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与缘起

第一章 自认是“世界的肚脐眼”的法国人

在人称“中国最美校园”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摆放着一尊法国人的半身塑像，此人就是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家与学者阿兰·佩雷菲特。佩雷菲特在1976年出过一本畅销书，书名叫作《法兰西病》，他在书中以大量鲜活的事例，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法国社会的种种畸形现象，尤其对法国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制和庞大官僚行政机构的弊端予以剖析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被人誉为“战后关于法国最重要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那么一种倾向，把自己当作世界的肚脐眼。”

作为中国人，我在看到这句话时，首先自然会想到我们国名当中的“中”字——其世界中心的意味实为呼之欲出。而作为研习法国史多年的学人，我不仅会想到曾在索邦大学执掌教鞭的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开讲《欧洲文明史》时诸如“法国是欧洲文明最高的国家”“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与焦点”之类的断言，还马上联想到另一位19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至今仍多有法国城市以其名字作为街名的儒勒·米什莱在其重要著作《人民》中写下的这句话：“假设法兰西灭亡了，全人类的友好联系便会瓦解，造就地球生命的爱情将失去活力，地球将和其他星球一样进入冰川时期。”由此，在佩雷菲特那句话后面似乎还可以补上一句：在那些把自己当作“世界的肚脐眼”的民族当中，法兰西民族即便难说最突出，也是需要用“最”字来形容的民族之一。

为何要这样讲呢？因为就总体而言，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不少法国人的自尊自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有外国人如此揶揄道：“法国人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教条，以为人类中唯有法国人十全十美，外国人永远达不到他们的水平，能与这一水平接近就很不错了。”事实上，就连当代法国著名史学家、巴黎政治学院荣休教授米歇尔·维诺克也曾经如是写道：“除犹太民族外，没有其他民族像法国人那样如此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那么，法国人又何以会有如此“自大情结”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肯定会作出不同的解释，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法国人的这种妄自尊大与法国长期跻身于大国或更确切地说强国之列大有关系。事实上，法国人确实有值得骄傲的“光荣”历史：早在16世纪，法国就已经和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并列为欧洲强国。在这之后，法国几乎始终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欧洲推动和引领世界迈入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欧洲各国在许多方面在世界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作为欧洲强国之一乃至多次在欧陆称霸的法国，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中的一员。直到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溃败，这种“光荣的”历史才暂告一段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众多原因，特别是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强势崛起，法国已无法挤入头等强国的行列。尽管如此，法国不仅长期将自己定位为“仅次于超级大国的大国”，还一再在国际事务中力求以二流强国的实力扮演一流强国的角色。即便在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之后的当下，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法国都依旧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国家。它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欧盟中和德国携手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并且还是世界上排序很靠前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法国一直都是一流的文化强国。法兰西民族不仅在近代以来创造出独具魅力、光彩照人的文化，在引领欧洲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变革方面曾有过令人赞叹的突出表现，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不容低估的文化影响力或者说软实力。极具象征意义的是，巴黎至今依然堪称世界文化之都。它非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在地，而且至今仍以各种具有超凡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强烈吸引着世界各国文化人和文化爱好者。

与此同时，法国还是欧美诸国当中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最多相似之处的国家，以至于有人会略带夸张地将法国称为“欧洲的中国”。法兰西的兴衰，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既有过辉煌的历史，又有过不堪回首的过去，同时更有国力大增的当下与令人期待的将来的国家，或许有着更多可资借鉴之处。

回顾历史，分处东亚、西欧的中、法两国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彼此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相互影响不容小觑。例如，早在17世纪初，就有法国传教士由耶稣会派遣来华。17世纪末，清康熙皇帝和法王路易十四互赠礼品书籍，则在更高的层面、更大的范围揭开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序幕。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法国曾流行过一阵“中国风”，或者说兴起过“中国风物热”。至于启蒙时代一些法国思想家曾对中国予以极大关注，更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例如，在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或“哲人”伏尔泰就曾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赵氏孤儿》为原本，改编创作出了剧本《中国孤儿》。《中国孤儿》当时不仅在巴黎各家剧院成功上演，还经常成为法国一些著名沙龙聚会时的关注焦点。法国近代美术史上经常会提及的一幅名画《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不过，如果说在双方早期交往中，中国给予法国的要比从法国获得的更多，那么，始自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法国对中国的影响则明显要更多一点。而且，这种影响非但是多方面的，还近乎是全方位的。众所周知，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中有不少人，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早年都有过他们的“法兰西岁月”；至于曾经留法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更是不胜枚举。而林纾，也就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绕不过去的林琴南，根据小仲马的《茶花女》翻译而成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深具影响力的翻译小说，在神州大地印行后还一时洛阳纸贵，深深打动了当时中国的许多痴男怨女，以至于林纾同为福建人的好友严复先生当年挥笔写下这样的诗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此外，在当今中国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会走路不久的小孩，几乎个个都会哼唱的歌曲——《两只老虎》，实际上也是从法国儿歌《雅克兄弟》演变过来的。

但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晚清以降，特别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进程影响最大的还是法国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大革命政治文化。年纪稍大的中国人早年时常会听到或看到的“左派”“右派”“红色恐怖”“白色恐怖”之类术语，若要追根溯源，实际上均来自1789年爆发的那场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在国势日危，改革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史在晚清就被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其间，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的过程当中和失败以后，都曾借用法国大革命经验教训来论证他们的政治主张。例如，1898年，康有为为推动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警告光绪皇帝若不及早变法将会激起革命。梁启超则在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早期著作《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不仅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欧洲19世纪之母”，同时还将罗兰夫人誉为“法国大革命之母”。与此同时，革命派中的冯自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东（寄生）、孙中山等，则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刊物《新青年》，它的外文刊名用的是法文的“La Jeunesse（青年）”一词；此外，19世纪法国政治家和史学家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前些年在中国大陆出人意料地突然走红，各种译本接二连三问世，相关话题更是在街头巷尾引来议论纷纷。上述各种现象，不仅能显示中、法两国之间关系的密切，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审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时候，颇有必要对这方面的问题充分关注、认真思考。

综上所述，法国不仅是一个从古到今都极为重要的国家，还和我们中国的关系密切之极，我们不妨说它是一个“虽远犹近”的国度。因而，研习法国史既饶有趣味，又大有必要。

像法国这样国家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自不待言。如果我们把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法国史比作一座巍峨的名山，对它的观察自然会有不同的视角，而从不同角度观察得到的感受或印象势必也会不太一样。说到这里，大家此时脑海里或许会立马跳出苏东坡描述雄奇挺秀的庐山时写下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以为，这一诗句揭示的实情固然会让我们研究法国史的人感到几分无奈，但更多的是令我们多一些清醒，使自己真正认识到着力寻找最佳角度并从不同角度对法国历史进行考察的必要性。

那么何为观察法国史这座“大山”的最佳角度呢？对于这一问题，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想法是，法兰西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政治民族”，法国人不仅热衷于谈论和参与政治，而且相关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精彩纷呈，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尤其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它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生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由此被视为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大革命。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他那本颇有影响的著作《革命的年代》中，不仅曾将法国大革命与同一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甚至还断言道，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

有鉴于此，本人首先打算以法国从古至今的治乱兴衰作为主要线索，以政治史作为讲授内容的“骨架”。其次，由于法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化强国，为此而迷上法国的中国人不在少数，所以我在思想文化史方面也会尽量多讲。当然，我也会在有限篇幅内尽量兼顾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此外，法国一直来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近年来中国人到法国去旅游者也日益增多，因而，我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顺便介绍法国的名胜古迹，展示法国的风土人情。

在2018年夏天举办的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上，法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在时隔20年后再次夺冠。当法国队员们捧起大力神杯时，其队服左胸口上的那只雄鸡被再次深深地印在亿万球迷的脑海里。众所周知，那只雄鸡往往被称为“高卢雄鸡”，而高卢人亦被不少法国人奉为自己的祖先，在下一章，就让我们从“高卢雄鸡”的缘起开始法国历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