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爱丁堡：从老城到新城

爱丁堡以王子街为界分为老城与新城。老城、新城都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游客来爱丁堡最喜欢逛的地方。爱丁堡城堡位于老城的最高点——城堡山上，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端由于冰川的冲刷，形成一个斜坡，是著名的“皇家一英里”大道。被称为“皇家”是因为这条街的首尾都是王室的宫殿，上接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下达荷里路德宫（Palace of Holyroodhouse）。称“一英里”则是因为这条街道全长约为一英里，也就是1760米。“皇家一英里”就像一座开放的博物馆，每一幢建筑、每一条小巷、每一尊雕像，背后都有历史和故事，都值得细细品味。

曾经有一位朋友开车途经爱丁堡，但他在爱丁堡停留的时间只有两小时，他询问我在这两小时内去哪个地方看看最值得，我给出的建议是去“皇家一英里”。虽然爱丁堡到处都有景点，处处皆是精华，但如果只有两小时，那么就去精华中的精华。

用一条躺在斜坡上的大鱼来形容“皇家一英里”最为恰当。鱼头是山顶上的爱丁堡城堡，鱼尾是山脚下的荷里路德宫。“皇家一英里”的主街道是鱼的脊骨，而鱼骨上横向排列的一根根鱼刺，就是“皇家一英里”上左右伸展的一条条狭长的小巷，英文叫作“Close”。这个用法常见于苏格兰英语，如果没在苏格兰待过，英语特别好的人也未必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在“皇家一英里”上，这种房屋之间的狭长小巷大概有60多条。初来爱丁堡的旅游者喜欢逛“皇家一英里”大道，而如果在爱丁堡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更喜欢去探访从大道左右延伸出去的小巷。每进入一条小巷，都像是探险，都别有洞天，有的是一个花园，有的是一方庭院，有的是一家商店……这些小巷里还藏着众多名人故居，彭斯、休谟、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这些苏格兰文化名人都曾经居住在“皇家一英里”的小巷里。

有时在“皇家一英里”上行走，经过一条小巷的时候，会听到里面传来吉他弹唱的声音，宛如天籁。原因是小巷非常狭窄，也就一米多宽，所以在这里面弹奏吉他，相当于有一个天然的共鸣箱，回响效果非常好。可惜我在爱丁堡没有找到弹吉他的搭档，否则一定找一条小巷一起录几首原创。

“皇家一英里”上这60多条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小巷给人的感觉非常浪漫，一巷一景、曲径通幽，跟爱丁堡的“古早味”十足契合。如今的我们，无论是大步走在“皇家一英里”的街上还是穿梭于这些神秘的小巷，都感觉爱丁堡到处是美好繁华的景象。但这只是近一两百年的事，在爱丁堡新城还未修建之前，爱丁堡老城曾经是一个脏乱差的典型城市。

在第一次听说爱丁堡这段过去时，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现在的爱丁堡在我心目中是那么美好，既古老又现代，既浪漫又梦幻，既诗情又画意，既文学又艺术。甚至可以说是英国，不，整个欧洲我最喜欢的城市。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为爱丁堡这座城市的美所倾倒，我身边几乎每个来过爱丁堡的人，都对这座城市的外观赞不绝口。

现在我们面前这位玉树临风的英俊骑士，居然曾经是一个脏兮兮散发着臭气的邋遢大王，我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我甚至想过要不要把这段“黑历史”写出来，写出来会不会破坏爱丁堡在大家心中的形象。但后来觉得，至少对我而言，这并不影响我对爱丁堡的爱。在了解爱丁堡的过去以后，更为今天脱胎换骨的爱丁堡感到庆幸和自豪。爱她（他）就要接受她（他）的全部，无论是爱一个人，还是爱一座城。

爱丁堡曾经四处烟囱林立，每天要烧掉500吨煤炭，城里随时都是黑烟四起，被称为“老烟城”（Auld Reekie）。更糟糕的是，直到18世纪，爱丁堡都是一个完全没有排水系统的城市。城市没有下水道，家中没有厕所，一家人大小便都在一个桶里。

最令现代人震惊的是，当时的爱丁堡人处理这些桶中秽物的方式。在每天晚上10点左右，如果你走在“皇家一英里”的大道上或小巷里，你会听见天空中传来一句“Gardyloo”的声音。这个词来源于法语“Gardez l’eau”，翻译成现代英文就是“Watch for the Water”（小心水），然后就有液体混合着固体如同瀑布一样从天而降。这个时候，你只能祈祷，这瀑布真的只是水而已，但这让人熟悉的气味马上提醒你，这不仅仅是水。这绝非夸张，一位苏格兰人亲口告诉我，当时的爱丁堡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地通过窗户直接处理秽物。

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才有人来清理散落在街道上的秽物。但如果遇到星期天和法定休息日，这些垃圾会在街道上一直停留到周一早上7点。老城区很多人都在家中养猪，除了供食用外，由于当时爱丁堡没有暖气，在寒冷的夜晚，这些猪还会被赶到床上给人暖床。在白天，这些猪又会直接跑到大街上的垃圾堆里欢快地寻找食物。

曾有一首小提琴曲叫作《爱丁堡的地板》（The Floors of Edinburgh），就是用音乐来描绘当时老城区的地板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由于英文发音相似，后来这首歌被误传为《爱丁堡的鲜花》（The Flowers of Edinburgh）。不过，这个误传倒真是预言了爱丁堡命运的转变，逐渐从一个地面上又脏又臭的城市，变成了开满鲜花的文化旅游胜地。

当时爱丁堡城区的面积也非常狭小，富人跟穷人都聚居在拥挤的老城区，甚至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只不过富人都选择住在中间和较高的楼层，尽可能远离这些味道。在这种卫生条件下，爱丁堡曾经疫病横行，那条叫作玛丽金的小巷因为瘟疫盛行而被彻底封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人与人聚居有一个好处。当时的知识分子彼此都是街坊邻居，不存在社会地位的隔阂，接触起来也非常方便。爱丁堡有很多文人学者自发组织的社团，如精英协会（The Select Club），扑克俱乐部（The Poker Club）等。成员们常常在当地小酒馆或者某人的家里饮酒聚会，讨论哲学和政治，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可以说是一个思想上的“酒池肉林”。

向勇教授在《文化产业导论》中提到一个“创意共生”概念，指的是各类艺术家和大学教授、工程师、专业人士等各种创意阶层聚居，形成城市的创意地带和先锋生活圈，进而成长为城市的创意群体。我在北大艺术学院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还专门挑选这一章上台做了读书报告，所以印象尤为深刻。根据这个理论，当时的爱丁堡虽然拥挤，却起到了一个创意共生的效果。这个爱丁堡的“创意群体”成员有亚当·斯密、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威廉·弗格森、卡姆斯勋爵（Lord Kames）、约翰·侯姆、大卫·休谟等，还有创办了《爱丁堡评论》的第一批编辑，他们成为后来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以及平息了詹姆斯党人的叛乱以后，一切都百废待兴，苏格兰正在以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这个新身份走向世界。此时的苏格兰不希望人才都流往伦敦，相反，希望借并入英国这个契机，吸引更多其他欧洲人与苏格兰进行贸易，吸引更多观光客来爱丁堡旅游，也吸引更多人才来建设苏格兰。而狭小的爱丁堡老城区已经完全不能满足一个新兴的苏格兰首府的需要。因此，到了1766年，爱丁堡人决定，抽干北湖（Nor’Loch），在老城的北边打造一座新的爱丁堡，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爱丁堡新城。

新城的修建是非常成功的。被抽干的北湖变成了现在的王子街花园，而从北湖挖出的泥土堆积而成今天爱丁堡城中的小山坡（The Mound），人们在上面修建了苏格兰银行和新学院。爱丁堡的中产阶级纷纷从脏乱差的老城搬入开阔洁净的新城，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是第一批从老城搬到新城的迁移者中的一员。

爱丁堡新城从设计上实现了建筑、街道和广场在新古典主义美学风格上的统一，也完美体现了一个全新的大英帝国理念。设计者不希望合并后的新爱丁堡被看成一个反英格兰的城市，为了向英格兰，其实也向全世界表示爱丁堡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街道的命名都非常英格兰化。爱丁堡新城的三条主干道王子街、乔治街和皇后街，分别以英国王室的王子、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英国皇后命名。三条主干道之间还有一条小巷被命名为“玫瑰街”，因为玫瑰也是英格兰的象征。而两个广场则分别以英格兰的守护圣人圣乔治和苏格兰的守护圣人圣安德鲁（St.Andrew）命名。

这个理念体现了爱丁堡人对大英帝国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让爱丁堡从此在全世界面前以一座全新英国城市的形象登场，同时也保持了苏格兰文化，成为一座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吸引了更多欧洲人前来投资。爱丁堡也逐渐成为与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有着同等地位的欧洲名城。

其实中国也发生过类似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回归中国，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来自上海的建筑师郑定邦（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受中国政府之命，将台北的街道以中国各省市命名。所以我们到今天才可以从五月天的歌里听到“那年我们都冲出南阳街”，从白先勇的文中读到“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扑扑的明星咖啡馆”，从吴宗宪的综艺节目中看到台北的长春路和吉林路、宁夏路与西藏路、福州路和大理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