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建构与绝对君主制时期

第三章 “小国王”开始谋求大王权

鉴于在研习历史过程中须有充分的“语境意识”,我们首先简要介绍作为法国人象征符号的“高卢雄鸡”形象的流变。关于法国人为何会把雄鸡作为法兰西国族象征,最通行的解释是在拉丁语中,“雄鸡”和“高卢人”这两个词的拼写和发音正好差不多,于是,奉高卢人为祖先的法国人自然就逐渐地将雄鸡,特别是“高卢雄鸡”当作本国本民族的象征。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把法国或法兰西民族象征的起源归结于文字的巧合,甚至是“文字游戏”的解释,也有学者不以为然。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提出更令人信服的新的解释。

大凡中国人都知道,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同时也应该知道,作为这种国族象征符号的龙的形象与文化含义绝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间推移、时代变迁在发展演变的。充当法国或法兰西民族主要象征符号的“高卢雄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为此,甚有必要大致了解“高卢雄鸡”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的流变。

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列那狐传奇》手稿

令人有点意外甚至感到吊诡的是,最早将法国比喻为雄鸡的不是法国人自己,而是中世纪法国在境外的对手。之所以如此,又和中世纪时雄鸡的形象往往不怎么样,乃至负面的居多密不可分。具体说来这类形象代表自负、愚蠢、易怒、好斗、淫荡、喜听恭维话、图慕虚荣。即便在许多法国人自己的作品中,例如12—13世纪极为流行的《列那狐传奇》一书中,鸡也和兔子、乌鸦、蜗牛等常常遭到列那狐欺压的弱小动物一起,象征着弱势的社会群体。因而,从14世纪起,一直到17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的外敌每当要和法国开战,需要在宣传攻势中把法国人丑化一番时,就会巧妙地利用自身似乎更加强悍的象征符号及其图像材料,把法国人丑化为被“更强者”追逐和征服的雄鸡。于是,当时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在威尼斯、西班牙和荷兰狮子,以及德意志鹰、英格兰豹的分别追逐下,法国雄鸡在狼狈不堪地四处逃窜。

不过,出人意料但现在看来绝对属于难能可贵的是,正如已有学者在相关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一些法国国王非但坦然接受雄鸡的比喻或象征,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宣扬雄鸡的优点,赋予雄鸡新的含义:勇敢(保护臣民就如雄鸡保护小鸡)、胜利(雄鸡一唱天下白,赶走黑暗的恶魔)、神圣(太阳神、战神和信使墨丘利的伙伴)、警惕性高等等。其中,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即“太阳王”路易十四,显得特别痴迷于雄鸡形象,不仅在1665年让人铸造了一枚表现高卢雄鸡追杀西班牙雄狮的硬币,还令人在许多图像中让雄鸡对着光芒万丈的太阳啼鸣,甚至还特意叫建筑师设计了以百合花和雄鸡形象为柱头的装饰柱。此外,路易十四还差人在装点凡尔赛宫时采用多种雄鸡的装饰图案。与此同时,当时的教会为了迎合国王,也极力宣扬雄鸡的美德。我们现在到法国旅游时,仍不时可在一些教堂钟楼的顶端看到雄鸡形象。而且在依旧保留中世纪风貌的村镇里,也时不时会有公鸡形象映入眼帘,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例如,在距里昂不远的佩鲁日小镇,这个以较好保留中世纪风貌著称的地方,就有一家“雄鸡客栈”,客栈里面摆满了各色各样雄鸡摆件。2019年4月因突发火灾不得不重新修建的巴黎圣母院的尖顶上,依然还引人瞩目地保留着公鸡形状的风向标。

大革命爆发后,巴黎人民再次赋予雄鸡新的意义,把它与象征王权的百合花截然对立起来,令雄鸡成了人民的象征,并赋予其革命和自由的含义。在拿破仑帝国时期,由于拿破仑一世觉得“公鸡缺乏力量”,遂改为以“雄鹰”作为法兰西帝国的象征。在拿破仑帝国垮台之后相继出现的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时期,雄鸡重新成为法国的象征。在1848年革命中应运而生的第二共和国时期,雄鸡虽然仍旧被作为法国的象征,但其形象却已略有变化,成为自由女神身旁爪抓球体的雄鸡。在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亲王、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以拿破仑三世名义创建第二帝国后,雄鸡重新被雄鹰所取代。随着第三共和国在第二帝国因普法战争垮台后迅速建立,雄鸡又一次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当时,不仅新发行的法郎硬币铸有雄鸡造型,而且共和国总统的府邸——爱丽舍宫的铁栏杆上也被人饰上“高卢雄鸡”。

佩鲁日小镇雄鸡客栈内景

重新安装的巴黎圣母院塔尖仍保留雄鸡风向标

由上可见,法国大革命后,在法国历经政治动荡与变革并最终确立共和制度的过程中,雄鸡经常以国民或者说共和国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并最终成为在法国广为接受的国家与民族的象征符号。而“高卢雄鸡”形象的上述流变表明,法国人有自己的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并为自己是法国人感到自豪。然而,国家的建构殊非易事,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法国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独立建国之初,不仅法国人的国家观念很淡,国王们的日子实际上也并非那么风光。诚然,我们当今在法国参观皇家宫殿,特别是凡尔赛宫时往往会对它们的高大气派、富丽堂皇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会不由得想象法国国王们的财大气粗。不过,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较之后来的路易十四等绝对君主制时期的国王,法国独立建国之初的国王们非但与“高大上”相去甚远,有时还实在憋屈、寒碜得很。

爱丽舍宫门口上端的高卢雄鸡

秃头查理

前文已述,《凡尔登条约》堪称法兰西独立建国的标志。作为法兰西开国之君,“秃头查理”在撕破脸与哥哥争江山时,曾给人留下智勇双全的印象。但面对当时日益增多的诺曼人的入侵时,他似乎变了一个人,显得应变乏力,怯懦无能。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诺曼人兵临巴黎城下之际,就是这位和自家兄长争夺江山时显得强悍之极的“秃头查理”,不惜奴颜婢膝,捧出大把真金白银买其退兵。与此同时,他对国内封建贵族的驾驭力也在日益减弱。于是,各地的豪门显贵纷纷在自家领地称王称霸。

987年,法国进入了卡佩王朝统治时期(987—1328)。卡佩王朝初期的国王往往被称为“法兰西岛的小国王”,因为他们的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被称为“法兰西岛”的王室领地而已。当时,法兰西的领土共有45万平方公里,而“法兰西岛”的面积却不到3万平方公里,国王实际统治地盘之小,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即便是在这块面积不大的王室领地内,国王仍然没有能力全面做到令行禁止。一些桀骜不驯的封建主,凭借自身实力,建筑城堡,在交通要道上拦路抢劫。王室领地内这些不大的贵族尚且敢如此行事,遑论王室领地外那些拥有公国、伯国的公爵、伯爵们了。这些公爵和伯爵虽然在形式上也承认国王为自己的宗主,但实际上在各自领地内保持着完全独立的统治。说白了,他们的实际权力之大和国王相比毫不逊色。更何况有些诸侯,例如佛兰德尔伯国的伯爵所拥有的财富远在国王之上。既然如此,这些公爵和伯爵又怎么可能把国王真正放在眼里?

进而言之,虽然卡佩王朝初期的国王在国外已被公认为“法兰西人的君主”,但这些“法兰西岛的小国王”当时委实也寒碜得很。他们一没有固定的首都,其住处经常在巴黎、奥尔良两地换来换去,二没有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至于王室的经济收入更是极为有限。由于国王无权在王室领地之外课税敛财,他的财政来源仅为王室领地和所辖教会的收益。迫于无奈,为了扩大财源,堂堂的国王有时竟然也会去干些拦路抢劫的勾当。例如11世纪时,菲利普二世就曾派人对来自意大利的过路客商进行抢劫。

不过,国王毕竟还是国王,何况“法兰西岛的小国王”们手中还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举行加冕仪式,国王因此是唯一拥有精神权威的人。在此,颇有必要回顾一下墨洛温王朝的开国君主——克洛维为何得以建立赫赫战功乃至霸业。除了因为其麾下有一大批骁勇善战的法兰克战士,还得归因于克洛维在兰斯带领全体部众“受洗”,皈依基督教。因为当时的“蛮族”信仰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历史中一个被斥为异端的派别——阿里乌教派,克洛维先于其他蛮族这样做,就使得他可以立即获得罗马基督教教会和罗马贵族的大力支持,因为他们急于在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中寻找政治支柱;同时也使克洛维得到高卢原来信仰基督教的广大居民对他的拥护。

反映克洛维接受洗礼时场景的画作

后来法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的“王位与祭坛”的联盟,也就是指皇家势力与教会势力的联手,实际上就可溯源至克洛维“受洗”。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仅在法国的博物馆或相关书籍中时常可以看到以“克洛维受洗”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而且当来到以出产香槟酒著称的香槟-阿登大区的兰斯,来到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巴黎圣母院的兰斯大教堂时,大家的目光一定会被反映雷米主教为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加冕的雕塑、浮雕或者是图案所吸引。

事实上,卡佩王朝建立后,大凡国王都得在兰斯“行涂油礼”,也就是用香膏掺一种上等的香油涂身。据说这种“圣油”来自上帝,是当年克洛维受洗时由一只鸽子带给主持洗礼的雷米主教的。在加冕仪式中使用这一“圣油”,不仅能“证明”卡佩王朝国王是克洛维等法兰克君主的继承人,而且更表明他们与所罗门和《旧约圣经》中的诸王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法兰西岛的小国王”们手中掌握着“君权神授”的王牌,但毋庸讳言,卡佩王朝的头四位国王皆属平庸之辈,既没有能力制服在王室领地周围雄踞一方的各路诸侯,也缺乏本领去摆平王室领地内桀骜不驯的封建主,更谈不上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发挥任何重大作用——例如这四位国王无人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也许,“法兰西岛的小国王”的角色已让他们心满意足。

不过,随着1108年路易六世的登基,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卡佩王朝的王权在逐渐增强,法国的统一进程亦开始起步。路易六世绰号“胖子”,这位身材肥硕的国王登基伊始,就致力于王室领地的治理。为此,他进行了无数次的出征,平毁了大量封建主的城堡。迫使王室领地内那些原先桀骜不驯的城堡主从此俯首听命。而后,他为了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平抑大封建贵族的势力,断然改组了御前会议。过去,御前会议由显贵、国王的封臣和宫廷官吏等大封建主组成,而改组后的御前会议则吸收了若干忠于国王的市民、教士和中小封建主参加,后者在参议国事时往往听从国王命令,很少受大封建势力的支配。为与大封建主抗衡,路易六世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城市自治运动,尤其是城市公社甚为看重和支持,以致被人誉为“公社之父”。此外,他还力图通过联姻来扩大王室领地。当1137年阿基坦公爵去世时,路易六世使自己的儿子娶公爵的女继承人埃莉诺为妻,意在将阿基坦的领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兰斯大教堂

王权逐渐增强、法国统一进程开始起步局面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固然得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以及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但我以为,杰出君主的个人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说到这里,各位自然会很想了解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杰出的卡佩王朝国王是哪几位。对此,我想特别提及的是以下三位,即菲利普二世、路易九世和菲利普四世。其中,又以路易九世最值得高度关注。

路易九世在1226年继位时年仅12岁,由于年幼,故开始时需由母后临朝摄政,直至1252年母后驾崩才得以成为真正统治法国的君主。路易九世在亲政后,为了提高国王的权威,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两大改革。第一项重大改革是司法改革,为将司法权牢牢地控制在国王手里,他多次颁布敕令,在王室领地内禁止司法决斗,并将叛逆、铸伪币、伪造王室法令、非法携带武器等案件均收归王室法庭审理。路易九世在王室领地内严禁私战的同时,还在王室领地之外实行“国王四十日”制度,即法国任何诸侯受到侵害后,在40天内不得实施报复,可以向王室法庭上诉,请求仲裁。血亲复仇也在被禁止之列。第二项重大改革是币制改革。王室开铸新的标准化金、银货币,流通全国。当然,在王室领地之外,贵族(须是有铸币权者)的铸币仍可与王室铸货通用。路易九世的这两大改革标志着法国在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路易九世

路易九世一生笃信天主教,他长期斋戒,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文。为了推行基督教信仰,他不仅亲自参加十字军东征,而且还在国内推行强硬的宗教政策,甚至鼓励设立宗教法庭。不过,在宗教和执法问题上强硬之极的路易却仍然享有仁慈的美名。据说,他曾在济贫院给穷人们洗脚,甚至前去探望麻风病患者。他在死后不仅被称作“圣徒”,还被“封圣”,所以也叫“圣路易”。法国年鉴-新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雅克·勒高夫曾为这位唯一被封圣的法国国王写过书名为《圣路易》的大部头传记,商务印书馆出过中译本,很值得一看。各位在游览巴黎圣母院时不妨顺便参观距此不远的巴黎圣礼拜教堂。这座教堂不仅是西岱岛,也是整个巴黎市区中心最具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它由路易九世下旨修建,他希望用这座教堂来保存与耶稣受难相关的珍贵圣物,如荆冠和十字架碎片等。不过,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这座教堂更让人称叹的或许还是它那巧夺天工的彩绘玻璃花窗,其色彩绚丽,被人誉为全球最美的彩绘玻璃花窗教堂。总之,无论各位是历史爱好者还是艺术迷,这座以其精致而非规模取胜的皇家礼拜堂都会让你不虚此行。

上述几位杰出的法国国王,或以在对内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或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大促进了王权的发展,从而也有力地促进了法国的统一。说到法国统一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就还得把目光聚焦于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奥尔良少女”——举世闻名的“圣女贞德”。大家有机会到巴黎著名的地标之一、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圣心大教堂参观,会在教堂前看到两尊骑马塑像,一尊是我们刚提到过的国王圣路易,另一尊就是贞德。贞德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空间不大的圣礼拜教堂每天都有众多参观者

圣心大教堂前的两尊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