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女”施剑翘

《北洋画报》 第一千四百七十二期 2版 1936年10月31日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了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局的动荡多变赋予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很多事件不一样的色彩。以违法事件为例，出现了很多冠以“大案”“奇案”的刑事案件。这些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件，被演绎成了“八大奇案”或“十大奇案”，并被后世之人津津乐道。彼时的天津，九河下梢、河海码头的地理环境与中西交汇、华洋杂处的社会环境，俨然构建了一座奇幻的“戏剧场”，自然也就成了很多“奇案”的发生地。其中，“杨三姐告状”“鬼市人头”“白宗巍坠楼”“枪毙刘汉臣”“海河浮尸”等很多事件都被收纳于“民国奇案”的不同版本中，尤其是以施剑翘为主角的“佛堂喋血”，几乎成为“民国奇案”之必选。

施剑翘行刺孙传芳为父报仇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其故事性、戏剧性乃至社会传播的热效应都是让媒体趋之若鹜的理由。《北洋画报》对此事件的报道体量并不大，但视角独特。

施剑翘（1905～1979），原名施谷兰，自幼在山东济南生活，18岁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其父施从滨为奉系军阀张宗昌部下，1925年，在与直系军阀孙传芳对战中，于安徽被俘，后被孙传芳枭首示众三日。时年20岁的施剑翘即开始计划为父报仇，直至10年后的1935年遂愿。10年中，她经历多方求助未果，遂嫁人、生子、断婚，手术放足、练习枪法。最终，进入孙传芳退隐天津所在的居士林。1935年11月13日居士林讲经日，施剑翘以手枪近距离行刺孙传芳成功，即刻散发事先备好的《告国人书》和施从滨照片，并电话报警自首。

起初，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为有期徒刑10年；后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7年监禁。当时全国尤其是北方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加之众多民国要人请求，1936年10月14日，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施剑翘特赦释放。

之后，施剑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历经时局变化。1952年，施剑翘因病从江苏移居北京。病愈后，曾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施剑翘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1935年11月16日，施剑翘行刺3天后，《北洋画报》刊发了一篇署名“大白”的文章《谈行刺》：

近年来行刺的案件，来得特别多，也来得特别花哨。以性质论，为报仇行刺的，前有郑继成的刺杀张宗昌，近有施剑翘的刺杀孙传芳。以同是女子行凶论，则滕爽又与施剑翘遥遥相对。这种行刺的行为，我们以纯理智或站在法律的立场来判断，本不应当赞扬，但社会上多数的人却总是同情于复仇者，或者以为这是“热闹”而做无意识的喝彩。就以每次犯人处决说吧，路上看热闹的人也会直着脖子喊好，所以这种似乎“侠女复仇记”的故事发生，当然大家觉得更热闹，热闹就要喝彩，那是本无足怪的。不过后者行凶的人会因前者行凶的人所受到的彩声的鼓励，而坚决了他的杀人意志。张宗昌因督鲁时蹂躏地方太甚，所以被刺后人心大快，郑继成虽然是报的私仇，却泄了公愤，大家喝一声彩，倒也有为而发。就是冯玉祥也曾拍着郑继成的肩膀连赞了几声“好汉子”，至于滕爽和施剑翘，都属于私人报仇泄愤的事件，究竟行刺不是光明社会中应有的事，我们除得到一个“慎勿造因”的教训外，却不必对此做过分的赞扬。

文章左侧是一幅孙传芳的照片，配文为“十三日在京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行刺身死之孙传芳最后遗像”。

这篇文章发表时，还没有各大媒体追踪报道，社会各界呼声亦不高涨，《北洋画报》对行刺者和遇刺者都做了交代，且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行刺或为“民意”的反映，但并不是光明社会应有的事，这样的表达或对满足于“侠女复仇”的社会心理有引导之作用。文章开头所谓“近年来行刺的案件，来得特别多”也是对当时世风的一种记录，盖公权力不彰，私人行使的暴力便增多了。与清末民初盛行的暗杀之风不同，此时的暗杀不复是革命派对守旧派的行动，私仇的成分更多。

施剑翘出狱后，《北洋画报》又有图片报道：第1470期登出她和其他两人的合照，配文为“施剑翘接见平市妇女界（右至左：刘吴卓生，潘毓桂夫人，施剑翘小姐）”；第1472期则是施的一张单人全身照片，居于2版正中，配文为：“特赦出狱后在平小住之施剑翘小姐”。这或可视作施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