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诗”的早期观念看中国诗学的若干特质

由于自春秋战国以来，“诗言志”成为普遍认同的一个观念，无论是“赋诗言志”还是“作诗言志”，诗的目的即在于倾诉内心的意志或情感。从听者或读者的角度而言，也是重在从诗歌中去把握赋诗者或作诗者的心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孟请七子赋诗，就是想“以观七子之志”。而孟子在其人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1，强调读者从诗歌的文字进入从而获得与作者精神品格的合一。这一基本观念也就影响到中国诗学若干特质的形成。

从《说文解字》对“诗”的解释来看，“从言”即表示其义类，所以诗是和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言”当指书面语言 2，即汉字。由于汉字以形声字为主，也特别适合于文字的修辞。字形作用于视觉，字音作用于听觉，以形和音表现内在的感情。《文心雕龙·情采》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这是就广义的“文”而言，所以包括了天地自然之文。若是就狭义的“文”，或者更集中到诗而言，其本身就是综合了形、音、情三者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说，这里的“文”则指文采、修辞。“修辞”连文见于《周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如果说，修辞是属于“美”的话，那么，“诚”所包含的是“真”和“善”3，真善美的结合，便是中国诗学的基础。此外，中国诗学中的某些特殊技巧和句法，也是和汉字的特征分不开的。例如骈偶，这是利用了汉字在字形上的特征；又如双声、叠韵，则利用了汉字在声韵上的特征。至于从双声、叠韵演化出声对，而不犯形与义之忌；从字形字义而演化出的形对，又不犯声韵之忌；交叉为用，互相制约，更是综合了汉字的形音特征。此外，还有声调上的要求，讲究清浊和平仄，形成了中国诗学在技巧上的若干特色。汉字是没有语尾变化的语言，所以也就没有“格”“数”以及“时态”；同时在诗歌语言中，还常常省略主语和介词，有时甚至将动词也省去。这就使语序富于变化，内涵因此而有欠精确。但另一方面，这也使中国诗歌的意蕴变得更加丰富，从而形成诗多义、无达诂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在汉诗翻译成外文的时候，这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4

“诗言志”的观念还表明了这样一种基本看法，即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外现或诗人生命的流露，而不是对自然的模仿或理念的复制。这造就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并以抒情传统作为衡量文学的重要标准，与西方文学的史诗和戏剧的传统形成对照。即使在后起的戏曲或小说等叙事文学体裁中，也同样充满了抒情的调子，诗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孔子将“志”的意义在其人性论思想的过滤中加以转换，从而限定在“仁义”的范围里。同样是诗，孔子就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的精神，就是仁义的精神。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中国诗学思想中就进而提出了对诗人之“志”，也就是诗人之心的要求。总括起来是两个字：曰真；曰正。而由“真”到“正”，其会通合一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诗人之心的内敛净化，使其心“真”到纯粹之境。这时，诗人所言所咏的“志”就是“赤子之心”，也就是“童心”6。而“赤子之心”和“童心”，必然是一颗“无邪”的心，所以“真”就是“正”。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就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另一是诗人之心的外扩涵容，使其“个人心”成为“人类心”的代表。这时，诗人所言所咏的“志”就不只是一己之穷通，而且是大众的哀乐。这样的作品，就不仅是有“个性”的，而且是有“社会性”的。“个性”与“社会性”的结合，就是“真”与“正”的融通。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对《毛诗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等句疏解道：“一人者，其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正是这个思想的极好说明。7“真”与“正”的结合，与上文所说的“修辞”之美以“诚”（即真和善）为前提是贯通一致的。因此，虚伪的感情、阿谀的作品，是为中国诗教传统所不齿的。

“诗”既然是“言志”，从读者的角度而言，也就贵在透过文字以把握作者的心志。诗是由语言（包括书面语言即文字）表现出来的，而语言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周易·系辞下》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所以《孟子》论“知言”时就这样解释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并进而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8由此而形成了我国诗学批评上的一大特色。于是连带产生了以下两种观念：从作者方面看，“以意逆志”在实际运用中所追求的目标是“心”与“心”的相通，所以古代诗人大多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并世虽不为人知，后世则必有人知。李攀龙《比玉集序》云：“夫诗，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于后也。”9因此，他们非常注重人类大生命的延续与完成，坚信古人活在自己心中，自己也能活在后人心中。叔孙豹以“立言”为“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曹丕以“文章”为“不朽之盛事”10，此所谓“不朽”，即指其“文心”的不朽。这种观念，是古代文人的普遍观念。所以，他们对心灵的千古相通极为重视，坚信个人的生命能够在人类的大生命中延伸。从读者方面看，“以意逆志”是以追求诗人之“志”为指归，所以，中国文学批评十分强调读者对作品的穷观返照，以获得作者的“苦心”所在。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指出：“《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元好问《与张仲杰郎中论文》诗中也写道：“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正有苦心人，举世几人知……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馀味，百过良未足。”11中国文化能一脉相承地绵延数千年，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也使得诗学批评注重内在感情，注重韵律的和谐、文字的构造以及意象的涵蕴等，与西方文学批评注重分析作品的结构、情节和角色的倾向，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追根究底，这些都是由中国人对于诗的早期观念所决定的。

1 关于此一问题，参见张伯伟《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现代意义》，载《中国诗学》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从字形的发展来看，由“”变化为“诗”，也可以看出早期诗歌从口头表达向书面表达的演进。

3 在儒家典籍中，《中庸》对“诚”字有很好的发挥：“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参见饶宗颐《孔门修辞学》，收入《文辙——文学史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77—83页。

4 参见刘若愚《中国诗学》上篇第四章“诗的语言在文法上的某些方面”，杜国清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再版；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收入叶维廉等《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85—235页。

5 参见张敬《诗词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应用》，收入《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册一“诗歌之部”，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1980年再版，第17—38页。

6 李贽《童心说》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8—99页。

7 参见徐复观《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收入其《中国文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84—90页。

8 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指出：“‘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已经点明了两者间的关系。

9 《沧溟先生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10 《典论·论文》，《文选》卷五十二。

11 《遗山诗集》卷二，《四部备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