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

魏晋南北朝（220—589）是我国古代由统一转为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大减少，但也出现了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在选士制度上，这一时期主要实施的是九品中正制，同时也沿用了汉朝的察举制度。在教育思想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错综复杂的现象，即玄学盛行，佛道广泛传播，儒学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被学术界称为“继汉开唐”的时代。⁽⁴⁾本节主要介绍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制度、九品官人法、私学教育发展以及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及实施

（一）三国时期的官学教育

魏太学所实施的制度中，最重要者有“五经课试法”。这是学校教育内部的考试方法。源于东汉太学的儒经课试法，在曹魏太学中成为定制。此法规定，每两年考试一门儒经，及格者获续考他经的资格；不及格者或勒令退学，或隔年再试。考通五经者，可获一定实权的官职。据《通典·选举制》载：“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者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三岁，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此项法令，规定了太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定期考试制度，安排了仕进的梯级，对于太学的稳定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两晋时期的官学教育

西晋泰始八年（272），晋武帝整顿太学，将原有的七千生员淘汰到三千人，并完善了有关制度。咸宁四年（278）除继续兴办传统的太学外，还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国子学生。这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另外设立一所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也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子学的设置，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明显了。

（三）南朝时期的官学教育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曾征召名儒雷次宗至京师，开儒学馆于京郊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朱膺之、庾尉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文帝也数临学馆，奖励生徒。翌年，又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馆，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馆，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馆。四馆并列，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研究，有研究老庄学说的玄学、研究古今历史的史学、研究辞章的文学与研究经术的儒学并列，这是学制上的一大改革，也反映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变化。齐灭刘宋，亦复建国子学。然而立国仅23年，就曾两次因“国哀”而废学。

梁武帝萧衍是较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在位47年。他在学校建设方面很有建树。天监四年（505）诏开武馆，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总以五经教授。于是以当时硕儒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五馆招生只问程度，不限门第、员额，每馆学生数都达数百人。五馆之间允许学生自由听讲。

陈灭梁后，国子学与太学并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陈书·儒林传序》）这说明了陈朝国学没落的趋势。梁陈的专科教育主要是律学。陈沿梁置胄子律博士，属廷尉。梁时律博士在品秩上高于太常博士和国子助教，但低于五经博士；而陈朝律博士的官品与太学博士、国子助教相同，但也低于五经博士。

（四）北朝时期的官学教育

鲜卑拓跋部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便创立北魏太学（398），次年“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魏书·太祖纪》）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别起太学于城东”，“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魏书·儒林传序》）孝文帝、宣武帝两朝（471—515）是兴学高潮时期，国子学、太学修葺一新，还开创新型学校。如皇宗学（皇子学），专掌皇家子孙教训，始创于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四门小学，因分设于城墙四门而得名的小学性质的学校，始置于太和二十年（496）。

北魏州郡立学校开始于献文帝天安元年（46），这是由于相州刺史李诉的请求而提出来的。李诉认为明主都在京都建庠序，在地方立学校，以培养人才。他感到当时后进无人，要求“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郡国学校在西汉已有了，平帝时曾命令郡国普遍设学官，但学制并未建立。郡国学制的建立，始于北魏。

北齐国祚为时不长（550—577），暴君迭出。文教事业上的贡献是设立了国子寺。国子寺负责训教胄子，为统理学官、生员的机构，这一行政机构后为隋唐因袭。

北周除续办太学及郡学外，还创立了一些新的学校。如东馆，周太祖平河东后（550—556）“置学东馆”（《周书·儒林传》）。大抵属地方藩镇学。麟趾学，明帝宇文毓即位后（557—560）“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周书·明帝纪》）。这可视作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前身。北朝同南朝一样，也设有专门学校。如北魏、北齐、北周都置律学博士；北魏、北周还设有书学，以教授书生；北魏、北周还设立了算学，学生称算法生。由此可见，北朝的专门学校不仅有人文学科，亦有自然学科。

以上说明这时我国古代的专科学校已处于萌芽阶段，对于以后专科学校及分科教授制度的发展是有影响的，表明儒学独尊已逐渐为儒佛道并行的局面所代替，科学技术的传授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取得一定的地位。就该时期官立小学而言，虽然比较零碎，不够系统，教育教学活动也不够正规。但是，一些开明的君主或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在大举兴办高等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小学教育，而小学教育的发展很明显地带有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的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的发展

每当战乱分裂之世，官学往往中辍或有名无实，此时往往由私学独挑大梁；每当“独尊”破产，出现多元文化竞争的格局之时，则私学必定表现为相对繁荣；每当新兴学术挣脱束缚而得以传播之时，不仅表现为私学的相对兴盛，而且表现为私学具备了“自由的灵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正因为具备了这些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才会有私学“百家”的涌现。⁽⁵⁾儒学、玄学、佛学、道教的结合，是这个时期私人讲学的特色。如陈朝的徐孝克既讲玄理，又通五经，他每日早讲佛经，晚讲《礼经》与《左传》，受业者达数百人。科技教育也是当时私学的重要内容。天文学家郭琦和台产均以天文、五行教授门徒，黄泓也随父学天文秘术。南朝的王微深入研究本草，常带两三位学生去采摘草药，并亲自尝试以验证本草的可信程度。他继承了我国古代医药学在采摘中药工作中重视实践的传统，亲自带弟子摘采并尝试草药，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制度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它与察举制一样，均为“乡贡”性质；但它以“唯才是举”为旨，不同于察举制重德的“任人唯贤”。简明来说，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的殊异，主要反映在如下诸方面：

其一，该制为“纵向分等”的制度。即将“品状”出的人才分为“上三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三品”：中上、中中、中下；“下三品”下上、下中、下下。它不同于察举制的“横向分科”。

其二，该制的选才权专任。州置大中正（或称“州都”或州中正），郡、县均置小中正；大小中正俱统领“访员”若干，由其深入察访人才。察举制则由各级行政长官兼负选才之责。

其三，该制实施之初，“重状轻品”。“状”为“行状”的简称，即对才、能、德的综合评价；“品”为“品第”的简称，即以家世谱牒、父祖资历所做的出身考察。重状轻品反映了重才能，轻品德、门第的特征。而察举制所重为德行、声誉。

其四，该制实施后期，倚重经学考试。以“品状”选人，多有中正官主观臆断之通病。于是，南北朝确立了以考试定去取的选录方式。“试吏制”对年过30的寒门子弟试以文法，通过者授任文吏；“明经科”则对儒生试以经术，通过者随才叙用为文官。北魏孝文帝曾试用考试制，南朝梁武帝也曾以考试选才：“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纪》）而察举制在复核中，绝少运用统一的文化或经学考试之法。

在两晋，由于受门阀制度的影响，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一则表现为，中正官基本被土族垄断。二则表现为，去取与否，全凭中正一人之言。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选举一》中指出：“九品中正者，寄雌黄于一人之口。”三则表现为，基本堵塞了平民布衣的仕进之路。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即是。正是有鉴于此，南北朝方对此制有所变通与改革。

总体来说，此期的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历经了又一次“由治而乱”的轮回。

在两汉“治世”中，由于教育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正确的政治导向及其制度管理，加之又具备了相对宽厚的儒学文化背景，所以使官学制度日趋健全。此期不仅恢复了“两级两类”的官学体制，而且在两类教育中，除“国学”与“乡学”外，又增加了“经学”与“非经学”的教育设施。除制度建设卓有建树外，两汉的教育实践也日益丰富并深化。这不仅集中反映在太学的办理上，还反映在各级各类私学的竞争性发展中。这种“官私并存”的格局，成为两汉文明的一抹特异光辉。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由于学校教育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难以得到保障，所以就其总体而言，实际处于“退潮期”；尤其是官学教育，在时兴时废中始终难挽颓势。但是，此期与春秋战国一样，在战乱的忧患中，却孕育了思想理论的多元与繁荣；儒、佛、道三家的争奇斗妍，使教育理论的哲理性和思辨性色彩日益浓重。而教育理论的日趋成熟，又为教育制度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就官学教育而言，“非经学”教育制度在此期有所强化，“四学馆”“总明观”“律学”“医学”等均得以创立。此外，在“两类”教育中，又新增了贵族与平民分野的“双轨制”，使国子学与太学并存。理论繁荣对于教育的积极影响，还集中反映在私学的多样性及其相对繁盛上。佛教的寺院教育和道教的道观教育，可视为特殊性质的私学；专习科技的以及其他非经学教育的设施，更是丰富了私学类别。因而，“这是一个绝非‘黑暗’可概括的时代，而是一个风流竞逐、异彩纷呈的时代，它是国际色彩丰富的隋唐时代的渊源。”⁽⁶⁾也因此，史学界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有“继汉开唐”的划时代意义。

思考与拓展

1．试述“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对教育的影响。

2．试述汉朝太学的基本特点。

3．董仲舒提出的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对当今道德教育有何影响？

4．王充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做了哪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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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天瑜．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J］．文史哲，2006（4）．

(2) 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1．

(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01：107．

(4) 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1．

(5) 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1．

(6) ［日］川本芳昭．中国的历史·第五卷·魏晋南北朝［M］．余晓潮，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