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革命文学”论争的前奏：创造社与太阳社之争》：论争过程考述

“革命文学”论争长期被界定为左翼阵营内部的一场论争，非左翼与左翼之争，则被视作敌我之争，不属于“革命文学”论争的范畴。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排除和打击敌人，不如说是为了团结自己人，消减论争所内蕴的分裂意味。这自然已是不必要的限制。可即便仅仅把目光集中于革命文学派，我们依然对其异质性缺少足够研究。比如，创造社和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述在最初便十分不同，并展开了激烈论战。而这一点极少被学界提及，即便提起也基本以“宗派主义”、争夺革命文学的首创权或正统等负面描述一笔带过。[115]

值得注意的是，后期创造社的理论旋风首先吹到的不仅有“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太阳社成员。以蒋光慈为领袖的太阳社成员，一直也是革命文学与阶级理论的热心倡导者，其理论资源更来自革命大本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主要生产与集散地——苏俄。何以本该成为兄弟的两派，竟演出“阋于墙”的戏剧，大有探清的必要，以便更准确地认识“无产阶级文学”的中国发生机制。

1.论争之发起

1927年10月至11月间，后期创造社的五员大将——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李铁声——被成仿吾召唤回国，他们在日本比较深入地学习了当时能够寻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料。而日本当时选择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料，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福本主义的影响和制约，后期创造社成员对这些思想资料的理解也自然带上福本主义的烙印。以这些理论资源为斗争利器，这几位雄心勃勃的归国成员酝酿在中国开展一场全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工作，以奠定马克思主义和阶级论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1928年1月15日，后期创造社的理论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卷首《祝词》中，成仿吾首先引用了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实践”，说明理论批判的重要性；然后指出，“《文化批判》当在这一方面负起它的历史的任务。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116]半个月前的1928年元旦，创造社另一刊物《创造月刊》也从第1卷第8期开始恢复正常出版，在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同时，也开始了有意识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探讨，隐然可见与《文化批判》的分工关系。1928年元旦，还出版了以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等为编辑和创作核心的革命文学刊物《太阳月刊》，但彼时太阳社尚未明确成立。据杨邨人1933年回忆，之所以成立太阳社，完全是因为遭到了创造社的进攻：“在杂志创刊号出版的时候还没有成立太阳社的企图，等到受创造社的袭击以后，才感觉着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便标明了旗帜招引同志充实战斗的力量，于是乎成立了太阳社。”[117]

太阳社领袖蒋光慈和创造社的关系本来不恶，并曾经加入过创造社。创造社的核心刊物《创造月刊》，除创刊号外，一直到1928年3月发行的第1卷第10期，连续9期都有蒋光慈的创作刊载。1927年下半年，创造社拟复活《创造周报》时，蒋光慈也较深度地参与了相关筹划，可惜事终未成，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批判》的创刊。倘若《创造周报》复活成功，蒋光慈大概率还会继续是创造社成员，加上孟超与杨邨人这两位太阳社主力成员也在《创造周报》复活预告的“特约撰述员”名单之中，“革命文学”的后续发展当有较大不同。

《太阳月刊》第1期和第2期的首篇论文皆出自蒋光慈之手。他在创刊号上如此写道：

我们的时代是黑暗与光明斗争极热烈的时代。……可是我们把现代中国文坛的数一数，有几部是表现这种斗争生活的著作？……我们只感觉得这些作家是瞎子，是聋子，心灵的丧失者……他们对于时代实在是太落后了。虽然这其间也有几个作家曾发表过很激烈的政治论文，或空泛地喊几声所谓革命文学与劳动文学，但是这与作者的“文学家的资格”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对于文学家所要求的是文学的革命的作品，而不是一般人所都能写到的，空空洞洞，不可捉摸的论文。[118]

此段文字虽然很像在批判创造社，但《文化批判》尚未创刊，后期创造社新进成员也并未在此前发表过“很激烈的政治论文”，可知蒋光慈所指当为大革命时期的诸多理论提倡。在发表于第2期的论文中，蒋光慈开篇即解释了自己为何不专门作文谈革命文学理论，他忏悔自己“惰性太深”，辩称“我不爱空谈理论，——我以为与其空谈什么空空洞洞的理论，不如为事实的表现，因为革命文学是实际的艺术的创作，而不是几篇不可捉摸的论文所能建设出来的”。[119]这段文字和创刊号上的如出一辙，如果说前者不是针对创造社，这一部分理应也不是。但实际情形可能要稍为复杂。因为这段文字明显透露出蒋光慈对自己没有创作过理论文章的焦虑心情，以至于要专门辩解，并作文来谈革命文学的理论，暗含较量之意，与作第一篇文字时心情已然不同。且此文发表于提倡革命文学理论的《文化批判》创刊之后，故而极难排除潜在回应甚至批评创造社的因素。无论实情如何，蒋光慈此类言论是他后来招来创造社严厉批判的重要触因。

《太阳月刊》前两期并未有对创造社的直接批评，但2月15日发行的《文化批判》第2号，则展开了对《太阳月刊》创刊号上蒋光慈文章的批判。《太阳月刊》第3期予以反驳，二社激烈论争由此拉开序幕。不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论争文字主要集中于《文化批判》第2号和第3号，《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太阳月刊》第3期和第4期。中断原因则扑朔迷离，相关当事人只提曾召集联席会议解决矛盾，至于背后是否有政治力量介入，即便有人提及，也含混不清。但能让刚刚炽烈的论争骤然中断，合理的猜想应该是政党进行了干预——成员全是党员的太阳社自然难违党的指示，而理论锐气十足的后期创造社成员正积极向党靠拢，也断无不听命之可能。

据其时负责中宣部工作的郑超麟回忆，蒋光慈曾找过中宣部，要求他制止创造社的攻击，不过他未予理会。郑超麟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太阳社支部在钱杏邨家开会，我曾代表中央宣传部去参加。一次我去林伯修家里同他们几个人谈话，蒋光赤告诉我，他在《太阳》上写文章，说人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可是《文化批判》认为这话不对。……他同我说这些话，是要我运用中央宣传部的权威制止人家批评他，但我没有理会。”[120]但如果冯乃超的回忆属实的话，则郑超麟并不仅仅是没有搭理蒋光慈而已，他还代表失势的陈独秀到了蒋光慈的对手那里去从事争取工作：

陈独秀对于后期创造社的人们的活动是关心的、注意的，他曾企图拉拢过我们。我们回国不久，陈独秀便派郑超麟来参与并且领导创造社的读书会。六大以后，他又通过王独清来影响我们。陈独秀本人也表示要和我们见面。后来又派彭述之亲自出马，我们见过他。

而李立三也立即派出了潘汉年去拉拢他们：

我们刚从日本回来不久，李立三就通过潘汉年和我们接触，并且找我们去谈话。这是不是他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呢？也未必。因为他对潘汉年说：“找几个高等华人来谈谈。”这是不是开玩笑？恐怕也不是。他的观点，我们听不大懂。可是，对于陈独秀和李立三，我们是靠近李立三这一边的。1929年发生了开除陈独秀的斗争，我们就站在李立三这一边。陈独秀的争取创造社是失败了，李立三派了潘冬舟（东周）来和创造社联系，代替了郑超麟；后来，又派吴黎平参加党的文化党团来指导工作。[121]

冯乃超的回忆可能有自我推重的成分。据郑超麟讲，并非陈独秀授意他去指导创造社，而是瞿秋白分配给他的任务，而且是应创造社之请的行为。郑超麟最初并不乐意：“会议结果推举我去指导。我拒绝了，而推举秋白自去。我是如此不习惯于同党外的人办交涉，尤其同文学家办交涉。秋白以即将出国为理由来推辞。我只好应承下来了。但我一直延宕着，没有去做，直到四月底或五月初，江苏省委催了几次，才同他们约定一个时间见面。”[122]但郑超麟和陈独秀派后来有试图引导创造社发展、争取他们到自己这一边来的动机，大概也不能排除，只是后来才被李立三取代[123]，否则便不容易理解下面的行为：郑超麟的不乐意没有维持太久，他从此便每次都去指导后期创造社两周举办一次的讨论会，一直坚持到7月去福建出差。[124]郑超麟抹去这一企图，大概源于争取失败的创伤记忆。而对太阳社来说，与蒋光慈此前关系较好的瞿秋白正忙于烦杂的党务，无暇他顾，且于4月底离开了中国。[125]蒋光慈本人，也不能得当时多数中共高层及郑超麟的好感。郑超麟表示，后期创造社攻击鲁迅和蒋光慈，他当时是认同的，认为“很有理由”。原因在于鲁迅讥刺革命，而蒋光慈挂着“革命文学家”的招牌，引起部分同志的反感。同时他还讥刺太阳社成员不懂马克思主义，以“党的权威作护符”，而后期创造社对马克思主义要“比他们多懂得一点”。虽然他又讲，并没有和创造社谈起过太阳社的问题。[126]

郑超麟应该确实并没有直接干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据他讲，他是4月底或5月初才与创造社接上头。时隔几十年后，他又讲，他总共同创造社谈了五六次的话，一直到7月中旬。[127]而创造社的讨论会两周一次，据此推算，4月底或5月初也是他们接上头的最有可能的日期，即便推至4月中旬，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互击也已经基本停息。郑超麟自己也说：“到我去创造社做政治指导工作的时候，两个刊物攻击鲁迅的事件，以及它们互相攻击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人提起了。”[128]“攻击鲁迅”当然并未停止，“互相攻击”倒确实已大体停歇。

2.论争之中止

在5月1日出版的《太阳月刊》第5期《编后》的起首，“编者”即这样检讨道：

在本刊四月号发行之后，我们邀集社内外从事革命文艺的同志们，开了两次的批评大会，检举本刊过去四号及本社已发行及在印刷中的丛书的错误，并决定以后改进的方针。在这两次大会中，指出过去的本刊没有注意系统的理论的建设，缺乏重要的介绍与翻译，描写的范围狭小单调，扎记通信随笔缺乏友谊的态度，灰色的思想仍不免偶而流露，创作时没有顾到读者的意识，技巧缺乏暗示的力量，许多地方表示了本刊忽略了对于社会所负的使命。丛书方面有时表现的行动太浪漫，缺乏深刻的描写与暗示的力量，有的还没有充量的劳动阶级意识的表现。决定以后改正以上所有的错误，特殊的注意充实本刊及丛书的内容，尤其要避免无重大意义的及非文学的理论的争辩，重要的讨论完全以友谊的态度出之。这是本月内重要的社务报告。[129]

批判虽然主要由创造社挑起，要做检讨的却是太阳社。检讨的内容，几乎全部指向创造社的批判，比如对“系统的理论的建设”和“阶级意识”问题的忽视等，也是太阳社头两个月还极力与之争辩的内容。虽然检讨的后面也有一些低调的自我辩护，但这基本上相当于几乎完全承认了自己在论辩中是错误的。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太阳社一直自矜的文学创作成就，还有态度问题，也都是检讨的重要方面。考虑到二社论争的激烈程度，很难说此一检讨会是发自真心。而这无疑会导致太阳社成员的不满，并埋下其后若干问题的种子。至于开头用“我们邀集”，可能亦非实言，即便属实也大概率出于被动。[130]

而4月15日出版的《文化批判》的卷首栏目“卷头寸铁”，已经发表了成仿吾的一篇《智识阶级的革命份子团结起来》。文章从创造社提倡意识形态批判和阶级意识注入的立场出发，号召“智识阶级的战斗的份子团结起来！”[131]在该期杂志上，也没有了集中回击太阳社的内容。可以推断，约在4月初至中旬之间，政党已经对论战下达叫停的命令，并让二社召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不过结果是一个社做检讨、一个社呼吁团结，差别也不可谓不大。

既然中宣部没有介入二社论争，那么制止二社论争的力量来自何处呢？郑超麟的回忆指引了线索：数次催促他去指导创造社的是江苏省委。那么，江苏省委是否对二社下达了指令呢？应该正是如此。在创造社与江苏省委之间牵线搭桥的应是创造社的“小伙计”、中共党员潘汉年，以及刚刚加入创造社的阳翰笙与李一氓。三人都是较资深党员，且在创造社内成立了党小组。后期创造社主力成员正积极要求入党，自然会和他们发展关系，谋求与党的高层接通的途径。郑超麟1989年的回忆则明确指出了江苏省委在二社论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仅仅有太阳社，江苏省委也不会成立‘文化小组’的。文化小组成立，总是在李民治，欧阳继修，潘汉年三人参加了创造社，而《太阳》和《文化批判》又开始攻击鲁迅，接着这两个刊物互相攻击的时候。江苏省委制止他们攻击鲁迅，又制止它们互相攻击，所以才成立文化小组。这是我的猜想，当以当事人的回忆为准。”[132]尤其是潘汉年，对论争的停止应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1927年在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时，即是李富春的下级，李富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中共南昌军委书记，“潘汉年到南昌去的组织关系，就是交给李富春的”。而当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也于1927年10月来到上海，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2月任江苏省委常委，4月成为江苏省委临时代理书记。潘汉年于是再次成为李富春的下级，并得到重用，逐渐成为江苏省委所管理的文化活动的主要负责人。[133]再考虑到后期创造社多名主力新成员的入党介绍人都是潘汉年，可知后期创造社与江苏省委之间的主要牵线人非潘汉年莫属。

冯乃超则回忆说，李富春在1929年曾经找他们谈话，批评他们进攻鲁迅和与太阳社的内讧，因此他们才和太阳社开会解决矛盾。[134]不过冯乃超的记忆出现了混淆，因为和太阳社的纠纷以及解决都发生在1928年上半年，他显然把与鲁迅纠纷的解决与之混为了一谈。不过，解决与太阳社的纠纷经过了江苏省委的干预，可从此获得佐证。而从郑超麟赞同创造社批判蒋光慈来推断，他无疑也是能赞许江苏省委制止太阳社回击的。

如前引《编后》所言，“批评大会”召开了两次，起码其中一次的气氛极不融洽。据杨邨人回忆：

创造社方面以同是一条战线的友军，这样互击下去未免笑话，便发起了一个两社的联席会议言归于好。在约定的一天下午，光慈，杏邨，和我到创造社赴会去。会场上，我们只有三个人，创造社却好像全营大将都出马：成仿吾，冯乃超，彭康，李初梨，李铁声，朱镜我，郑伯奇，王独清，张资平，华汉，李一氓和住在创造社里头的龚冰庐。可是虽然众寡悬殊，我们大有单刀赴会的气概……接着就是朱镜我对于我们《太阳月刊》的态度的批评，他高声大叫，甚至于拍案大斥，空气十分紧张。我们竟是到来受教训的！……我们三个人只是微笑着，不做声，可是无名火已经升高万丈。等到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多了，应该让我们分辩一番的时候，这才由主席成仿吾请我们发表意见。我真想通知光慈和杏邨不要分辩，任他们说个痛而又快，可是，光慈忍耐不住，站起身发表他对于文艺运动的意见；杏邨也解释他写批评的态度，又引起他们的联合战线的进攻。他们要我发表意见，我始终笑着吸着香烟不发一言。彼此唇枪舌剑以及大炮炸弹互击了一番，这才有人（忘记了是那一位）提出：今天是联席会议，我们应该决定一个议案，以后彼此联合战线。于是乎他们十几个人你一句他一句，七嘴八舌，秩序大乱地，闹了一阵，这才决定：以后每星期开联席会议一次，在那会议上彼此批评着《太阳月刊》和《创造月刊》，《文化批判》以及《流沙半月刊》以求进步。我们赞成，于是乎散会，于是乎大家握握手将我们送出门口。[135]

杨邨人讲，如此就结束了和创造社的论争。其回忆是在5年之后，时间切近，细节充盈。不过对会议论战的描述绘声绘色，对结束的过程却轻描淡写，让人怀疑还是略去了一些关键因素。既然双方态度都如此不友好，又如何能做到以后“彼此批评”？所谓“每星期开联席会议一次”，杨邨人也自述并无实行。[136]而且，既然说有两次联席会议，为何另一次未予提及？这些提示我们，太阳社作出妥协背后的因素被杨邨人略去了。

张资平回忆的应是同一次联席会议：“记得有一次，创造社和太阳社开联席会议，吾本不愿出席，仿吾定要吾去，吾便去傍听了一个多钟头。……对太阳社态度最愤慨的是朱镜吾，而钱杏村则大骂他们抄书的主犯。”[137]

从二人回忆均可看出，开大会并没能弥合二社的分歧，反而极可能使矛盾扩大。那么能够使论争停止的，就只有政治的权威了。太阳社之同意结束论争，并做检讨，背后必然有政治的压力存在。

冯乃超回忆的倒很可能是另一次联席会议，因为据他讲，那次会议的太阳社出席者由钱杏邨率领，包括“孟超、迅雷、杨邨人等好几个”。[138]可见，参加者没有蒋光慈，同时有孟超、徐迅雷等；如果冯乃超的记忆不出现大的失误，不可能是上面提到的那一次。据冯乃超说，也正是在这一次座谈会上解决了两社纠纷。冯乃超也没有提到这次座谈会上发生了争吵。似乎可以推断，这很可能是第二次的座谈会，也很可能是在这一次座谈会上真正达成了和解。蒋光慈有可能负气而没有出席；而要达成二社的和解，自然也有必要多带上一些“兄弟们”。[139]

3.后期创造社新进主力成员的入党问题

二社论争之内容虽与政党殊少关联，但其过程，尤其是终止，与政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对于“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发起者、积极谋求入党的创造社五名新进主力成员来说，此次论争也拉近了他们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他们到底是何时被中共接纳、成为党员的，此一问题既涉及中共文艺政策的变化，也关系到“革命文学”论争展开阶段的权力运作，很有探清的必要。

据李初梨回忆，1927年底他们回国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曾经在郭沫若的寓所会见了他们五人，意图了解当时日共提出什么口号。[140]然而这离他们被中共接纳还有较远距离。彼时的中共，正倾全力于革命暴动，尚无系统的文化规划，对于延揽文化人才入党并不格外重视。郑超麟在194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我一向是把这些作家看作同路人，并未计划拉他们入党。六次大会后，蔡和森当宣传部长时，创造社党团开会请他出席，他表示同我一般的意见。他称他们为‘德谟克拉西’。可是李立三继他后任和我脱离宣传部以后，不知何时，这些未成作家一个个入党了。”[141]

不过郑超麟未讲到的重要信息是，1928年7月17日，在留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大概就是在听取了他的汇报后，留守中央负责人任弼时指出：“创造社有公开活动的作用，要继续保持联系，以后要在革命文学和理论方面多发挥作用。翻译理论书籍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方面，要有计划地做下去，最好用‘创造社’或其他名义出版，在出版发行上给以帮助；其成员将来是要分化的，少数政治上好的可以秘密吸收入党。”[142]可见彼时他们积极争取入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不过说他们被中共当作“同路人”对待，也不是虚言。冯乃超自己也如此承认。他在1967年的回忆中说：“后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中，除彭康入党早一点之外，我跟朱镜我、李初梨、李铁声是在1928年9月同时入党。据说这是李立三的提议，此前我们认为自己早就是党员了，因为我们是在做党的工作。潘汉年说：‘不是，你们还只是同路人。’后来潘成了我们的入党介绍人。”[143]倘若据郑与冯的回忆，则五人中的多数都是在中共六大（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之后，李立三接管中宣部时入党。[144]然而，冯乃超的回忆在细节上和很多史料存在分歧。

冯的回忆重点是：彭康在他们之前入党，其余四人则于9月一同入党。冯乃超的年谱编撰者还写出了他们四人的入党地址：“简单仪式在上海四马路靠近西藏路的一家西餐馆举行。”[145]该年谱于1983年10月编成（冯于同年9月去世），在编撰过程中，编者曾与冯乃超多次联系，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这一地址也应该是从冯乃超处直接得来。[146]

而在关于朱镜我的研究著作中，入党日期多被写作5月，且是五人同时入党，入党地址也是饭馆。朱时雨在调查采访了相关档案和当事人后，认定在1928年5月后期创造社五人同时入党，“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环境极为恶劣，他们在上海一家僻静的饭馆里，以吃饭的方式，举行了入党仪式”，[147]但并未注明材料来源。王慕民采纳了相似的说法，并透露这一说法来自李初梨。他引用了李初梨的原话：“由于环境恶劣，并未举行入党仪式，仅在一家僻静的饭馆吃了一次饭。”[148]李初梨的话出自他1981年5月给鄞县党史研究室的复函。“以吃饭的方式，举行了入党仪式”和李所说“并未举行入党仪式”自然并不矛盾，两段文字的酷似揭示出朱时雨的说法应也来自李初梨。王慕民同样采纳了5月集体入党的说法。李初梨确曾向人如此表述：“我是1928年5月，同彭康、冯乃超、朱镜我、李铁生5人一道从日本回来并一起入党，编在闸北区第三支部。”[149]但是，李初梨又对别的研究者说过他是1928年秋天入的党[150]，如果排除口头表述极可能导致的歧义，则这一问题在他那里就未能统一。不过，5月他们尚处在郑超麟的指导之下，不可能有集体入党之事。至于为何会讹成5月，或是由于他们5月开始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指导，因而当事人便曾在某些场合把这个日期当成了自己的入党日期吧。

在关于彭康的研究著作中，多数资料又显示彭康是在1928年1月入的党。彭康曾历任华中建设大学和华东大学（均为山东大学前身）、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在山东大学的校史资料中，彭康的入党日期也被写成1月。[151]由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校联合撰写，并于2008年出版的彭康传记同样采纳了1月入党说，但所说更加详细：“1928年1月，经彭讷、刘大年介绍，中共上海闸北区委批准由日本归国的彭康等5人入党，不久在上海一个僻静的小饭馆阁楼上为他们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彭康加入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与李一氓、潘汉年等人同在一个党小组。”[152]这段文字点出了彭康的入党介绍人为彭讷（彭康之弟）、刘大年，如此真名实姓，必有较原始材料为据，可信度很高。2018年出版的《彭康文集》，收录了彭康1955年所作有辩白性质的自传，其中写道：“1928年1月入党，介绍人刘大年（这个人从那时以后一直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参加闸北区一个支部。”[153]可知1月入党说大概率肇源于此。在自传中，彭康或许是对弟弟做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有所顾虑，略去了彭讷的名字。无论如何，彭康的入党介绍人应该没有潘汉年，因而就如冯乃超所回忆的，他不太可能是与其他四人一同入党。五人同时入党说，故而很难成立；彭康的入党地址因而也很不可信。彭康所作自传原件，笔者未能见到，未详是否有转录错误，但即便彭康确曾写过自己1月入党，且有弟弟彭讷作为党员、方便接近党组织的便利，其1月入党的可能依然很小。首先，若抛开与彭讷的关系不论，则彭康基本没有理由率先入党——他其时并无超越其他四人的表现，且五人中所负责任最大的是学历最高的朱镜我[154]；若彭康借助与其弟弟的关系率先入党，则有损于他们五人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自我定位，当非彭康所能接受。其次，有一些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史研究专家曾指出彭康是在1928年11月入的党。[155]虽然这些研究者也未标明资料来源，但想来应有所依据。从李初梨处获得了很多一手资料的《创造社16家评传》，虽然参考了认定朱镜我5月入党的研究资料，但也未采纳5月说，取的仍是四人9月集体入党说，彭康则也被认定为11月入党。[156]冯乃超的回忆产生于接近40年之后，发生前后的颠倒也不奇怪。

彭康基本上不可能1月入党的最有力证据，是1928年7月上海成立了“文化工作者支部”，该支部有党员21名，创造社、太阳社和我们社的党员文人基本在其中，但并无彭康。第一小组即为创造社小组，由李一氓任组长，组员有李一氓、阳翰笙、傅克兴、潘梓年、章进、潘汉年。彭康若已是党员，理应在该小组。[157]

那么作为一体化程度极高的五人小团体成员之一的彭康，为何会晚了两个月入党呢？在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馆长霍有光和彭康之子彭城编撰的《彭康年谱》中也许能找到答案。在彭康的入党问题上，该年谱也是认定彭康是在1928年1月入党。但是在1928年7月的条目下注明：“去日本京都大学领取最后几个月的官费并购买书籍。”[158]那么彭康是何时从日本归国的呢？年谱未做说明，大概也已无法查证。但可以想象，彭康9月尚未归国很可能是导致他11月单独入党的直接原因。

于是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在后期创造社五名主力新成员中，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和李初梨于1928年9月集体入党，入党地址在上海四马路靠近西藏路的一家西餐馆（可能是大西洋西餐馆），入党介绍人为潘汉年[159]；彭康则可能因其时尚未从日本归国而于11月单独入党，介绍人为彭讷和刘大年。这也可以说明，中共（尤其是中共中央）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积极倡导者——后期创造社成员最初并不具有亲密的关系，中共对提倡革命文学和阶级斗争理论起码在1928年上半年也还并不热衷，当时更被看重的仍然是实际的革命活动。但以江苏省委为代表的中共党内力量，则对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斗争理论及相关人员发生了兴趣，积极推动后期创造社成员与中共结合，并在李立三开始掌握中央宣传部的时候取得成功——五名新成员被纳入党内，开始了更加组织化的革命实践与理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