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占庭帝国(经纬度丛书)
- (英)查尔斯·欧曼
- 6126字
- 2025-03-14 13:36:13
第二章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328—330年)
当拜占庭城墙上升起的白旗改写了李锡尼的命运后,罗马世界再次统一在了一个皇帝的权杖之下。在戴克里先及其同僚瓜分各城以来的37年里,统一一直是一个未知数,皇帝的数量多则6个,少则2个。这些皇帝以不同的原则管理着他们的领土,并取得了不同的成功。
君士坦丁大帝能够战胜其对手的原因,在于其所具备的管理及外交才能,丝毫不逊于其所拥有的军事才能。相较于许多具有天分的征服者和立法者,君士坦丁大帝突出的实践能力使其名垂于世界历史。此外,君士坦丁大帝亦是一个极为自律且冷酷无情的人,这些性格特征也同样凸显在其前任奥古斯都(Augustus)及后世普鲁士(Prussia)的腓特烈(Frederick)大帝身上。
尽管君士坦丁大帝的古罗马血统很少,但其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罗马人。过去几个世纪中帮助罗马赢得世界帝国地位的那种坚韧、冷酷、镇定、永不疲倦的品质,均在君士坦丁大帝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如果说君士坦丁的性格是罗马人的话,又存在极为矛盾的一点——他不具备罗马人的那种同情心。君士坦丁出生于多瑙河(Danube)畔,在亚洲和西欧高卢(Gaul)的宫廷和军营中长大,他完全没有对台伯河(Tiber)上这座城市的古老荣耀怀有任何近乎迷信般的崇敬,而这种崇敬恰恰曾激励过他的许多先辈。对于君士坦丁大帝而言,意大利不过是其广袤领土中的一个次要省份。当君士坦丁在其继承人之间分配领土时,他将高卢作为最珍贵的那份,分配给了他最为疼爱的长子,而意大利则被分配给了他的小儿子。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也曾有过无视罗马的皇帝:蛮族马克西米努斯曾在莱茵河(Rhine River)和 多瑙河沿岸居住;政治家戴克里先选择了尼科米底亚作为其居住地,但谁也没有设想要建立世界帝国,将罗马变成一个省城。如果说前几任皇帝居住在遥远之地,是迫于边境战争或治理需要,那君士坦丁大帝则是要建立一个与罗马对应的、成为罗马世界新行政及商业中心的文明世界大都市。
100多年来,作为皇族驻地的罗马极为不便。摆在皇帝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击退不断入侵巴尔干半岛(Balkan Peninsual)的蛮族。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上虽然也有争端发生,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些“小麻烦”。罗马位于意大利中部,缺乏优良港口,也因阿尔卑斯山脉将其与帝国的其他地区分隔开了,其离最需要皇帝的地方过于遥远——这些地方指的是多瑙河沿岸及锡尔米乌姆(Sirmium)和辛吉杜努姆(Singidunum)。与波斯的战争不断发生,这就更加不方便了。但这些危险还谈不上万分紧迫,在波斯军队还未抵达距离边境只有200公里的安条克(Antioch)时,在巴尔干半岛活动的哥特人已经深入帝国腹地,洗劫了雅典和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整个罗马世界都在君士坦丁大帝的脚下,他的肩上是帝国的重任。君士坦丁大帝是一个富有能力之人,自然不能忽视当时的巨大需求,即为他的帝国打造一个更为便利的行政、军事中心。这个地方需要同时满足多项条件:其一,水陆交通都要非常便利(尽管罗马道路四通八达,但仍未满足这一条件);其二,可以俯瞰多瑙河流域,且距离东方不会太远;其三,城市要足够坚固,可以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兵工厂和要塞,以抵御来自北方蛮族的攻击;其四,远离动荡的边境地区,为中央政府提供一个安全而华丽的住所。彼时的历史学家给出了几个城镇的名字,以供君士坦丁选择。第一个是君士坦丁的出生地——内索斯(Naissus),即今日位于塞尔维亚(Servia)的尼什(Nish),该城位于摩拉瓦(Morava)河畔,在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带,但它离边境太近,又离大海太远。第二个是塞尔迪卡(Sardica),即现今保加利亚(Bulgaria)的索菲亚(Sofi a),也因与内索斯相同的原因而遭到否决,且与内索斯相比,该城更不利的一点在于其没有与皇帝的早期经历相关联。无论从哪方面看,位于马尔马拉海东端狭长海湾上的尼科米底亚都更能满足以上的选址要求,且已经作为皇帝的住所使用过。但尼科米底亚拥有的所有优势,拜占庭都能够以双倍呈现。君士坦丁大帝主观上亦不希望选择尼科米底亚,在这座城市里,他自己创造的痕迹将会被关于其前任戴克里先的记忆所掩盖,也不愿自己近来中意的基督徒身份与戴克里先和加莱里乌斯(Galerius)所造成的迫害产生联系。最后一个被提议的地点是伊利昂(Ilium),该城除了在古老传说中曾十分 辉煌,以及罗马神话学家言语中英雄埃涅阿斯(Aeneas)逃出特洛伊(Troy)并于此建立了城市外,其他方面的优势则乏善可陈——虽然离海很近,但其并不具备优良港口,且离达 达尼尔海峡过于遥远,无法对黑海出口进行有效的管辖。
另外,君士坦丁大帝对拜占庭非常熟悉。几个月来,君士坦丁大帝的营地一直驻扎在拜占庭的城墙下,他已经准确地了解了该城周围的每一寸土地,不会忽视该城任何方面的军事优势。因此,君士坦丁选择这座迈加拉古城作为他的新首都是自然而然之事。然而,罗马世界在初期对君士坦丁大帝选择拜占庭感到极为震惊,因为长期以来,拜占庭的地位仅限于其是黑海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以及一流的省级要塞。
当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拜占庭作为自己的首都时,他便立即投入近乎全部的精力,并采取了一系列彻底性的措施来落实这项工作。新城市的界限很快被古罗马风格的仪仗队划定出来。在后来的时代中,一个优美的传说被用来讲述这座新城的宏伟规模。我们读到的故事是,皇帝在所有朝臣的跟随下徒步前行,并用长矛标注出防御工事的修筑位置。
当君士坦丁大帝沿着金角湾的海岸向西走得越来越远之时,他已经距离他在老拜占庭大门的起点超过了3公里,随从们也愈发惊讶于他的庞大计划。最后,随从们大胆地说出,君士坦丁大帝计划的城市范围已经超过了一座皇城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但君士坦丁大帝转过身来指责随从们:“我将继续向前,直至我身前的隐形向导认为适宜之时。”在君士坦丁那神秘的隐形向导指引下,这位皇帝一直向前行进到了距离拜占庭东角4公里的地方,直到他把马尔马拉海和金角湾半岛之间的7座山都纳入了边界范围后,才转过身来。
旧城城墙外的高地被选为新都市场,323年的围攻期间,君士坦丁的军帐也在此处搭起。在这块高地上,君士坦丁竖起了“米利安”(M ilion),即“黄金里程碑”(golden milestone)。自此以后,与所有东方世界的距离都将以此为起点进行测量。这个“世界的中心”,虽名为“里程碑”,却并非石制碑文,而是像寺庙一样的小型建筑,其屋顶由7根柱子支撑,里面放着皇帝及其信奉基督教的母亲海伦娜(Helena)皇后的雕像。
君士坦丁大帝选择了拜占庭旧城的东南部作为其皇宫所在地。伴随着对私人住宅的拆除,皇宫选址处获得了共计60万平方米的土地,庞大的土地在为整个宫廷提供了宏伟住所的同时,还为宽敞的花园及游乐场提供了空间。为了将皇宫和城市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一道宫墙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交汇处的灯塔开始转向内陆,并与海岸平行延伸了近2公里的距离。
宫殿西北方向的开放空间是拜占庭的生活中心——奥古斯都广场(Augustaeum),一个富丽堂皇的长方形广场,长约300米,宽约90米。奥古斯都广场的地面由大理石铺成,四周坐落着庄严的公共建筑。正如我们之前所讲,奥古斯都广场的东边是皇宫,但在宫殿和空地之间是三个由柱廊相连接的独立建筑。其中,最东边的是大型浴场,其建造者称其为“宙克西帕斯浴场”(Baths of Zeuxippus)。宙克西帕斯浴场是按照早期古罗马皇帝所采用的宏大标准来进行建造的,不过其在规模上仍无法与卡拉卡拉浴场(Baths of Caracalla)相比。君士坦丁利用并扩大了塞维鲁占领时期修建的旧浴场,并利用取自希腊和亚洲各个著名城镇的雕像,对宙克西帕斯浴场的正面和庭院进行了装饰,这些古老的希腊杰作是十二代总督和恺撒(1)(Caesar)从各地贪婪掠夺而来的。因此,人们在浴场中可以看到林德斯(Lyndus)的雅典娜(Athene)雕像、罗德岛(Rhodes)的海洋女神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雕像和在薛西斯战败后被希腊人奉为神圣的潘(Pan),还有多多那(Dodona)的宙斯(Zeus)雕像。
奥古斯都广场的东侧为元老院,其在北侧与浴场毗邻。君士坦丁决定仿照古罗马的元老院风格来建立新的元老院,并通过慷慨地给予金钱和房屋,说服了许多原元老院家族向东迁移。我们知道,元老院的集会活动极具价值,但君士坦丁的建筑没有留下任何细节,因为其曾在一个世纪内被两次摧毁。同宙克西帕斯浴场一样,元老院的建筑也装饰有古代雕像,其中,赫利孔山(Helicon)的缪斯九女(NineMuses)神像被历史学家特别提及,他同时也描述了此地于公元前404年遭遇的大火。
位于北侧的大教长宫殿(Palace of the Patriarch),通过柱廊与元老院相连。在被提升到与安条克主教和亚历山大主教的同等地位后,拜占庭的主教便被称为拜占庭主教。大教长宫殿是一座拥有宽敞大厅和花园的精美建筑,但在其背后皇宫的映衬下,这座建筑则黯然失色了许多。主教 本人的地位也与这座建筑相似——他住得离皇帝太近,无法获得任何独立的权威。无论是在建筑的对比上或是在地位的对照上,主教均受到了这位“威严邻居”的压制,他从来没有找到任何机会来建立一个独立的精神权威以对抗世俗政府,或者像罗马主教那样在帝国中建立单独的统治权。
奥古斯都广场的西侧,即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三座建筑对面,矗立着一座在拜占庭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大型建筑——大竞技场(Hippodrome),一个长640腕尺(2)、宽160腕尺的华丽场所,古罗马人所熟知的各种竞技项目在这里又重新上演了。竞技场里,拜占庭再现了罗马不同“派系”间的战车比赛,其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罗马人对赛马的热爱。从城市建立之初,“蓝派”和“绿派”的竞争就是拜占庭地方生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蓝派”与“绿派”的竞争亦远远超出了竞技场的范畴,延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经常听到“绿派”认同阿里乌教派(Arianism),或者“蓝派”支持篡位者。不仅是体育爱好者,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并支持自己的派系。这种传统对公共和平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威胁,不断导致骚乱发生,并最终质变形成了于523年爆发的大骚乱——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进行详细的描述。“绿派”总是从东北门进入竞技场,并落座于东侧;“蓝 派”从西北门进入,落座于竞技场西侧。被称为“卡迪斯马”(Kathisma)的皇帝包厢,位于竞技场相对狭短的北侧,配有数百个皇室侍从专位,卡迪斯马的中央宝座则是皇帝最常向臣民们展示自己的地方。卡迪斯马中央宝座曾发生过诸多具有荒诞意味的历史事件:正是在这个宝座上,希巴提乌斯(Hypatius)被暴民们加冕为皇帝,用自己妻子的项链作为临时冠冕;2个世纪后,重新征服拜占庭的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也坐在这个宝座上,并将其对手利奥提乌斯(Leontius)和阿普西玛斯(Apsimarus)一起绑在了脚凳下,而民众则高声吟唱着“你应该践踏狮子和毒蛇”的诗句。
同其他竞技 场相似,拜占庭大竞技场的中央也有一道起分区作用的“脊墙”(Ridgewall)。脊墙上装饰有三座奇特且相互并列的纪念碑,似乎代表着建设新城所运用的各种材料。第一座纪念碑是三座中最为古老的,是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上面镌刻着当时最常使用的象形文字。第二座纪念碑的外形并不出彩,但它是拜占庭古物中最为著名的:其正是公元前479年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率领的希腊军队在普拉提亚(Plataea)击溃波斯军队后,波斯人在德尔斐献上的三头铜蛇,(3)由蛇头支撑的金鼎早已缺失。6个世纪前,亵渎神明的福基斯人(Phocian)将其窃走,但令考古学家们感到欣慰的是,刻在纪念碑基座线圈上的奉献铭文得以幸存至今。相较于周围的其他文物而言,第三座纪念碑是一根更具现代性的方形青铜柱。由于某种巧合,三座纪念碑一直保留至今:尽管竞技场的巨大脊墙已经倒塌,但其中心的装饰仍竖立在土地之上。现今的土耳其人将大竞技场称为“阿特梅丹”(Atmeidan)或“赛马场”,以此保留对其古老用途的模糊记忆。

大竞技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
在奥古斯都广场西侧竞技场的东墙外,矗立着许多小型教堂和雕像,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座便是我们已经描绘过的“黄金里程碑”。起初,雕像的数量很少,随着后来的皇帝不断增建,开始遍布于整个广场的周边。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对藏品的贡献是一根高大的斑岩柱,柱子顶端有一尊青铜像:这尊青铜像曾经是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城的守护神阿波罗(Apollo),但通过对头部位置的拆除更换,雕像又变为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形象。罗马则与拜占庭的情况相反,教皇们将科尔索(Corso)柱子上的奥里利厄斯皇帝头像换成了圣彼得(St. Peter)的头像。

正在建造的宫殿
竞技场的北面矗立着君士坦丁为其基督教臣民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同时以此献给神圣的智慧。当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与现今同样以此命名的圆顶建筑并不等同,相较于现今的圆顶圣索菲亚大教堂而言,其是一个建造时间更早、规模更小的建筑,极有可能是采用了当时设计风格的长方形教堂。当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5世纪和6世纪分别被烧毁了一次,导致其最初的痕迹也被烧毁殆尽。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西门开始,一条采用拱形结构的木制长廊穿过广场,并一直连接到皇宫的“御门”。这样,皇帝无须穿过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的黄铜市场(Chalcoprateia)街道,就可以参加各种礼拜仪式。长廊的总体效果类似于佛罗伦萨(Firenze)皮蒂宫(Pitti)与乌菲兹宫(U ffizi)之间的拱形通道。

15世纪时的君士坦丁大帝骑马雕像手绘图
上文所描述的建筑,共同构成了拜占庭的核心。这座城市历史上大部分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宫殿、竞技场与大教堂之间。拜占庭亦向北部和西部绵延数公里,引人注目的建筑遍布在整座城市之中,但它们均无法与奥古斯都广场周围的建筑群相媲美。圣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被君士坦丁大帝指定为其家人的墓地,同时也是拜占庭的第二大教堂。码头旁的公共粮仓、西大道城墙方向上所矗立的金门,以及执行官的禁卫队官邸等城市外围的民用建筑,亦精美得令人炫目。君士坦丁大帝骑马雕像则矗立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旁边,该雕像直至中世纪末期一直都是拜占庭的标志,围绕这座雕像,亦流行着一些奇怪的传说。
大概是在328或329年(确切的日期很难确定),君士坦丁大帝已经明确选 择了拜占庭作为他的首都,并制订了相应的城市发展计划。330年5月11日,城市建设已经完成大半,足够君士坦丁大帝在这座新城中举办献祭活动。基督教主教为部分完工的宫殿祈福,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了首次礼拜。尽管君士坦丁大帝还没有接受洗礼,但其已经决定新城从建设之初就应该是有基督教底色的。除了几座拜占庭的古老寺庙,新城中再无任何其他宗教的痕迹。装饰浴场和元老院的众神雕像,从人们所崇敬的对象转变为了艺术品。
为了使拜占庭的巨大空间得以利用,君士坦丁大帝邀请了许多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以及希腊和亚洲的许多富商来这里居住,并授予他们在新元老院的席位和必要的住所。无数的行政官员,以及他们的下属和奴隶,在新进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成千上万的工匠和手工业者被特权吸引。商人和海员的大量涌入,更使得这座城市的商业繁荣远远超越了从前。君士坦丁大帝为吸引移民而向新首都提供的“礼物”中,最有效但也最令人沮丧的是古罗马人向民众自由分发谷物的特权。作为罗马公共供应一部分的埃及小麦,被转移到拜占庭使用,而罗马只能使用来自非洲迦太基(Carthage)的谷物。
330年的献礼节结束后,一道圣旨授予该城“新罗马”的称号,关于该圣旨的内容被镌刻在了靠近君士坦丁骑马雕像的大理石石碑上。但“新罗马”这个词注定只能存在于诗歌之中,世界自始至终都将这座城市与其创始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称它为君士坦丁堡。
(1) 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作家。后习用“恺撒”代指罗马及欧洲的统帅。——译者注
(2) “腕尺”为古时的计量单位,1腕尺约等于50厘米。——译者注
(3) “蛇柱”的德尔斐三脚祭坛,被称为“普拉提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