角色。”18

行为主义者因其表现出对人道的同情及负责任的关切，有时被与列宁主义者相提并论，而如何评价控制的适当性则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还有一类研究者不能完全归入行为主义者，他们是主要由格式塔主义者（gestaltists）构成的情境主义者（situationalists）。情境主义者对行为的分析主要依据行动的现时情境，而不是历史情境。弗洛伊德及其继承者重视患者的人际关系史，行为主义者关注简单信号刺激对行为的影响，情境主义者则考虑社会中那些可称为面对面群体或近群体（proximal group）的小群组对行为所能产生的复杂而强大的影响。

与此相关的最具创意的研究是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1906—1988）基于游动效应（autokinetic effect，也译自动效应）完成的。1935年，谢里夫在实验室里运用似动错觉（也称游动错觉）来研究社会规范，并得出了社会参照群体可影响人们的感知的结论。这一研究成为从众研究的重要基础，也赋予游动效应重要的社会维度。其后，1951年的阿希实验进一步研究了一致性压力对意见形成的影响。19

与此相关，美国耶鲁大学几位心理学家的研究则发现，受众的意见会因传播者而发生改变。20不仅如此，个体在其信念或态度出现不一致时也会做出某种改变。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在其《认知失调理论》（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1957）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态度改变理论，即每个人都有确立一致信念的不可压抑的需要——不仅要使一个信念和另一个信念保持一致，还要使信念与行动取得和谐。当个体态度与其行为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认知不和谐的状态，即出现认知失调，从而导致心理紧张。改变认知、增加新的认知、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改变行为等，是个体消除紧张并恢复认知和谐的不同方式。21

在强调环境作用的理论中，前面讨论涉及的理论甚少关注有机体的作用。不同于这些理论和研究，发展主义心理学强调个体成长过程中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20世纪50年代，哈里·哈洛（Harry Harlow，1905—1981）与同事合作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研究对象是在出生时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猴子。报告表明，随着这些猴子的成长，它们与那些正常生长且年龄相仿的猴子一起玩耍的能力较差；此外，当它们在生理上发育成熟时却对性没有兴趣。儿童心理学家勒内·斯匹茨（René Spitz，1887—1974）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他研究了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孩子的成长情况，得出了与哈洛所研究的猴子大致相同的结果。在其所研究的91名婴儿中，有34个在他们的第二个生日之前便夭折了。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通过对在普通环境中成长的正常儿童的观察发现，儿童在六七岁的时候就逐渐发展出关于对与错的准则和判断。22

一些理论家还尝试将个体发展过程中连续的阶段加以整合。埃里克·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 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一书中将从婴儿期到成熟高峰期的八个阶段概念化为：基本信任、自主、主动、勤奋、同一性（认同）、亲密、生殖和自我完善。其中，每一阶段以前一阶段的发展为基础，如果某一阶段发展失败，个人将不能实现下一阶段的正常发展。23在此基础上，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又进一步发展了人类发展阶段理论。他描述了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六个阶段，即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渐次改变其行为基础，从而与如下原则保持一致：（1）规避惩罚；（2）获得奖赏；（3）避免不赞成；（4）“避免合法权威的惩戒和犯罪”；（5）保持对依据共同体利益进行判断的公正的旁观者的尊重；（6）“避免自我谴责”。24

三、宏观环境对行为的影响

人际互动以及环境对个体行为的直接作用，都可看作环境影响人类行为的直接原因（近因）。此外，大环境特别是宏大的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同样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譬如，现代化、工业化、移民潮等就常常构成影响个体或群体卷入社会与政治的宏阔社会环境。这类影响可以视为环境对行为的中介影响和末端影响。相关研究一般假定个体的作用不存在差异且相对消极。一些社会学家对可产生中介影响和末端影响的宏观环境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视野。

马克思在人类心理方面曾是一个发展主义者，但后来他将视野扩展到了决定人类行为的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即宏大社会体系中不同阶级的相互作用：封建地主与反对封建制度的农民之间的对立，资本家与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者的对立。其中，后一种反抗推动了无产者的联合，他们最终产生了有关其共同利益的意识。在常识层面上，这种分析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25 在宏大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方面，社会学家对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在《社会分工论》（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1893）一书中，就工业化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这本书中，涂尔干从他的格言“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出发，论证了两种社会倾向，即人们的社会相似性和社会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类型的社会团结。其中，社会相似性以简单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中个人的相应同质性）为基础，由同一社会中普通市民所共有的信念和情感构成。这种共同的道德意识坚持维护同一性，由此促成的团结是机械的，其中包含对偏离这种同一性的自动的、严厉的惩罚。分工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成员道德意识的个性化，产生了不同于机械团结的另一种类型的团结。它的形成是由于专业化作用所促成的利益异质性得到了缓和、调节和控制，是一种有机团结。基于此，涂尔干强调劳动分工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源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工厂以及工作的专门化，一方面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疏远和程式化，另一方面又使人们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因为那些为贫穷所困的人只可能关心自己的生存和物质需要。因此，生活于原始农业社会的个人从来没有像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一样感到自由。26

同样作为社会学家，威廉·I. 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 1863—1947）花费了数十年时间，对波兰贫苦农民移民芝加哥后所面临的巨大社会适应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由此发展出一套非常系统的心理学理论。他与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1918年合作出版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一书，报告了这一研究的发现，即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和制约，个体根据其“愿望”（wishes）与倾向界定和解决问题，并以此来改变环境。在华生提出的有关恐惧、愤怒和爱的“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威廉·I .托马斯在后来出版的《不适应的少女》（ The Unadjusted Girl，1923）一书中，发展了对“愿望”的全新诠释，即支配个体行为的动力是对新的体验、安全、反应和承认的渴望。27

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S. Lynd，1892—1970）和海伦·林德（Helen Merrell Lynd，1896—1982）夫妇通过对城市人群进行访谈，研究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政治）互动方式，尤其是其工作、家庭生活、教育、休闲、参加教会活动以及参与政治的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大量现象都可经由与普通人的直接接触而得到研究。林德夫妇通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及对问卷调查资料进行量化分析，确立了社会学与政治学基础性研究的新方向。28

20世纪50年代，阿多诺、弗伦克尔-布伦瑞克、莱文森和桑福德等学者合作，发表了《权威人格》一书。在这本脱胎于弗洛姆对（纳粹）权威人格描述的著作中，几位作者分析了产生权威人格的社会基础，以及这种人格类型与法西斯主义、民主等政治现象的关系。这本著作尽管在研究方法方面还有些粗糙，在政治概念的使用方面也不够成熟，但它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著作，也是最早将心理学概念与政治学概念联系起来的一次明确尝试”29。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是政治态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对影响政治偏好的社会经济地位、宗教等或稳定或变化的社会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他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县进行的针对194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民意的研究，早已成为社会心理学和大众传播研究的经典，1944年出版的《人民的选择》（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也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30

在民意相关研究领域，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在20世纪60年代对稳定政体中民意的形成进行了最集中也是最广泛的研究，在70年代又对导致暴乱和政治动荡的公众态度进行了分析，只是还没有涉及对催生政治暴力的个人与社会倾向的研究。

不同于政治态度研究领域的其他学者，丹尼尔·勒纳和沃尔特·罗斯托的研究兴趣不在于稳定的民主政治中的民意，他们关注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与心理维度。勒纳通过对若干中东国家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可运用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概念和发现。他强调，共同体意识（community sense）和一个公民对其同胞的同理心/移情作用（empathy）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作为经济史学家，罗斯托通过他所创造的神奇短语“期望不断上升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揭示了特定条件下促使人们趋向物质发展的“倾向”（propensities），由此强调了其理论的心理基础。31

心理学是政治心理学发展的基点，心理学家对早期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持续。

1 Neil J. Kressel, ed., Political Psychology: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 New York, NY: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93, p. 1.

2 也有学者将这一公式表达为： B = f (P, E )。其中B仍表示行为，P表示个性或人格（personality），E则代表环境特征（environment character）。

3 参见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4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舒德干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参见〔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徐胤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6 参见〔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陈太胜、陈文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7 参见〔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8 〔英〕威廉·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俞国良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9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10 David C.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67.

11 〔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程朝翔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12 James Chowning Davie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NY: Wiley, 1963, Ch.1, Ch. 2; Joel Aronoff,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Cultural Systems: A Case Study,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1967;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4, 1971, pp. 991-1017; Jeanne N. Knutson, The Human Basis of the Polity: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olitical Men, Chicago, IL: Aldine-Atherton, 1972.

13 Harry Stack Sullivan, “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 Psychiatry, Vol. 3, No. 1, 1940, pp. 1-117. 转引自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14 John B. Watson, Behavior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104.

15 参见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16 〔美〕 B. F. 斯金纳：《瓦尔登湖第二》，王之光、樊凡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7 参见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18 〔美〕 N. 格特曼：《论斯金纳和赫尔：回忆与推测》，《美国心理学家》第32卷（1977年5月），第322页。转引自〔美〕A. R. 吉尔根：《当代美国心理学》，刘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19 Muzafer Sherif,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Norms,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1936;Solomon E. Asch,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193, No. 5, 1955, pp. 31-35.

20 Carl I. Hovland, Irving L. Janis and Harold H. Kelley,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Opinion Chan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1 参见〔美〕利昂·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郑全全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2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23 Erik H.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W. W. Norton, 1950.

24 Lawrence Kohlberg, “Development of Moral Character and Moral Ideology”, in Martin L. Hoffman and Lois W. Hoffman,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1, New York, NY:Russell Sage, 1964. 转引自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25 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在穷人中发展共同利益意识影响巨大，但这种影响却是基于一种道德认同而非知识的可靠性。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 16.

26 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美〕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王宏周、张平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27 〔美〕W. I. 托马斯、〔波兰〕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美〕W. I. 托马斯：《不适应的少女：行为分析的案例和观点》，钱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8 Robert Staughton Lynd and Helen Merrell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5;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p. 1-27.

29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re From and Where To?”,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973, p. 17.

30 〔美〕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伯纳德·贝雷尔森、黑兹尔·高德特：《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第三版）》，唐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1 参见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美〕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