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方法 意义：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是人学，关注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文化交流无孔不入的历史洪流中，每一种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都处在游移和不断变化之中，学科的边界是有弹性的。但是，相对于自然学科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文学研究的容量更大，边界更加模糊，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例证。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比较文学由最初的国别文学逐渐发展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跨界研究方法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历史上，许多文学家本身也是哲学家、数学家、美学家、教育家或医师；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学与历史结合产生过史诗、历史小说和传记体小说，文学与音乐相结合产生过歌剧、颂诗和民歌等，文学与宗教音乐结合产生过清唱剧、赞美诗，文学与舞蹈结合产生过标题性芭蕾舞，文学与自然科学结合产生了科学幻想小说、电影、电视、广播剧等，文学与心理学结合又产生了文艺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等一系列的新理论，等等”[1]。文学的跨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生态文学、科幻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文艺心理学等。

一 文学的跨语言写作——以蒙古族作家汉语写作为例

蒙古族作家的跨语言交流与写作产生较大成就是在蒙元时期，它也是为近代更加频繁、多元的蒙汉文学文化交流打下坚实基础的时期。古代蒙古民族由许多部落组成，不同的部落在语言、宗教、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建成蒙古汗国之后，各部落文化实现了交融，蒙古民族自然也形成了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特点。随着蒙古汗国实力的不断壮大，蒙古军队南征北战，不仅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发生碰撞冲突，也与阿拉伯世界发生关系。因此，汉民族儒家和阿拉伯伊斯兰两大文化区对蒙古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蒙古民族本着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积极学习两大文化区的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文化。此外，蒙古民族还吸收了突厥、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与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多种联系，搭建了草原丝绸之路。

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现需要借助语言载体。元朝时高丽语即传入中国——据张昱的《可闲老人集》记载，元朝宫廷许多人都会讲高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日语也随着日本商人与僧人的往来传到了草原；还有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等国家的语言在与蒙汉民族商业往来与通婚的过程中实现碰撞与交融；英语在蒙元王朝对欧洲的西征和欧洲的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的东来过程中亦得到了广泛传播。

因蒙汉文化交流而取得的跨语言写作成就最大。蒙古民族统治中原地区之后，大力提倡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礼仪和政治策略。蒙古贵族身先士卒，率先学习汉文化，元世祖忽必烈本身就非常熟悉汉文典籍和礼仪制度，并能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他写过《陟玩春山纪兴》，其语言优美，格律严明，风格豁达，汉诗味道十足。到文宗、顺帝，他们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进行汉语创作。元朝将“太子必须学习汉文”写进法律条令，一些蒙古贵族还聘请了儒士给子女当家庭教师。朝廷还组织学者进行了汉语典籍的翻译，被译成蒙古语的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礼》《春秋》《孝经》等。元代用汉语进行写作的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曲、杂剧、散文等，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学者，均有大量作品流传至今。当时，蒙古公主阿盖用汉语、蒙古语、梵语相混合写成了著名爱情悲歌《悲愤诗》，这部描写自己与大理总管段功的爱情悲剧民族特色鲜明。伯颜（1237～1295）是元朝最早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之一，他本人戎马倥偬的一生就是一部军旅史诗，故其诗歌主要反映当时蒙古军人的生活，著名的有《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鞭》等。图铁睦尔（1304～1332）是元代汉文诗词的爱好者和蒙汉文化的交流使者，他著有《自建康之京途中偶吟》《登金山》《望九华》《青梅诗》等。此外，蒙古民族还有郝天挺、泰不华、月鲁不花、笃列图、萨都剌等著名的用汉语写作的诗人，以及不忽木、阿鲁威、孛罗、童童、杨景贤等用汉语写作的散曲作家等。

清代以来，蒙汉文化交流成就更大，出现了色冷、牧可登、奈曼、保安、常禄、法式善、和瑛、思麟、松筠、裕谦、倭仁等用汉语写作的文人，他们中有的是举人、进士出身，汉语水平比较高，诗歌艺术手法纯熟，具有昂扬向上的豪迈气概。这一时期，不少蒙古文人把诸如《诗经》《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等名著翻译成蒙古文介绍到蒙古地区，许多用汉语创作的文人也写了不少描写边疆地区风土人情以及民族交往内容的作品。除诗歌外，这一阶段的戏剧、小说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有些作品已达到很高水平。比如清代的著名作家蒲松龄，其代表作《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达到了文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2]。

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文化交流常态化，蒙古族作家用汉语、英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写作以及用多种语言混合写作也日益常态化，这也体现了文化的混杂性。不少蒙古族作家多语兼通，除母语之外，他们对汉语、藏语、满语、英语等应用自如，其用多民族语言进行写作，突破了母语文学受众的狭窄性，使得蒙古族文学能够以更加多元和丰富的姿态跻身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行列。特别是晚清以来，凤凌、贡桑诺尔布、三多、延清等诗人用汉语记述西方游历的见闻及感受，他们在作品中抒发对西方列强侵辱中国的愤懑，表达重振蒙古民族雄风的雄心壮志，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形成一道浓墨重彩的风景线。

蒙古族作家跨语言的写作行为并没有造成诸如一些学者所担忧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他们在用非母语写作的过程中自觉地将异族文化作为参照物，达成对本民族文化的反观和自省，同时在世界纷繁复杂的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漩涡中努力把持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少数民族作家非母语的写作活动记录了族群的生命历程、民族文化和家国认同心理的发展变迁，这些地域性的少数民族作家群，反倒较母语写作作家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成为在中国文坛夹缝中生长的一枝独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情况就是一个例证。在第十届“骏马奖”获奖的25部作品中（翻译奖除外），汉语写作15部，占60%；第十一届获奖的25部作品中（翻译奖除外），汉语写作17部，占68%。可以看出，汉语写作越来越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发展趋势。许多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之所以备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在叙事过程中不露痕迹地嵌入了许多方言和民族语言，其独特性和典型性融于叙述中，又凸显了本土文化心理。

但是，也不得不面对的是，非母语写作作家的文化身份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是尴尬的。纵观各种版本的蒙古族文学史，母语文学作品历来占据主体地位，非母语写作作品往往偏居文学史一角，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居间于母语文学和汉语文学之中，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物，作家的“中间状态”和“边缘化”令他们对于文化权威有种缺失感。这种跨语言写作所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带有普遍意义，藏族作家阿来就发出过“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而到了真正汉人地方，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的感慨。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比较文学的跨界方法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二 文学与生态批评

E.拉兹洛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预言，人类社会即将面临的是“生态学的时代”。他说：“过了现在这段杂乱无章的过渡时期，人类可以指望进入一个更具有承受力和更公正的时代。那时，人类生态学将起关键的作用。在我们为达到这一新时代而努力的过程中，那种认为人的因素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成分，是积极有益而不是消极有害因素的生态学观念，必将成为有指导意义的原则。”[3]生态学，最早于1869年由恩斯特·海克尔提出，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除人类之外自然界的各个领域，诸如昆虫、草原、森林、海洋、湿地、微生物等。自然，原本就包罗万象，对自然的研究势必会发展为一门动态、开放的综合性学科，这也为生态学由自然学科转向人文学科并逐步构建生态批评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进入20世纪，曾经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捷的工业革命的负能量越来越显著，并极大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从现实意义上进一步扩大，由对自然的研究逐步覆盖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范畴，包括政治、经济、文学、文化等，催生了一批新型人文学科，如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伦理生态学和生态文学等。

文学是人学，而人既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纷繁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就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与思考。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文学的形式来反观社会生态的现象自古就有，世界各国远古时期的神话作品无不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想象构建与哲性反思。而将生态与文学固定搭配使用并逐步走向繁荣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生态文学“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文学家们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上的必然反映”[4]。世界各国的作家们选取不同类型的题材，集中以生态为主题，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用以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宣扬保护生态的理念，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

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和哲学家梭罗（1817～1862）根据他独居瓦尔登湖畔的生活体验写成的散文集《瓦尔登湖》问世，这表达了作家在工业革命影响下对急速发展的美国社会的冷静思考，同时为生活在钢筋混凝土包围中的美国人营造了一个理想的“诗意栖居地”。作家对充满了物欲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批判，对人类的重负生活充满担忧，提醒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高质量追求才是“真正的生活”。“某些人整日焦虑紧张，无休无止，像是患上了无可救药的绝症。将工作的重要性一再夸大其辞，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惯。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没有做完！若是病魔缠身，该怎么办？我们该多么惶恐不安啊！只要不生病，让我们放弃信仰也在所不惜。白天我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到了夜晚，装模作样地祈祷一番，然后又将自己交付于未知的定数。我们被迫谨慎周全，诚诚恳恳地活着，对生活充满敬畏之心，唯恐发生一丝的改变。”[5]梭罗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末期，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自然资源被超负荷开采挖掘，自然规律也被打乱。梭罗通过文学控诉了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在全球化背景下，他描述的瓦尔登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教科书式的范本。他还预言：“感谢上帝，人们还无法飞翔，因而也就无法像大地一样糟蹋天空，在天空那一端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生态作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作品在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作家满含深情地将化学药剂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副作用进行了详细而科学的分析，对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深刻的哲性反思和伦理批评。“在这个受到侵袭的世界里，不是巫术，也不是敌人的破坏使得新生命无法重生，这是人类自己酿成的苦果，如今报应来到了人类的身上。”[6]雷切尔认为，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是一个遵照自然规律和生物链自我运转的一个整体，人类的出现，打破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她对人类的巨大破坏作用进行了强烈批判：“地球生命史就是一部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历史。地球上动植物的形态和习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环境塑造而成的。实际上，在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生命改造周遭环境的反作用一直都是相对微小的。只有在出现了人类这一物种——以当今时代为代表——生命才具有了改造自然世界的强大能力。”[7]《寂静的春天》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纠正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偏颇认识，开创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意义，因此，该书入选“改变了美国的20本书”，卡森也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百人”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走向荒野”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为生态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做出了很多学术努力，“他跳出人类中西的认识框架，立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总结出自然在10个方面的价值：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价值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宗教象征价值。全方位地论述了自然与人类文化的血肉关系”[8]。他从物理学及生物学的角度做出判断：“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人在内，都得与环境保持某种最低限度的自动平衡，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投射力生存下去。”[9]原生态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文学与生态相互渗透催生生态文学艺术作品的肥沃土壤。古老的蒙古史诗《江格尔》所描绘的宝木巴地区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那里绿草如茵，广袤的草原没有边际，鲜花盛开，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四季如春，没有炙人的酷暑，没有刺骨的严寒，清风飒飒吟唱，宝雨纷纷下降，百花烂漫，百草芬芳。江格尔的乐土，辽阔无比，快马奔驰五个月，跑不到它的边陲，圣主的五百万奴隶，在这里繁衍生息。”[10]“早晨，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太阳，翡翠般的嫩草上露珠晶莹，草原像波光闪闪的绿色海洋。中午，金色的太阳光辉灿烂，禾苗肥壮，茁壮成长，宝雨唰唰下降，雨后太阳又露出笑脸，清风吹荡。”[11]生活在宝木巴地区的百姓，生活非常满足，“江格尔征服周围四十个可汗，掌管政教，主宰天下。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百花争妍，百鸟欢唱，我们的生活幸福无疆。”[12]《江格尔》写出了天人合一、万物和谐共生的画面，一个吸引人的理想世界。早期的蒙古人民在宝木巴实现了现代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理想的生存环境、崇高的英雄精神、德才兼备的女性、真挚纯洁的感情。《江格尔》保持了蒙古人的个体心灵与民族心态的敞亮，同时开启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洞察和对未来的想象。

内蒙古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也热衷于生态写作，他本着文学的民族性坚持民族立场，以生态为主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随笔、历史文化文集等作品，其中描写的鄂温克人的原生态生活以及原始信仰，不失神秘性又体现了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风情。他的作品所透露的生态理念对我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特别是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的《七叉犄角的公鹿》更以生态写作的方式为儿童营造了一片与自然和谐融洽相处的诗意栖居地。在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当下，乌热尔图以鄂温克少年儿童原生态生活为例，警告世人：儿童是与大自然性灵相通的，破坏自然就是毁灭儿童的未来；钢铁森林般的现代化城市对于鄂温克儿童是陌生的，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走出大山，接受现代文明是不可轻视的问题；在动物的陪伴下成长的儿童懂得敬畏生命、感恩自然。

生态文学是生态学跨界发展的一个结果，它将文学、文化与自然紧密连接在一起，揭示出了生态危机从本质上说是人类的精神危机，因此，要从根源深处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远远不够，需要人文学科的广泛介入与理念引导，需要研究方法的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参与。正如鲁克尔特（Rueckert）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倡导生态学视野……没有生态学视野，人类将会灭亡……生态学视野必须渗透到我们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领域，对它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不是一国范围内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或星球性的问题。”[13]生态文学也好，运用生态学和生态学的概念研究文学构建的生态批评也好，其目的都是“让人文社会科学绿色化，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进而改变我们的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是一致的”[14]。

三 文学与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feminism），来自于18世纪的女权运动，因而有时与女权主义混用。但相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显得更平和一些，它主要从社会性别建构与主流化的视角来凸显女性权利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女性主义的核心，本质上是一种直面妇女从属地位、解决妇女受到性别歧视、谋求性别平等权益等问题的社会运动。”[15]

在人类史前的母系文化系统中，女性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期，女性中心意识是社会的本质特点，这点可以从古代的壁画、祭祀活动和神话中得到印证。在古希腊神话中，最早出现的神是地母盖娅，中国神话中能够创造出人类的也是女神女娲，一些强有力的自然景观的出现通常也被认为是女性意志的体现。女性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在以后的劳动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的采集活动比男性的渔猎活动更具稳定性，从而成为生活物资的主要来源。女性在战斗中也毫不逊色，据希腊神话记载，阿玛宗部落女子过着一种几乎纯粹是军人的戎马生活，女猎人阿塔兰忒当仁不让，能够率先第一个射中凶猛不驯的野猪，使参加围猎的众多男英雄相形见绌，面露愧色；雅典娜是智慧女神，但由于性格刚烈好斗，其形象始终是身着戎装，手执兵器，因而又是与战神阿瑞斯并驾齐驱的战争女神，被雅典人一致拥戴为城郊保护神。这种文化背景，确立了女性生存的自信。但随着生产生活水平和能力的提高，社会发展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的观念、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最终导致母系文化体系的崩溃，女性的地位由高高在上的女神一落千丈“降”为女人，无论是贵妇人、一般妇女还是女奴、女俘、女仆，毫无例外地成为繁衍后代的工具，甚至成为被男性掠夺的对象，或充当祭祀用的牺牲品。从此，买卖女人和买卖奴隶成为一回事，劫掠财富和劫掠女人亦成为同义语。神话中的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征服欲与占有欲，占有的重要对象就是女性。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世美女而爆发的，其中阿喀琉斯退出战场导致希腊联军节节败退，也是因为掠夺女俘而致。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系中，妇女的地位更是无足轻重，她们在精神与暴力的双重压迫下根本没有自主权，很多人早已习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活模式，如遇夫亡，即便不被逼迫殉夫也得活着守节。活人受制于死人，长夜孤灯与灵位相伴，使得许多女子发出了“来世变牛变马，再莫托生为女人”的控诉。

基于女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边缘化境遇，许多女性作家将文学与对女性的关注联系起来，创作了大量的女性主义文学，对女性地位的“复兴”寄予了无限的期许。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随之发展壮大。女性主义批评是以性别为标记、以女性为主体、以性别话语为特征的，因而与其他批评理论有本质差别。两性关系、家庭婚姻、母性、身体、父权、种族、欲望、话语权等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的焦点，这些是传统的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理论研究所忽略的。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围绕自己的生活体验，写了大量女性主题的小说和散文，对长久以来女性备受压迫与歧视的现象做了深刻反思与理性分析。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本篇幅并不长的小册子对欧洲文明从古至今妇女低人一等的地位做了驳斥。弗吉尼亚·伍尔夫承认，在她所生活的时代，对妇女的偏见与不平等的状况已在逐渐好转；但同时，她又坚持认为，要实现妇女的平等地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因为妇女低人一等的观念仍深深地植根于男人们的心中。为此，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女人要想独立，必须得有“一间房，500镑”。其女性主义思想尤其是建立女性自己的写作空间以及建设“双性同体”的理论观点修正了传统的男性化的理论建设，肯定了女性自身的价值，使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初见规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仍旧是当代世界女性主义作家的期盼，而“双性同体”已成为当代女性主义者讨论的焦点。这本书被后来的女权运动者奉为经典，也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轫之作。

女性主义自诞生，就呈现了明显的跨界性质。“有学者将近百年来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走向做了这样的概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要指向理性和感情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注点侧重于女性在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矛盾；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主要关切女性自然与文化的相关主题；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则聚焦女性的主体与客体感受问题；文化主义女性主义，更多聚焦女性的心灵与肉体的问题。”[16]跨界性恰恰将女性主义与文学很好地连接在一起，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与理论构建扩大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与范畴，也为文学创作起到了引导作用。反之，文学以其受众群体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很好地为女性主义的传播搭建了媒介与平台，二者相辅相成，成为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四 文学与教育

文学与教育是近亲关系。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离不开文学对人的情感发展的驱动作用，特别是受教育者的认知与想象方面的发展，更需要借助文学的作用来实现。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教育，就没有教育的全面发展。“一个国家，要把优秀的文化遗产接受过来，流传下去。文学作品，广义的文学作品，历史上的许多文化包含在里面。不管是历史方面的知识，不管是哲学思想，不管是文学，许多东西都要通过文学的教育来传授。什么叫美、美感，什么是比较高的境界，这些问题都应该在文学教学中体现出来。要成为有文化的民族，像我们中国这么长历史的文化发达国家，不重视文学教育是不行的。”[17]离开教育功能，文学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从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到现代文学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再到新时期“红色文学”的强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无不体现了文学与教育的渊源关系。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对于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起着巨大的作用，能够弥补简单的说服教育的缺陷，克服枯燥的政治鼓动、思想动员和理论灌输的弊端，大大增强教育的感染力。感性的文学作品很容易与大中小学生的思想与心理相契合，利用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符合受教育者的认知特点；利用文学作品的人性化特点能够增强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理论形态的亲和力和人文性；利用文学作品形式的多样化还可扩大教育的覆盖面。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很多文学作品以影视艺术的形式走进大众的视野，文学以更加生活化、艺术化、便捷化和网络化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文学作品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

吴宓在20世纪30年代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开设《文学与人生》的课程，讲到文学的功能的时候，他把文学的教育功能归结为：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几个方面[18]。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精髓，是人生的表现，“最佳文学作品含有人生最大量的、最有意义的、最有兴趣的部分（或种类），得到最完善的艺术处理，因此能给人以一个真与美的强烈、动人的印象，使读者既受教益、启迪，又得到乐趣。他进一步分析到：哲学是汽化的人生；诗歌是蒸馏的人生；小说是固化的人生；戏剧是爆炸的人生”[19]。

纵观中外文学发展史与教育发展史，不乏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做着教育事业，又以教育实践者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他们兼具人文气质和教育品格。这样的文学教育家或者教育文学家往往具有着较单一身份的教育家或文学家更强烈的忧患意识，肩负文学启蒙和教育救国的重要使命，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心，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特性。因此，文学教育家不失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文学家的教育思想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叶圣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在他的110多篇小说中40篇是教育小说，如《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饭》《抗争》《义儿》等。通过对小说的研究，我们能够挖掘出叶圣陶“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习惯说”、“自学思想”、“公民教育”、“语文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这些对当下的素质教育起到了非常大的借鉴作用。叶圣陶以教育家的身份关注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他对教育的思考，“我们从他的创作中，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的现状，以及矛盾和症结，还可以看到原理方式上的争论、新旧思路的冲突、校内外的生活情形、师生间的关系和各自的矛盾，以及经济的状态等等”[20]。

近代著名蒙古族教育家贡桑诺尔布用娴熟的汉语创作了《夔盦诗词集》。通过对贡桑诺尔布诗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开放、包容、现代的教育思想。他的诗词多为政治诗，抒发出他决心通过大兴教育来启发和教化蒙古族人民心智的思想，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弥漫在有识之士意识深处的“民族危机”和“人格危机”的具体体现。做了郡王的贡桑诺尔布借鉴了父亲在位时的经验，更看到了许多教育弊政。因此，他果断革除痼疾，对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大大促进了蒙古族地区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还引进了日本的教育理念，特别是参观了“万国劝业博览会”后更加深切地意识到蒙古民族地区教育的落后。他看到许多蒙古族百姓由于过度痴迷宗教，即使生病也只找喇嘛祈祷而不找医生。《博览会志游日本客中》就表达了贡桑诺尔布希望通过大兴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思想。之后，他兴办了崇正学堂、毓正女子学堂、守正武学堂三大学堂，并且写下了《创办崇正学堂而作》：“朝廷百度尽维新，藩属亦应教化均。崇正先从端士习，兴才良不愧儒珍。欣看次日峥嵘辈，期作他年柱石臣。无限雄心深企望，养成大器傲强邻。”他将培养人才、拯救民族危亡寄于学堂的创办。贡桑诺尔布对于受教育者不做限制，适龄儿童均可入学，这从崇正学堂的校歌可以看出：“唯我学校，创自有清；悠久历史，灿烂光荣；八方稚子，遐迩来同；如霑风雨，如坐春风。师资造就，启迪万方；教育普及，文化发扬；阴山苍苍，锡水漾漾；崇正之名，山高水长。”其时，有些家长对教育认识不够，把孩子偷偷送去当喇嘛以逃避入学，贡桑诺尔布采取了好多措施保证生源，比如给家长免税、免费接送学生上下学，等等。在重男轻女的年代，他对女童格外重视，借鉴日本女子学校的办学经验专门创办了毓正女子学堂，对女童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授课。这三个学堂的建立，在当时的蒙古地区是一件空前的大事。

文学与教育相结合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诗书礼乐”的教化功能几乎凝聚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西方，古希腊雅典城邦的“缪斯教育”就是以文学艺术教育为主要内容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要求学生必须学习音乐、唱歌和朗诵诗歌，他们还要熟悉希腊史诗，接受政治、哲学和文学的教育，并训练演说术。虽然东西方国家文学艺术的教育目的和功能不尽相同，但文学的感性特质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因此，文化艺术教育很早就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并传承至今。

五 文学与影视

文学作品大多是叙事性的，与影视艺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为文学与影视艺术的联姻搭建了桥梁，有了现在的“电影文学”与“电视文学”的说法。叙事性将文学与影视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常用的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叙述方式在影视艺术中用回忆、再现、闪回、前闪、插入等方式替代。

文学与影视艺术在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文学的审美价值深深影响着影视艺术，影视艺术对文学的改编方式也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倾向和方法，使得文学在言语方式、审美形态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迁。“叙事性文学是曾经的电影，电影是今天的叙事性文学。”[21]叙事性文学为影视艺术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资源，成为影视发展重要的构成要素。现如今，由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成为主要的艺术发展模式，有资料统计，自电影问世以来，约70%以上的电影改编自文学原著，其中主要改编自小说。美国“电影之父”格里菲斯“曾宣称他从狄更斯那里学到了交叉剪接技巧；爱森斯坦在《狄更斯、格里菲斯和今天的电影》一文中也争辩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的作品中含有特写、蒙太奇和镜头构图的对等物。福楼拜、哈代和康拉德的小说也可以说是部分地预示了‘电影的文法’。当然，随着电影在20世纪成了最流行的艺术，在19世纪的许多小说里即已十分明显的偏重视觉效果的倾向，在当代小说里猛然增长了。蒙太奇、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变化、声音过渡、特写、叠印——这一切都开始被小说家在纸面上进行模仿”[22]。托尔斯泰曾经坦言：“你们将会看到，这个带摇把的嗒嗒响的小玩艺儿将给我们的生活——作家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这是对旧的文艺方法的一次直接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去适应这影影绰绰的幕布和冰冷的机器。将需要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我已想到这一点，我能感到将要来临的是什么。但我是很喜欢它的。场景的迅速变换、情绪和经验的交融——这要比我们已习惯的那种沉重、拖沓的作品好得多。它更贴近生活。在生活里，变化和转折也是在我们眼前瞬息即逝，内心情感犹如一场飓风。电影识破了运动的奥秘。那是它的伟大之处。”[23]

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电影改编史。20世纪30年代，夏衍就将茅盾的《林家铺子》《春蚕》和鲁迅的《祝福》改编成了电影，这引起一时轰动。当代文学时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大量经典红色文学被搬上银幕，比如改编成电影的就有《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等小说，《白毛女》《龙须沟》《万水千山》等戏剧。80年代以来仅张爱玲就有六部小说《倾城之恋》《怨女》《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海上花》和《色戒》被搬上银幕，故而掀起一股“张爱玲热”。在视听艺术形式成为文化主流的年代，因作品被改编为影视艺术形式，旧日作家重被推进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亦被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大卫·科波菲尔》在克利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公共图书馆不得不添购了132册；《大地》的首映使小说销数突然提高到每周3000册；《呼啸山庄》拍成电影后，小说销数超过了它出版以来92年内的销数。杰里·华德用更精确的数字证实了这种情况，他指出，《呼啸山庄》公映后，小说的普及本售出了70万册；各种版本的《傲慢与偏见》达到33万余册；《桃源艳迹》售出了140万册。1956年，在映出《莫比·狄克》和《战争与和平》的同时配合出售原著，也是这种趋势的继续。”[24]

同样，许多文学理论也被运用到了影视艺术中，借助文学批评的方式可以对影视艺术作品做出分析与解读。比如用生态批评理论解读宁浩导演的草原电影《绿草地》，可以看到影片以儿童视角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给人类的不当行为以暗示与警醒，同时表达了浓厚的生态理念。影片中，人类的祛魅行为提升了文化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文明的严重失衡，草原儿童以其复魅行径对人类的生态精神进行了良好的修复；极具诱惑力的现代元素对草原儿童提出了挑战，他们终将走出草原，走向世界，对家园的想象成为他们内心解不开的结。毋庸讳言，草原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有来自成人文化的营养，但成人专制主义对儿童的心性发展是巨大的灾难，去成人化的生态教育是影片提出的急需解决的问题。《绿草地》能够揭示出草原儿童的当代文化立场和观念的缺席，并以儿童的视角探讨社会问题、发出生态预警、彰显儿童的生态智慧，这是影片的巨大价值之所在。我们还可以用创伤批评理论解读当下热播的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影片同样以儿童为视角，讲述了一个饱受战争之苦而颠沛流离的底层问题家庭的苦难生活。影片以创伤叙事的手法把儿童、妇女、难民这样的弱势、边缘人群的生活放大，凸显了儿童孤独、暴力、仇父心理的创伤症候，探讨了童年的苦难、成长的焦虑和人性的善恶。影片的儿童本位观与去成人化的教育隐喻，也给成人以深刻启示与深沉思考。影片对儿童的创伤叙述并不是为了满足观众窥探隐私的猎奇之心，而是让观众切身参与其中，激发出观众对于儿童创伤性经历的同情与伦理关怀，最终达到治愈儿童创伤的目的。正如该片导演所说：“我坚信电影即使不能改变现状，至少也可以引起话题和争议，或者引发人们的思考。”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扮演赞恩的演员赞恩·阿尔·拉菲尔一家搬到了挪威，过上了相对安宁的生活。一个家庭的被拯救，并不能代表全部，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赞恩“睡觉时有一个枕头”的愿望还是能够得到满足的，“救救儿童”终究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文学与影视艺术虽有许多明显的交叉点，但毕竟它们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叙事方式，有着本质差别，即使是受影视艺术影响的文学作品，也在语言层面上蕴藏着影视艺术无法精确分析和视觉呈现的东西。文学是非理性的，因而文学与影视艺术将会在各自的领域内共存，即使互相影响也不会损害各自艺术的完整性，文学仍然恪守着语言艺术的真理。

文史哲不分家，文学的跨界性古已有之，只是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批评理论。如今，跨界的文学创作成为主要的发展潮流，跨界文学也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文学的跨界创作，能够为文学的价值增值，使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走向更加宽泛与多元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