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章

如果你是汉武帝，你会看见什么呢？

你会看见，眼前这个人，和他夸张的言辞一样，让人过目难忘。

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1]

东方朔的上书写在三千片奏牍上。你读了两个月才通读一遍。完毕之日，你任命他做常侍郎。此后每每叫他谈话，没有不高兴的。

你还看见，大汉的万里河山，在你的治下无比广阔。北伐匈奴，南平百越，西取蛮夷，东征朝鲜。日月所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

数十年前，你的曾祖父刘邦远征异姓诸侯王黥布，途经丰沛故里。他慷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现在大汉疆域已广，有足够的人才来管理和镇守吗？

后代历史学家形容你的时代，称之为“英雄时代”[2]，因为此时“群士慕向，异人并出”[3]。这些话你当然不会听见，但是你心中自有一种使命。为此你需要广延人才，求之如不及。你的时代，是人才最受重视、也最得所用的时代。透过这个人，你凝望着大汉的未来。

那么东方朔被重用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不妨想一想，东方朔是个什么样的人。

上面他自己说，曾经学书、学剑、学《诗》《书》、学兵法，看起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还不够准确。不妨作个类比，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人，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那就是项羽。

《史记》上说，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4]。他的监护人，叔叔项梁很生气，觉得这孩子没啥前途。项羽却说“学书”只足以记人姓名，“学剑”不过是一人之敌，不足学；要学，就要学万人敌。项梁听了大喜，开始教项羽兵法。项羽略知其意而已。

项羽只是没有学《诗》《书》罢了，至于学书、学剑、学兵法，和东方朔是一样的。同一时代、同一阶层之人，接受同样的教育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时代，人们依然接受同样的教育，说明他们必定有一些相似之处。项羽和东方朔，时代已跨越百年，他们的精神气韵反而连接得很紧密。

如此说来，东方朔和秦汉之际的人很接近。

既然如此优秀，东方朔为何在汉武帝朝不受重用呢？不妨再看一个人的例子，那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5]司马迁说自己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擅长文史星历，却因从未立有战功，只不过像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倡优，被世人所轻视。

司马谈长期担任太史令一职，撰有《论六家要旨》，窥知天下一切学问，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史记》便是由他动笔而写的。这样的人物，反而近似人主与流俗所轻视的倡优。司马迁托父言己，暗自感伤。自己尚未建立泰山般的事业，不能如鸿毛般放弃生命。在今天的人看来，司马迁绝非蝼蚁之辈。可他如此说、如此想，说明他在汉武英雄时代，也是不受重用之人。

司马迁的成长经历相当丰富。他少时耕牧于河山之阳，年十岁诵古文，接受文化教育，二十岁以后游历天下，南至江、淮，东至齐、鲁、会稽，北涉汶、泗，而后担任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试想，倘若司马迁只是文弱书生，恐怕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周遍寰宇吧。

从项羽到东方朔再到司马迁，有一股不变的精神气质与他们相伴始终。他们都是兼资文武之人。后世人形容，这便是英雄气度。在当时人看来，这是战国游士或游侠的遗风。

游士不是很高明的人吗？战国苏秦、张仪，周游列国，纵横捭阖，成合纵连横之势，人主为之倾动。四公子大开门庭，广延宾客，弹剑长啸之辈，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充溢其间。游侠不是很豪迈吗？他们高呼竟坐，鼓瑟而歌，慷慨之间泣数行下，真豪杰概莫能外。不过这两类人，到了汉朝就逐渐没落了。有一些人，保留了尚武豪迈的特质，继续做游侠。另一些人，保留了崇文潇洒的气质，化身为文士。前者的代表在汉代史料中俯拾皆是，后者的情形隐而不显，上面提到的东方朔和司马迁，就是其中的典型。

游士与游侠兴起衰落，写在纸上，就是一句话；历史上，却经历了数百年的荡涤，其背后是波澜壮阔的滚滚潮流，裹挟所有人浮沉其间。人们常说知人论世，实则知世方能论人，更莫提两千年风云逸散，其世已难解，其人更难知了。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希望能描绘出战国秦汉时代游士和游侠活跃的广阔历史图景，做到一方面论世，一方面知人。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游士和游侠产生的土壤。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切看起来牢固的东西都被打翻在地了。就拿周王室来说吧，曾经依靠血缘和宗法，周王室建立起众多邦国，亲戚滋繁，以藩屏周。周人习惯用天命观念解释自己建国的历史，可是到了春秋时，各主要诸侯国都意识到，自己也有获得天命的机会。于是，天命观念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周王室可以用之维持统治，另一方面诸侯也可以之表达野心。野心一天天萌动，伴随始终的是对礼乐制度的排斥及对军事力量的热衷。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在政治上的划分节点，在于“三家分晋”。这个意见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明确表达出来的。“三家分晋”之所以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司马光在他的史论中交代得很清楚：周王室虽衰弱而不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诸侯忌惮礼乐制度体现的上下等级。现在周王室主动将军事力量强大的三个卿提升为诸侯，暗示周王室承认武力征服的正当性，这就给那些欲取周王室而代之的诸侯一个突破口：既然力量强大就可以做诸侯，那么更强大一些是不是就可以做天子呢[6]？人心思动的闸门一旦打开，再合拢就不太容易了。巨大的社会身份变动的可能，是游士和游侠出现的社会土壤。

诸侯和卿的身份发生了转变，那么大夫、士和庶人的身份同样也可以发生转变。在尊重变化，提倡凭借自身能力而非血缘关系获得利益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士人选择前往其他诸侯国效力，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游侠，将自己托付与知音。在周文明的限定下，每个人的身份是固定的，生活的区域也是固定的，从事的行业也是固定的，不仅今生如此，后代子孙也是如此。春秋时期，卿大夫如果滞留他国不返，要么是得罪了国君而出逃，要么是和其他卿大夫结仇而流亡，其性质形同反叛。战国时代，人们习惯于接受迁徙，接受效忠不同国君和不同主家，甚至接受和自己母国开战。与身份变化相随而来的，是心态上的变化。

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释放的时代，也是原有阶层划分和社会规则失范的时代，更是思想观念大为解放的时代。

游士和游侠就是这个时代中最为活跃、积极、蓬勃的变量。当然，如果站在另一些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最为危险、不安、混乱的存在，是国家衰微的根由与征兆。

如何区分游士和游侠呢？先看看他们的相同之处吧。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可以四处周游。由此导致在社会身份上，他们属于中心之外的边缘人，是逸出核心控制的异类。

战国之前，周游大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是因为在鲁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有志难申故而不得不向外突破。倘若孔子能在鲁国得到重用，那么他是不会选择向其他国家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可到了战国时代，虽然诸侯国都在限制本国人口外流，同时他们也在大肆招徕外国移民定居。游，在过去看来是不太光彩的字眼，现在成为了对本国有利而对他国不利，希望本国国民不要参与而希望外国国民多多参与的双标词汇。在一国之内，游侠活动的范围可以遍及国都与边地；看天下之大，游士的足迹更可以奔波于山东[7]与关中。

物质层面，游士和游侠都没有固守一地的积习；精神层面，他们更没有固执一道的宿念。离开故乡以大无畏的冒险精神追求梦想，不惮于尝试改变，勇敢重塑认同，这是游士和游侠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底色。

倘若从身份之外的因素，诸如他们的社会功能角度看，游士往往为诸侯提供战略性或战术性的思路，他们更像是智谋大师与外交家，帮助君主分析局势以做决断；游侠则以自己的武力和任侠精神影响他人，上至诸侯，下至庶民，都可能需要游侠的奉献和帮助。质言之，游士与游侠虽然都兼资文武，但是游士更侧重文的方面，游侠则青睐于武的实践。

以上对游士和游侠作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分析。不过游士和游侠吸引今人，更在于他们在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他们通过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在种种磨难、层层阻挠的考验下，仍旧坚忍不拔、精力卓绝，给出了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历史答案。

学者们普遍有一个判断，即战国时代是“人之发现”的时代，也就是过去在社会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天，逐渐让位于人[8]。人可以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这种观念在血缘宗法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最能体现“人之发现”思潮的代表，就是游士和游侠。他们是时代乐章中跳动的音符，最为激越，也最为动听，给宏大叙事的历史主题加注了清灵潇洒的旋律，使之充满生生不息的念力，经久不衰。

后人更为瞩目侠，特别是侠客精神。经由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广泛宣扬，侠客日益成为人们效法和关注的对象。不过近年来，武侠小说逐渐衰落，作者和读者都日益减少，仙侠小说和影视作品日渐崛起，似乎反映出某些不一样的思想动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武侠需要经历巨大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方才得到成长，而仙侠则只要选择正确的师门稍加试炼就能够获得成功。人们对于独自等待和忍受不公的阈值越来越低落，对于迅速成功的渴望又越来越急切；人们对于献身和超越变得越来越不接受，对于获得与认可又越来越急迫。这或许提示我们，因应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重新找回侠客精神的某些要素，或许可以打捞起根植于我们精神血脉中的某些自愈性的能量。

人们经常认为，读史可以明智。这个意见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我们是否真正能将自己的境遇与历史相提并论。西方史学界在年鉴学派和微观史学观念的带动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小地点、小人物和长时段的历史变化，试图在研究中唤起一种对自身状态共情式的悲悯感觉。阅读这样的著作，人们在理解了诸多异文化的细节和特色之后，又往往会生出庆幸的心态——还好我不在那里或者还好那不是我。实现了这一点，说明微观史方式的写作已经达到了成功，然而对此很难称得上令人欣慰。

倘若将中国史学发展的目光再往前追溯一点，进入到20世纪初，西方史学刚刚传入的时候，我们又能发现，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模式非常不满意。梁启超直言“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家谱[9]。既然中国古代最大宗的正史是家谱，那么记载的就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普通人难以在其中留下踪迹。此后虽有大量史家努力寻找普通人的经历和过往，也利用地方性文书还原乡里社会的日常生活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如何发掘传统纪传体史学的魅力和价值，似乎我们做得还不够。

不过如果将目光转向西方，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古典作家的笔下，伟大人物始终是人们瞩目和青睐的对象。即便到了近代，茨威格依然会指出，人类群星闪耀之时乃是天才产生之日[10]。原来中国史学并非脱离于人类的整体心态之外，只不过是在当今智识巨大发展的前线上，需要对它重新予以解读和阐释。

这本书题为“秦汉”，实则包含战国至汉末三国的长时段历史。因为我采用一种贯通而非断代的视角观察这一时段，且秦汉时代并非只是秦统一和汉魏禅代两个时间点中的一隅而已，更包含此前漫长的历史积累。书中将要提到的战国秦汉的游士与游侠们，他们中间的多数无疑属于时代的精英。甚至如果从是否被史传收录的角度来看，他们所有人都和微观史学所关注的普通人有着莫大的距离。反过来说，我们试图从小人物身上发现的人类普遍心态，是否在精英身上就发现不了呢？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某些精英超乎常人的耐力和活力，将人性中最纯粹和最幽隐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才使得我们更能清晰地从中窥知我们自己的本性。通过他们映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激发我们的意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进而值得讨论的是，学术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日益成为今日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门类。与过去历史学关注变化不同，关注日常生活，是在常态化的历史图景中发掘规训、塑造人物心态的潜移默化的信仰、习俗和经验，由此注意到波澜壮阔之下的潜流隐径。这种态度对本书的写作同样有影响。战国秦汉时代，虽然是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时代，不过在其变革的背后，又有异常顽固的不变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这些方面，并不能以朝代的更迭加以区分，反而呈现出某种稳定的、带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状态。

还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历史学的研究，无法也不应该回避叙事的价值和意义。好的史学著作，无论是纯粹学术性的还是普及性的，都应该能够给人以清晰流畅的阅读体验，让人从中得到最为清楚的启示。在这方面，东西方的古典作家做得都相当优秀。反而是近代以来围绕特定主题的论辩式写作，很大程度上将学者的思路局限在相当狭窄的范畴内，而忽略了对人类普遍物质和精神状况的关心。必须承认，在史书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实际上是作者把握事物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故而本书希望能够在历史写作方面，呈现出与纯粹的学术论著不一样的效果。

最后得说明的是，很多学者指出，侠客是一个梦，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11]。我则试图说明，游士和游侠根源于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动[12]，由此产生了人对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期许，乃至超越永恒的志愿，以及摆脱物质限制的自由心态。游士和游侠是所有美德和私欲的浓缩。因为充满梦想，他们永远年轻。因为面对苦痛，他们惊人成熟。他们承受着众多的肯定与否定，他们的内心早已坚如磐石。但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保有一块很柔弱的地方，给自己，给回忆，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