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国：侠以武犯禁》：千古撰侠第一人

与过去三十年武侠小说风靡全球华人世界的情况不同，当下人们对侠似乎普遍缺乏感悟。一方面，侠在我们生活中的远遁，说明浪漫的、迷幻的、缥缈的精神生活被质感的、现实的、沉重的物质生活所冲淡。另一方面，提倡付出与奉献、舍己而为人的侠义之心，又与注重个人获得的当代风潮格格不入。这是人们精神领域里一个重大的变化，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代社会一定没有侠，或者侠一样的人物非常之少。他们失去了生存的社会土壤，故而在今天缺乏足够的话语权。

古代社会同样如此。可以注意到，孕育了侠的时代，往往是社会变动相对剧烈，人时刻处在一种浮沉进退情况中的时代。正因为变化，所以感到不安；正因为浮沉，所以有所作为；正因为进退，所以情感饱满；正因为剧烈，所以表现多彩。侠是人的情绪的最大凝练和最大表达，他们代替我们体尝了我们想要而不敢的生活情境，帮助我们实现了欲得而不能的人生理想。

同样，侠最兴盛的时代，也是人们对侠最为警惕的时代，因为他们巨大的社会影响左右着人心的动向。依附于侠者众多，形成了足以干扰君主判断的力量。侠或主动或被动地处于一种与政权抗衡的位置上。这时再看待游侠，就不能仅将他们视作逍遥世外的高人，而应当成卷入政治洪流的弄潮儿。

最早为侠客立传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一部记载汉武帝以前历史的史书。因为其中的主角基本上都是王侯将相，所以这本书开创了中国古代正史的基本写作模式。在王朝的正史里，写上游侠，总是有些不伦不类。不仅现代人觉得有些古怪，比司马迁晚一百年的班彪也不认可。他批评司马迁的工作是“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这个评价把游侠和守节的贫贱之士对立起来，说不上友好。不过班彪、班固父子合著的《汉书》中同样设立了《游侠传》。如此说来，班氏父子的历史观就值得玩味了。先放下班氏父子不谈，只看司马迁为游侠立传的初衷，是一件关乎时代和人心的大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就引用了韩非的话。韩非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在韩非看来，儒与侠二道皆非，但是儒者却往往受到当时人的称道，司马迁觉得，这样是有问题的。

首先看，韩非为什么这样看待儒和侠。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的趋势是六国分裂的状态即将结束，有见识的学者都意识到统一时代的到来，他们或肯定或否定地做着准备。韩非的意见是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促进统一的更快到来。他认为有五种人无益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强大，分别是“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这五种人韩非叫作“五蠹”，就是社会上的五种蛀虫。

先看“学者”。他们“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再看“带剑者”，他们“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3]。“学者”就是儒生，“带剑者”就是游侠。学者的特点是议论多而实干少，造成思想混乱却不能统一意识。游侠的特点是组织起一定的社会力量，树立名节，形成与政权对抗的态势。这两类人，都对统一局面不利。所以接受了韩非主张的秦朝，对游侠一直采取高压态势，打击其发展的可能。

汉承秦制。司马迁生活在汉朝，却不认为韩非的话完全正确，原因何在？司马迁说：“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14]历史学家说话好迂曲，如果撮要解释下，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看那些宰相卿大夫，功名煊赫，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也算理所应当；而孔子的弟子季次、原宪是俩穷鬼，活着的时候被人耻笑，死后距今四百多年了，人们却至今还传颂他们的事迹。

铺垫了这么多，司马迁要说下面的话：“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5]凭借着言必信、行必果、不怕死、不矜不伐的品行，游侠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这么说，司马迁为游侠立传，应该有两个考虑。其一是他对当权者的不满。倒不一定是对汉武帝朝的当权者不满，很可能是对那些身居高位，然而没有什么建树的人有所不满。这个意见在《报任安书》里隐隐地说出来了。他和父亲没有剖符丹书之功，只能忍辱偷生，稍遇政潮，便淋苦雨。当权者的不认可，使得司马迁心中有一口不平之气。

其二就是游侠的爽朗豪迈，让他感受到一种向往和亲切。他接着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16]看吧，历史上那些圣王名臣，智者高士，都有过困顿遭际。要是才能普通而世道衰微，更难免遇到灾祸。这时候，要是有游侠伸出援手，周人急难，该是多么令人快慰，多么幸运！

将这两重考虑结合起来，看得出司马迁对游侠的同情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出自自身遭遇的苦痛。他愈加苦痛，对游侠就愈加认同。他接着说道：“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17]他继续自嘲，继续讽刺凭借逢迎世俗而取得高位之辈，也继续歌颂布衣之侠的豪迈不群。

人们常说，历史是公正的。只有富于良知的历史学家写下的，为人而呼吁的历史，才可以称之为公正吧。可是当史家本人遭遇了不幸，又有谁来替他伸张公正呢？公正的历史学家本身未必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故而在史书中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对清明的期许吧。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天道动摇过，对孔子的高明怀疑过。任何经历过磨难与挫折的人，都会本能地产生这种反应。他退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心。千古风流，不过是昙花一现。击涛搏浪，自然是丈夫德业。司马迁把自己看到的奇遇、经历的不平、遭际的苦痛、期待的光明逐一熔铸。他以历史作矿石，以胸怀作熔炉，燃意气之火，炼洞察之金。他以自己的方式肩负着一个杰出人物的命运，以自己的方式忍受着痛苦，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代。他撰写的《史记》，是思考人生哲理之书，更是振作高飞之书。在这里只有呐喊，没有彷徨。

西山采薇不及沧浪之水，汨罗幽歌吟唱在孤竹之滨。千古愁人，终究在时代的洪流中淹没，他们留下的浪花，波荡在史家不屈的笔墨中。

人生既短且长，如何能背负着苦楚仍旧前行，如何忍受着嘲讽依然孤勇呢？他写下了《游侠列传》，为自己点燃一把火，给暗夜中的人一点光，一点希望。

就此而言，《游侠列传》是司马迁给自己精神家园留下的最隐秘而又最充满期许的一块园地。关注游侠这样一批人，我们可以看到秦汉时代的独特的景致，更能窥知司马迁的内心。于传有之，“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司马迁的人生之镜，未必不能洞彻今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