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神圣家族》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第二次见面时合写的一个重要文本，也是他们第一次合作完成、批判思辨唯心主义、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它的全称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写于1844年9～11月，1845年2月在法兰克福出版单行本，中译文收入人民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这个文献首次系统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群众史观、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重要论述，以及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关注，等等，对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在论述群众史观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群众”既是历史概念，也是阶级概念。作为历史概念的“群众”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历史任务的不同可以有不同所指；作为阶级概念的“群众”却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概念，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指不掌握社会财富的阶级，也就是《神圣家族》中所指的无产阶级。这一历史概念要上升到阶级概念，需要群众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站在割裂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理解“群众”概念，就会无视群众的历史作用，尤其是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作用，从而把人等同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人。“批判”用自我意识取代群众，否定群众是生活主体，不承认群众的物质利益，看不到群众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1]“‘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等论断，揭示出对“群众”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再到人本身，最后聚焦作为“现实的个体的人”的认识过程。由于群众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思辨唯心主义的论战中提出来的，往往被后人视为他们阐发了一种“新世界观”，而较少有人关注到它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就是对作为方法论的群众史观的一次重要运用。群众史观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由一整块钢铸成”[4]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5]与“活的行动指南”[6]的统一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因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7]。虽然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思辨唯心主义时一并阐发出来的理论，却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先声和理论支撑的作用。

《神圣家族》在集中阐释群众史观的同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私有财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集中体现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才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工人阶级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产物，而无产阶级并不是资本逻辑的直接产物，工人阶级只有上升为无产阶级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他们通过考察工人阶级上升为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在概念的高度把握住了无产阶级具有的时代超越性。对英国工人贫困状况的实证分析也成为恩格斯思想发展早期阶段的重要内容。在《神圣家族》中，他立足哲学批判，通过论述人与历史的关系，形成了无产阶级历史观的一个经典表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立足经济批判，指出产业革命、大城市、竞争和爱尔兰移民是工人成为无产阶级的原因，强调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消灭贫困、解放自己的必经之路。恩格斯通过对工人状况的亲身观察，不仅说明了资产阶级上升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指出了它灭亡的不可避免性；不仅指出工人成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原因，而且说明了它解放自己的世界历史意义。正是他和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进行考察，才进一步在之后的思考中促使无产阶级理论更加科学化。古斯塔夫·勒庞同样通过《乌合之众》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关注，并把它从社会历史推进到社会心理层面。勒庞看到群众极易被英雄影响，被激进主义束缚的无产阶级运动呈现专横、偏执、野蛮和破坏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防止革命机会主义，使无产阶级运动自为地推进历史发展，进而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勒庞对现实的观照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互为补充，形成了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多角度呈现。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前后的批判思想，可以发现《神圣家族》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局限性的研究，到《神圣家族》对思辨唯心主义展开的彻底批判，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旧唯物主义的扬弃，紧接着历史唯物主义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式“登场”，《神圣家族》在其中扮演了告别思辨唯心主义、踏上历史唯物主义“桥梁”的角色，这个“桥梁”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大陆”的一部分。通过比较《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以发现：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与同时代思想家的论战中逐渐形成的；第二，两者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的不同作用对于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均有重要理论价值；第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通过融合辩证法和实践实现了在世界观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初期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思辨唯心主义展开批判，扫清了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障碍。他们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被异化的关系，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生产关系的思想。从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从揭露异化的社会关系到生产关系思想的形成，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成为科学的理论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历史趋势。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必然要把乌托邦精神作为自己特有的精神品格。自莫尔主张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以后，乌托邦精神就在为社会主义辩护时饱受争议，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群众的社会主义”，用以驳斥“批判的社会主义”的抽象性和绝对性，乌托邦精神才从一种对未来的向往转向对历史的建构。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既体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又在无产阶级解放人的实践中彰显了乌托邦精神。《神圣家族》之所以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8]，是因为它甄鉴了“批判的批判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9]。马克思还矢志不渝地投身革命实践，使共产主义理论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信仰。马克思逝世后不久，他阐发的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就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体现，不仅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使社会主义在国家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从理论转化为实践、从真理转变为科学，显示出共产主义理论深刻的现实影响力。

1844年前后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裂变期，可以把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批判主题归纳为对思辨哲学—宗教异化的批判、异化劳动理论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对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神圣家族》中的批判思想展现了他们对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虽然他们的批判思想仍然残留抽象人本主义的痕迹，存在对私有财产批判的局限性，没有完全看到异化本身的历史意义，没有彻底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他们是站在整体性的高度把握人的。他们站在人的整体性高度创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人的整体性是历史地生成的，要在实践中呈现人的整体性。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自己从而实现对自己的扬弃，而且把“人类社会”之前的历史都看作实现人的整体性的否定性环节。只有将人的整体性作为“原则”，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契合，破除片面发展的惯性思维，才能真正使历史成为实现人的整体性的实践过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贫困是人实现整体性发展的最大障碍。贫困问题是理解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私有财产的关键。不管是蒲鲁东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解决贫困问题是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现实任务。然而，蒲鲁东没有揭示滋生贫困的经济基础及其社会历史的规定性，马克思却看到消灭贫困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要求。他以哲学批判的方式观照政治经济学、观照社会现实生活，从而使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升到哲学批判的高度，哲学批判就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获得更高意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肯定了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但是他们的首次合作是基于他们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理解的高度一致，而不完全是在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上面的一致。这种对无产阶级贫困现状的共识得以真正确立起来的深层根据是他们共同具有的立足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不仅是他们一起合作的现实起点，而且揭示出他们探索实现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现实关切。他们通过探索贫困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联系，实现了从现实到理论的质变；通过揭示贫困问题与社会主义的现实联系，他们从消灭私有制的对立意义上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而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于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他们从西欧社会底层无产阶级的贫困事实出发，提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前提是消灭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他们基于历史的、物质的视角，而非道德的视角考察生活条件是否合乎人性，得出“无产阶级消灭生活条件”的结论。他们将研究视角转向生活，从现实生活出发，认为历史的诞生地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具体历史情境，对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具有重要启示。只有消灭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让人民过上合乎人性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10]。准确理解这一指导思想需要全面考察中国共产党建设美好生活的理论渊源、历史演进与实践方略。在理论层面，建设美好生活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理论重心，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还是对国外建设美好生活理论主张的借鉴与超越。在历史层面，中国共产党建设美好生活经历了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新探索阶段（1921～1949年）、创建实现美好生活的新纪元阶段（1949～1978年）、展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实践阶段（1979～2011年）和提出“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在实践层面，要想继续在理论上做出新贡献、在历史上取得新发展、在实践上做出新总结、在前进中把握新方向，就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这既是在人民层面建设美好生活的现实要求，也是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时代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美好生活的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表现在：建设美好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建设美好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建设美好生活坚定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制度、道路、文化四个方面，对通过建设美好生活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观基础，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美好生活的重要理论依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20页。

[4]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341页。

[5]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45页。

[6]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87页。

[7]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373页。

[8]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4页。

[10]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第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