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阿拉伯之春”给地区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不仅严重冲击地区政治、安全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也将中东拖入一场历史性剧变之中。其给地区带来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中东既有的以威权为主的统治模式难以为继，中东进入多元而动荡的大众政治时代。一个政党、一个人、一个家族或军人长期执政、专权是中东政治的突出特点，如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等国。它给一国政治和社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这也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原因。而现在一党制、家长制、家族制或世袭制已很难持续。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下台打破了地区不少国家的既定政治安排，一些领导人很难再谋取长期连任或搞世袭制。此外，绝对君主制国家如摩洛哥、约旦以及巴林、沙特等海湾国家君主也普遍面临约束王权的压力，君主立宪恐成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摩洛哥已被迫修宪，改为君主立宪。2011年6月，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主持内阁会议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之后他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放弃国王的一些重要权力，相应扩大首相和议会的权限。按照新宪法草案，首相由议会选举获胜的政党产生，拥有主持内阁会议和就任命大臣、省长、驻外大使及其他一些重大相关问题做出决定的权力，而现行宪法中这些权力均为国王所有。新宪法草案规定，议会拥有批准法律、发布大赦令和监督政府等方面的权力，其权力有所扩大。根据新宪法草案，国王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和宗教方面，国王仍为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宗教领袖。2011年8月，约旦修改了1952年的宪法，对国王和政府的权力进行了限制。首相将由议会投票选举产生，不再由国王指定。取消了国王无限期推迟选举的权力，规定议会解散4个月内必须举行选举。限制政府在议会休会期间制定、颁布法律的权力。国家安全法庭今后只可审理恐怖分子和间谍案，一般公民的案件由法院审理，以体现司法独立。巴林、沙特等国面临很大压力，君主立宪或是未来方向。从此方面看，“阿拉伯之春”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王朝和家族式的卡特尔不能继续；终身制总统和完全缺乏责任的领导走到了尽头；承认社会文化的多元化。”[36]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的官民关系渐变，民众政治参与度、发言权以及社会自由度扩大。“阿拉伯之春”之前，政府与民众之间横隔着一堵厚厚的墙。精英政治或权贵政治大行其道，而底层大众缺乏上通渠道，政治和言论自由受到钳制。这实际上使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第二，世俗与宗教的关系被打破，伊斯兰政治势力扩大，合法性增强，极端势力日益猖獗。二战后，除了海湾国家外，大多阿拉伯国家采取世俗主义的共和体制。长期以来，伊斯兰势力在政治上基本处于受压制地位，在多国都遭到打压。中东历史发展表明，民主运动或局势动荡常常伴随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兴起。当前的中东大动荡，迫使一向对伊斯兰势力持打压态度的强人政权垮台，或向伊斯兰势力退让，允许其合法化，政治伊斯兰日益兴起，并成为重要政治势力。在埃及，长期遭打压的最大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取得合法化地位，并正式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参加选举，接连赢得议会和总统选举胜利，上台执政，但执政一年后被埃军人赶下台。虽然穆兄会下台并被政府列为恐怖组织，但其他伊斯兰势力依然在合法活动。在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大量伊斯兰政党纷纷成立，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突尼斯，长期在地下活动的伊斯兰复兴党在本·阿里政权被推翻后获得合法地位，并在2011年10月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赢得40%的选票，获得了217个议席中的89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上台执政。在利比亚，2012年3月成立的正义与发展党在2012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21.3%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过渡委员会的实权和军权很大程度上控制在伊斯兰势力和极端分子手中。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2011年第九届立法选举中赢得80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阿尔及利亚，解除紧急状态使伊斯兰政治势力和极端势力获得活动空间。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绿色阿尔及利亚联盟”在2012年议会选举中获得48席，为第三大党。在也门，萨利赫下台后，2011年12月“伊斯兰改革集团”（Islamic Gathering for Reform）同也门社会党、全国人民大会共同组建全国和解政府联合执政。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借局势动荡，中央政府权力被削弱，乘机反扑并开始攻城略地，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建国，设立了行政机构，并控制了大片领土。此外，在叙利亚还活跃着众多伊斯兰组织和极端武装，如努斯拉阵线。在土耳其，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已11年，终结了土长期政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的历史。2016年土政变后，凯末尔版的土耳其可能加速向埃尔多安版的新土耳其转变，去凯末尔主义、去世俗化、去西方化，可能是土政治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当前，随着政治伊斯兰势力已成为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世俗主义的主导地位正面临严峻挑战，教俗之争恐将日益激烈。宗教警察也在地区范围内日益增多，包括在以前罕见的埃及、突尼斯、苏丹和摩洛哥等国。[37]

第三，既有民族、宗教平衡关系打破，部族政治和教派政治被激活。这主要表现在中东五大主体民族之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逊尼派与什叶派、多数教派与少数教派、温和与激进伊斯兰、不同部族之间的平衡关系和力量分配格局面临重新洗牌。这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苏丹表现尤为明显。伊斯兰政治、宗派政治、部族政治、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教派之间的对抗，成为地区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在整个中东范围内展开激烈竞争与对抗，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对抗最为激烈，并使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内部冲突日益向地区性教派冲突性质转化。为此有德国专家担心，中东可能陷入类似当年欧洲的三十年教派战争之中。[38]此外，由于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土耳其局势的发展，加之受到地区抗议浪潮的影响，库尔德人势力在地区也日益兴起。原先被边缘化、处境孤立的少数民族、教派的兴起也成为地区的普遍现象，这其中有库尔德人，也有也门的胡塞部落、伊朗的逊尼派、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39]

第四，冲击地缘政治关系和地区秩序，打破中东力量平衡，危及地区稳定。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四大传统力量，变化与动荡的新形势对各方的含义大不一样：阿拉伯世界继续走向衰落，短期内分裂、分化、弱化趋势难以避免，面临血与火的新考验，正处于“凤凰涅槃”的重生期。伊朗坐收渔翁之利，地缘安全改善。美国及西方因地区变革难以顾及伊朗核问题，对伊施压减小，核问题被暂时遗忘。埃及、沙特等传统反伊朗国家面临变天，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未来改善与伊朗关系成为必然。2012年2月22日，伊朗军舰32年来首次航行通过苏伊士运河凸显中东地缘政治之变。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迎来寒冬。埃及新政权及剧变中的阿拉伯国家为回应民意，势将一定程度上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对以和平政策酝酿变化，同时以色列宿敌伊朗、哈马斯、真主党的外部环境却获改善。阿以关系可能重回和平前状态。土耳其地区影响力上升，近年来一直在加大东向（亚太地区）、“南下”（中东）的力度，中东变局使其“南下”决心和空间更加扩大。土耳其总统居尔公开称土要成为地区模式，他不仅公开支持地区变革，还主动与昔日战略盟友以色列脱钩，要做地区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突尼斯伊斯兰政党公开表示要学习土耳其。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严重威胁，中东恐陷入新一轮动荡之中。过去三十年来该地区安全方面一个重要特征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但现在面临的新局面可能是全局性动荡，局部稳定。危及地区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革命”地区各国可能相继陷入政局动荡之中；各国政权被削弱，地区局势动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地区战略均衡被打破，威胁战略稳定。

第五，从国际影响看，对区域外大国的中东政策以及安全、利益构成诸多挑战。美国全球战略与中东政策遭冲击，在中东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近年来美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现今中东突变打乱美既定全球战略部署，重新加大对中东的投入不可避免。同时，中东剧变严重冲击美中东利益，对美中东政策造成多重重要挑战。一是美中东战略稳定支柱遭削弱，传统盟友体系和安全体系面临瓦解。突尼斯、埃及、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等亲美政权纷纷遭到冲击，加上近年来土耳其日渐远离西方，以色列日益孤立，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风雨飘摇。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政权面临危险。穆尔西上台后，奥巴马明确表示埃及不再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不过也不是敌人。[40]美将被迫重新进行战略布局，组建新盟友体系。二是冲击奥巴马中东议程，地区战略优先次序面临重排。奥政府中东三大优先议题是：伊朗核问题、退出伊拉克以及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推进民主则居于次要地位，如今中东“革命”将使推进民主位置大大前移，而短期内美恐难有精力解决伊朗核问题，奥巴马承诺年内实现巴以和平的愿望也将落空。三是战略盟友以色列所面临的威胁上升，同时主要敌手伊朗趁势坐大。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是美中东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中东剧变使以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阿以冲突恐将加剧，美将强化美以军事同盟关系，加大安全援助。同时，伊朗乘机在地区坐大，可能在伊核、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向美发起挑战，美短期内无暇应对。四是美地区反恐战略及美与伊斯兰世界改善关系的努力面临挑战。五是美在中东变局中首鼠两端的态度使亲美阿拉伯政权“心寒”，推动其“离心”和自主倾向。沙特新国王萨勒曼拒绝赴美参加奥巴马亲手筹划的美国—海湾峰会。沙特公开表达对奥巴马处理巴以问题、穆巴拉克下台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的不满，双方分歧凸显。

最后，国际反恐斗争和核不扩散面临新挑战。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是美国的地区重要反恐盟友，如今局势堪忧，中东动荡为极端势力提供了新活动空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声明称将扩大活动，其领袖呼吁推翻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政权。利比亚战争带来的北非动荡为该组织提供了绝佳发展机会。此外，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战略重心可能由巴基斯坦—阿富汗西移至中东，中东反恐压力将增大。从核扩散角度看，中东乱局以及利比亚战争也给国际防核不扩散带来新的变数。一方面，利比亚向西方弃核“投降”后又遭西方打击，可能给一些国家警示，即不能弃核，且为自保必须发展核。另一方面，中东乱局无形中提升了伊朗的地位，伊朗自信心大增，西方迫伊弃核压力骤降，伊朗可能加快核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