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主要概念界说与体例说明

1.主要概念界说

主要发生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之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严格来讲，所争并非“革命文学”，而是“无产阶级文学”；只不过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本就属于“革命文学”，且“革命文学”在大革命时期广泛流行，已为各方习用，而“无产阶级”一词又具政治敏感性，所以“革命文学”的提法仍然普遍为各方采用。处于“革命文学”论争之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其主体当然是以后期创造社率先系统提倡，太阳社其后积极呼应的一种文学类型，当时也被称作“普罗文学”，或“普罗列搭利亚文学”（“搭”亦常写作“塔”）。它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核心要素，和在大革命时期普遍诉诸人性共感因素的“革命文学”，已然有了质的不同。与此相应的是，革命也跃升至了阶级斗争的阶段。正因此，将这场论争称之为“‘革命文学’论争”，其实并不准确。那么，“‘革命文学’论争”这一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

最早注意到“革命文学”论争之价值，并有意识地辑录相关史料的学者为李何林。1929年4月，论争尚未结束，他便选编论争文献47篇，取名《中国文艺论战》，同年10月由中国书店出版。此书之成，显然受到1925年出版的任国桢辑译《苏俄的文艺论战》的启发。“序言”起首即云：“虽然不能像苏联，对于文艺问题曾经党之最高机关召集全国大会讨论过，而且确定了党之一贯的文艺政策；但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文艺界也曾起了一场颇剧烈的论争。”[97]这部资料集，以语丝派、创造社、《小说月报》、《新月》、《现代文化》等社团或刊物为单元，分为5辑。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并未给“论战”精确命名，但将论争文献总括为“革命文学”与“非革命文学”两类[98]，也算为以后的命名做了铺垫。王哲甫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便把该次论争称为“革命文学之论战”。[99]

1939年李何林又出版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该书第二编对“革命文学”论争各方观点做了全面介绍。创造社、鲁迅和茅盾、语丝派、新月派的观点，都以专章呈现。该书政治观点更加鲜明，斥新月派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100]，并将创造社、鲁迅等与新月派的论战，视为敌我之争。创造社与鲁迅、茅盾的论争，则被明确界定为“内讧”：“创造社太阳社在一九二八年与鲁迅茅盾的论争，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该有的内讧，以致忽略了对于真正敌人的斗争。”[101]虽然该书反复强调此一部分论争的“内讧”性质，但也并未将创造社、鲁迅等与新月派的论争排除出整体论争的范畴之外。论争之全体，被作者涵盖在“革命文学问题”的范围之内，但在正面论述时，亦未给其命名。不过在“序”中，李何林有“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论争”的表述。[102]此时的李何林，显然尚未想到更精确的名称。若使用“革命文学”，则难以准确描述作为论争核心要素的“无产阶级”问题；若使用“无产阶级文学”，似乎又与当时普遍流行的“革命文学”的称呼不太匹配。但大概还是因为“革命文学”的表述实在太过深入人心，在行文至第三编，论述主题已离开“革命文学”论争时，李何林使用了“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表述。[103]此一表述，全书仅出现一次，大概是“‘革命文学’论争”的最早现身。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中，“革命文学”论争的主体已然被限定为“内部”论争。

李何林1951年所作《“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一文，采取了相似的逻辑，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与茅盾、鲁迅之间的论争是“革命的文学阵营里面的内战”。[104]但该文亦未使用“‘革命文学’论争”的概念，而使用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斗争”的提法，对鲁迅和茅盾的斗争，对新月派的斗争，都被涵盖其中。[105]

在新中国初期陆续编撰的文学史中，该次论争的名称虽仍未固定，但已大致趋同，论争之核心被普遍界定为“革命文学”。显然，文学史教学尤其需要对文学现象的命名。王瑶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提到：“在文学领域，经过了一九二八——二九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一九三〇年三月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106]不过该著并未对“革命文学的论争”的范围做清晰界定。丁易195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则明确使用了“革命文学论争”的概念。在该书中，此次论争大体上已经排除了与新月派的论争，因而“其性质是革命文学内部的思想斗争”。[107]刘绶松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则明确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的论争，称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而将与新月派等团体的论争，作为对敌斗争与之区隔了开来。[108]其后的文学史叙事，直到“文革”爆发前，与此均大同小异。“革命文学”论争被界定为“内部”论争的认知模式，基本确定了下来。但相关文学史著，并不会给该次论争过多关注与过高评价，大多认为该次论争为“左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主要是“左联”的功绩。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学界努力为被抹黑的1930年代左翼文坛翻案，“革命文学”论争才获得重点关注，“‘革命文学’论争”的提法也才完全固定了下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成《“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一书，凡71万字，1981年出版，为相关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该书之“前言”，表达了对林彪与“四人帮”混淆“革命文学”论争中“两类矛盾”的愤慨。[109]此一表述所针对的，当然是“文革”期间，创造社、太阳社等与鲁迅的矛盾被当成了敌我矛盾，许多人为此饱受摧残。基于此一翻案平反的动机，“革命文学”论争当然也更适合“在革命文艺界内部”进行界定。[110]所以，左翼与新月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论争文献，都被该书作为“附录”而收入，以突显真正的敌人之所在。但好在毕竟收入了此类文献，且该书所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编目》，大体也兼收并蓄，为打开全面的“革命文学”论争视野，提供了极大便利。不过受制于“内部”论争思维，该资料集对于“敌方”文献，失收便颇多。

时过境迁，相关限制已然不再必要；而“‘革命文学’论争”一词，即便字面上不够精确，也早已约定俗成，无另立名目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本书完全承袭“‘革命文学’论争”的提法，但对其将取最广义的理解，把文坛各方自1927年底至1930年上半年，所有关于革命文学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全部涵盖在内。本书之研究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在研究的思维与视野上，将对“革命文学”论争持开放的认知态度。

另有必要说明的两个概念，是“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文学派”。“革命文学家”是鲁迅喜欢使用的概念，1928年1月之前他主要用来指称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文学家，1928年2月之后，基本上只用来指称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文学家。但在鲁迅的使用中，该词饱含贬义色彩。据2005年版《鲁迅全集》，鲁迅一共使用了62次“革命文学家”（含3次引述他人文字时出现、2次引用自己文章时复现、4次信函中出现），时间跨越1927年至1933年，基本上全具负面含义，可确定讽刺创造社和太阳社者近50次，其中绝大多数是讽刺的创造社。本书在论述时，不排斥使用“革命文学家”，但完全站在客观立场上进行使用；在表述“革命文学家”群体时，则采用“革命文学派”的称呼。“革命文学派”一词，鲁迅与茅盾应该都未用过，早期文学史家也很少使用。王丰园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大概是文学史著中最早使用该概念者。该书一共使用了两次“革命文学派”，指称以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为核心的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群体，含义基本等同于“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即出现的“革命文学家们”。[111]刘大杰1936年也在一篇悼念鲁迅的文章中使用了一次相同含义的“革命文学派”概念。[112]蔡仪195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则多次使用了“‘革命文学’派”（有时“革命文学”亦不加引号）的表述，含义亦无不同；对于鲁迅与茅盾方面，蔡仪使用的概念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派”。[113]后者显然未能流行开来，而“革命文学派”则在1980年代之后，获得较为普遍的使用。本书使用“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文学派”概念，指称以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为核心的，与中共党组织有密切关联，多数也是党员的文学家。为便于行文，本书对于鲁迅、茅盾等虽非党员或脱离了党组织，但立场倾向中共的作家，以及革命文学派，以“左翼”统称之。[114]

本书书名使用了“阶级文学理论”一词，而未使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乃是基于如下考量。第一，“阶级文学理论”，顾名思义，指的是以阶级问题为论述核心的文学理论。据此定义，则不管是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语境下，该词基本上不存在产生歧义的可能，指的当然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第二，本书详细讨论了文坛对“无产阶级文学”之“无产阶级”属性的辩难，若使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表述，则难免遭受同样的质问：它是否真的就已经是“无产阶级”的所属物？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在论述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一词，但在书名中采用含义更广泛、表意更精准、形式更简练的“阶级文学理论”。

最后有必要提及的是，作为本书重要研究对象的创造社，学界公认可分作三期，本书为行文便利，一般把前、中期统称作前期；同样为本书重要研究对象的太阳社与我们社，二者关系目前学界尚未清晰厘定，本书在一般情况下仍袭惯例，将我们社成员并入太阳社中进行论述。

2.体例说明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为“论争”，尤其注意观察论争各方近乎即时的细微思想与情感变化，这决定了本书只能以原始报刊为主要资料来源，所以书中引述的文献，基本为初刊本，除非寻获未得，一般不从作家文集或各种资料集中转引。但因为《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所录文本与初刊本一般差别极小，且为学界普遍使用，为便于学界查考，本书会在尽量考核对比的前提下据该全集进行引用，并对值得注意的差别加注说明；对《鲁迅全集》的注释失误，亦予顺带指出。

本书引文尽量保持资料的原始形态，若非确定的错误，不做改动，若有改动，则加校勘符号（个别地方加注说明）。其中改错字符号为[]，补缺字符号为〈〉，删衍字符号为「」。若引文中存在类似符号且可能导致误解，则加注说明。

本书所征引的文献中，许多书名与篇名未加书名号，本书均予加上，引号形式的书名号则改为今日通行的书名号，均不再标注。较为细微的标点符号错误，本书予以直接改正，不再标注。本书作者所加省略号，与引文中原有省略号未作区分，但若因此可能导致对引文有意义的理解偏差，则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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