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鲁迅在北京的空间体验与文学创作
鲁迅在成为伟大作家的过程中，曾经历多次空间位移：从绍兴到南京求学，再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城市工作生活。这些空间变换，对鲁迅思想、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4]鲁迅在《呐喊·自序》中通过对空间转变的叙述，回忆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鲁迅在北京城有过四次迁移，其中有他主动选择购买住宅进行的迁居，也有因兄弟失和而导致的被迫漂泊。本书开篇想要论述的是鲁迅在北京的这四次迁移对他的文学生产的影响。
从1912年5月6日到1919年11月21日，大约七年半，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过着群居的生活，写了《呐喊》和《热风》中的一部分作品。绍兴会馆在清代北京城的外城，民初地图上也仍标注为外城。[5]从购买自己八道湾的住宅开始，鲁迅的居住地点由民初地图上北京城的外城搬进了内城，此后的三个居住地都是在北京城内城。[6]清代时，政府实行旗民分住制度，满族旗人住在内城，汉族即使是官吏也居住在外城。汉官大多住在宣武门外。[7]这一空间分布表现出清代的政治特点，将汉人群体排斥出京城。[8]鲁迅从民初地图上北京的外城搬进内城，更接近权力中心，从而深入体验了北京的都市空间。从1919年11月21日到1923年8月2日，将近四年，鲁迅住在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11号，写出了《阿Q正传》《鸭的喜剧》等。其笔调更加成熟，多部小说以家庭居室为主要叙述空间。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从1923年8月2日到1924年5月25日，暂时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居住，写出了《祝福》《肥皂》《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等。经历了这段时间的漂泊后，鲁迅买下并搬到阜内西三条胡同21号，从1924年5月25日到1926年8月26日，居住在这里，写出了《野草》《长明灯》等。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鲁迅对北京的空间感受，隐喻性更强。鲁迅西三条的住宅是他自己选择、自己设计的住宅，可以说是他参与生产的个人空间。
《野草》是鲁迅对北京城市空间思考的一个高峰。《野草》对城市空间的思考能达到这样的深度，是因为鲁迅是一位有自觉空间意识的作家。王富仁指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是在首先建立起新的空间观念之后，才逐渐形成自己新的时间观念的。[9]鲁迅是一个空间主义者，他更加重视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主义者关心的是现实的空间环境，正视现在的空间环境，正视现在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鲁迅的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10]鲁迅很多重要思想的表达都与空间相关。空间的逻辑之一就是隐喻化，持续不断地隐喻化。[11]“铁屋子”的隐喻，就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孙郁把“铁屋子”的意象与绍兴会馆相联系，认为它的隐喻性包含了对旧京环境的嘲弄。[12]王富仁认为“‘铁屋子’就是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所住居的空间环境，是对这个空间环境的形象性概括”[13]。以空间为隐喻表达思想，可使思想具象化，表达得更清晰，法国哲学家福柯也使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14]
首篇《秋夜》是一篇描写社会空间的杰作，在《野草》中起了奠定基调的重要作用[15]，甚至被视为《野草》的“序”[16]。《秋夜》里的后园本来是一个家庭空间、私密空间、休闲空间[17]。鲁迅笔下的这一个人空间，却充满了他对社会的思考，成为中国社会空间的一个隐喻。鲁迅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中复杂、矛盾、紧张的社会关系。《秋夜》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空间是在京城——国家权力和政治决策的中心，所以这个空间的构成极其复杂，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隐喻和象征。“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不过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8]这个空间里有各种矛盾和抗争，这些抗争力图打破现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秋夜》中的大自然被拟人化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隐喻。夜的天空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19]。大自然的存在本是自发的，是无意识的，一枝玫瑰不知道它是玫瑰。[20]鲁迅笔下的花草已不是自然的花草，而是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而存在。各种动植物和天空其实是当时社会的喻体，文中生动地写出了它们各自的精神活动。鲁迅把这个私人空间切割了：天空、地面、树……空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一种上、下的空间感。天空在高处，象征着掌握权力的统治者。[21]而这个空间的整体感亦十分明显，是包含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鲁迅自己也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乡野的空间具有较多的自然属性，而都市的空间被政治化的程度更深。“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22]在惜墨如金的鲁迅笔下，一篇短文的开头重复出现的两棵枣树，引起了学界多年的议论，并被赋予了不同阐释。这一写法表现了一种空间感，枣树是这个空间中的主角。“这个空间是以‘枣树’为核心展开的……是‘枣树’，把这个空间的一切联系了起来，它们的形态和精神因有了‘枣树’的形态和精神才得到了具体地呈现。”[23]《秋夜》的画面感十分强烈，因此曾有几位画家以此为题材作画。在后半部分，《秋夜》的视角从自己的后园，转到自己的室内。《秋夜》将这种都市空间转化成一种富含作者喻义的精神空间，而这一精神空间与作者认识到的社会现实相对应。亨利·列斐伏尔指出：“阶级的战略，试图通过整个空间来保证核心关系的再生产。”[24]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某些关系的再生产通过整个空间来实现[25]。
散文诗集《野草》隐喻性很强，以简短的篇幅讲述复杂的故事，空间描写在浓缩故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野草》中很多文章开篇即点出空间——《秋夜》“在我的后园”[26]，《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山腰”“我的所爱在闹市”“我的所爱在河滨”“我的所爱在豪家”[27]，《立论》“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28]，《死后》“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29]，《墓碣文》“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30]，《颓败线的颤动》里梦中“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31]。
空间本是存在的实体，却常被抽象化，出现很多衍生词[32]。本书所使用的空间概念是社会空间。亨利·列斐伏尔和福柯谈论空间，主要是讨论社会空间的社会政治属性，和本书所论空间的范畴一致。“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33]鲁迅在作品中真实、具体地记叙了权力是如何通过空间运作的。
鲁迅文学中的空间具有功能性作用。1919年，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创作了《自言自语》[34]，其中的《火的冰》《我的兄弟》在他搬入西三条后，分别被扩展为《死火》《风筝》。这两篇短文的扩展，都是通过加入空间建构来实现的。1925年，鲁迅建构起冰山冰谷的异托邦，以梦的形式重写意象——把《火的冰》扩展为《死火》。1925年鲁迅将《我的兄弟》改写成《风筝》。《风筝》开篇即加入对叙述地点北京的描述，并且在地点、时间上都设置为双层：北京—故乡、冬季—春季。这一时空设置，使得全篇形成了更立体的结构，其含义也更加丰厚。[35]鲁迅笔下典型的异托邦还有S城的照相馆[36]，《这样的战士》中的无物之阵，等等。《失掉的好地狱》《智识即罪恶》构建地狱恶托邦。《影的告别》中无地彷徨。《灯下漫笔》以厨房这个空间概念隐喻中国：“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37]海外学者早已用过“小说舞台”这类描述空间的词汇评价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就被视作一个戏剧场景。[38]鲁迅作品集命名为《坟》《彷徨》《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也是以空间来概括。鲁迅小说中的空间意象如咸亨酒店、鲁镇、未庄等，广为流传。
鲁迅留日归国后最初在浙江工作。1910年8月至1911年3月，鲁迅的留日同学、同乡许寿裳离开杭州，到北京任代理京师译学馆历史地理教员，1911年正月任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教育学、心理学教员。许寿裳还通过“宣统三年东西洋留学生考试”，成为前清学部七品小京官。[39]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屡次表达想离开绍兴，选择更大的城市空间，并表示出对北京的向往，托许寿裳帮他谋职。[40]其原因是“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41]。1912年，经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教育部随之北迁。北京亦曾为元、明、清的帝都。作为首都的北京，把一切都向自身吸纳：人口、智力、财富。这是一个决策和舆论的中心。[42]首都的空间受到权力的影响：“主权为领土确定首都，提出了政府所在地这一主要问题；规训建构起一个空间，并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这一基本问题。”[43]
鲁迅到北京正值辛亥之后，新与旧并存，许多变革都发生于他最初居住的宣南绍兴会馆一带。在鲁迅描述中的北京，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思想以社会空间的形式重叠，因为中国人的保守性，改革并不将旧制度完全废止，而是在旧制度之上添加一层新制度。
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一种，而是许多种社会空间，无限多样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空间消失。[45]社会空间的形式具有偶遇性、集中性和同时性。[46]
北京的城市格局深受政治和时局的影响。打开清朝和民国的北京地图，会发现北京城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空间，整个空间被严密规划。清代的北京城还有很多禁区。自然本是开放的，自然的空间是没有等级的[47]，社会空间才有等级和禁令[48]。北京的公园里虽然有山有水，但并不是大自然的山水，而是具有政治性的、被规划出来的山水异托邦。北京的城市空间，从清末到民国，经历了一个从皇城到现代城市的开放过程，很多皇家禁地被开放为公众区域，成为公园、博物馆，允许普通市民进入。这些空间便由禁地转变为可以消费的对象。[49]民国时期公园作为实体空间已对公众开放了，但是在社会思想领域，还要经历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1920年代，教育部还禁止女学生前往游艺场和公园。[50]
鲁迅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住在绍兴会馆的时间最长。这一时期因为是周树人成为鲁迅的重要时期，受到学界的关注。鲁迅最初选择居住在绍兴会馆，是有历史渊源的。明嘉靖以后北京就有了会馆。会馆是各省市在京做官的人为了解决各省进京应试举人以及来京候补官员的住宿而修建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当年也曾住在绍兴会馆，后从这里出发，到江西当了一名小官。[51]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没有进京赶考的举子，会馆大都给单身京官居住了，因为清代普通京官的生活是比较清贫的。[52]宣南成了以同乡、同年、门生等传统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士大夫相对集中的地区。[53]
到了民国，宣南依然是知识分子密集之所，新一代的知识者以同乡、同学、同事为纽带，形成紧密的居住群。绍兴会馆与浙江关系密切，使得鲁迅与浙籍人士来往密切。章门弟子中的浙籍同乡群体，促使鲁迅将主要精力由投入教育部职务转向新文化运动。鲁迅作为教育部部员，与另外五名章门弟子在读音统一会中成功地通过了其师章太炎的方案，这一事件促成章门弟子大举进京并在各大高校任教职。
住在绍兴会馆里，鲁迅最初的小说创作构建出以鲁镇为代表形象的乡村空间，这一空间实以他浙江的故乡为蓝本。1918年4月，鲁迅写出了《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54]，没有年代的恶托邦，时间几乎是凝滞的。此后，鲁迅写了《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小说，《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还有二十七篇随感录和五十多篇译作。1925年，鲁迅对会馆的描写进入了小说《伤逝》，周作人谈到《伤逝》时说：“我们知道这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在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55]
后来，鲁迅购买了八道湾的住宅，从民初地图上的外城搬进了内城。八道湾院子大，可以更好地接待客人。绍兴会馆时期鲁迅的客人多是同僚、同乡，八道湾的客人则以新文化人、高校教师为主体。1920年开始，鲁迅相继被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为讲师，在北京各大、中学校兼职任教。鲁迅虽然仍在教育部任职，工作重心却转向了写作、学术与教育，其交游人群也由教育部同僚转向新文化同人。
1920年，鲁迅在绍兴的书籍运到北京；1924年，存在张梓生家的书也运到了北京。[56]鲁迅在八道湾安定下来，写出了《阿Q正传》这样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相当高度的成熟之作。八道湾的来客，也会激发文思，增加鲁迅的创作题材。同乡许羡苏借寓在八道湾鲁迅家，鲁迅以她的故事写了《头发的故事》。[57]1922年，爱罗先珂寄居在八道湾周氏兄弟家，鲁迅写了《鸭的喜剧》。
对京城空间的政治性的充分感受，使鲁迅作品中所描写的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里，充满了各种社会关系，充满了等级。鲁迅写乡村小说时，即使是描写自然景观，也并没有表现自然美，而是进行了拟人化。在《风波》的开头，鲁迅巧妙地营造了两个空间：临河的土场、河里驶过的文人的酒船。两个空间的并置，呈现出两种视角，一是乡野的视角，一是都市里的文人对乡野的一瞥，使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鲁迅在《社戏》中，将京城的社会空间与儿时看社戏的乡野空间进行了对比：“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58]用“地位”一词来戏写“条凳”，清晰地写出了京城空间里密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等级。比较而言，儿时看社戏的乡野空间虽然也是社会空间，但是保留了较多自然属性。小说中的称谓也反映出，乡野空间里居民的生活还未完全陷入社会关系的窠臼，保留了一些天然的本真。在前历史中，自然统治着社会空间；在后历史中，本土的自然支配力降低了。[59]
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信中称呼他为“鲁迅先生”，并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60]周作人的这句话相当于在八道湾的住宅中为鲁迅划定了一片禁区。八道湾后院是周宅中最宽敞的，最后一排有房屋九间，三间一室，共三室。“周作人一家住西头三间，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头三间用作客室。”[61]“后院是整个宅子中最安静最隐蔽的地方，应为最重要成员所居。但在八道湾十一号周宅，老母亲和长子都没有住后院。”[62]鲁迅把最好的后院留给了两个弟弟居住，没想到周作人写了一句这样绝情的话，虽然信中只提到后院，但以后院在八道湾周宅的位置，这相当于把鲁迅排斥于八道湾周宅的核心位置之外。
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暂时搬到了绍兴同乡俞芳所住的砖塔胡同的院子。1923年10月30日，鲁迅买下阜内西三条胡同21号，自画草图设计，1924年5月25日搬到西三条。[63]兄弟失和后，鲁迅的肺病复发，所写的小说有很强的漂泊感，更为沉郁，反讽性更强。1924年2月至3月，鲁迅相继写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祝福》是回鲁镇却“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64]的“我”写鲁镇上的异乡人祥林嫂的故事。《祝福》故事的主角祥林嫂不是鲁镇本地人，却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于鲁镇，先后两次来到鲁镇，最后死在这个异乡。这种失地的设置加重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在酒楼上》的主角也是以暂寓于“S城的洛思旅馆里”[65]的方式居住于S城的空间，因为“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66]。客居所遇见的旧同窗旧同事之前也已经离开了S城，两位昔日的同事都是偶然回城偶然相遇，漂泊感强烈，将多年的时间空间落在一石居这样一个很熟识的却是迎来送往的所在——酒楼。《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则开始写都市生活。《幸福的家庭》的反讽是通过对幸福家庭的选址、描写与现实空间的强烈反差来实现的。“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此A出现了两次，表强调；小说中，同时描写写作者的现实境遇中出现的白菜堆呈现为A，彼A也出现了两次——其一是在小说的结尾：“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的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A字。”[67]A是地点的符号化，构成强烈的反讽。
砖塔胡同只是暂时的居所。鲁迅买了西三条的住宅后，从砖塔胡同搬到了西三条。
“建筑与都市规划、设计物与一般建筑，都是我们了解权力如何运作的最佳例证。”[68]在鲁迅笔下，著名的历史遗迹也寄托了批评的寓意，例如鲁迅1925年5月写的《长城》[69]。两篇论雷峰塔倒塌的杂文则运用了象征物价值倒转（symbolic reversal）的技巧。[70]从《论雷峰塔的倒掉》到《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迅是怎样将一个建筑物的具体事件上升到国家视角的。杭州的西湖胜景雷峰塔的倒掉，最初只有新闻报道。1924年9月25日，上海《时报》报道了雷峰塔的倒塌。同日《东方杂志》在“补白”栏登《劫后雷峰记》（节录《时报》）、《雷峰塔得经记》两篇文章，并附插图《西湖胜迹雷峰塔之崩颓》（二幅）。[71]这些报刊对雷峰塔的倒塌只做了简要报道。“在这样战鼓喧哗杀气弥漫的时候，大家都瞪着眼竖着耳访问战事的消息，谁又去注意一座泥塔的竖和倒！……雷峰塔倒了有无可歌可吊的价值，兹姑不论，但是提起它的只有鲁迅的一篇短文，这我以为是太冷淡了它了！”[72]
雷峰塔的倒掉经由鲁迅的关注申发，成为一个事件，并得以被一论再论。1924年11月，鲁迅在《语丝》第1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1924年12月24日出版的《京报副刊》第19号可说是关于雷峰塔的专刊，登载了郑孝观《雷峰塔与保叔塔》、童过西《大战中之一》，并配了多张插图。[73]12月31日，《京报副刊》又登出孙福熙的《吊雷峰塔》。[74]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登出了胡崇轩写给孙伏园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75]胡文发表后，1925年2月23日，鲁迅在《语丝》发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76]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提出几种破坏者：“轨道破坏者”、寇盗式的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77]雷峰塔砖的被挖去，就是奴才式破坏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猛进》第1期登载的《北京的市政》，其论调延续了《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思路，论及北京：
这引发鲁迅由北京胡同土车、老房子联想到中国的历史。鲁迅收到猛进社寄来的《猛进》杂志第1期后，给徐炳昶写了一封信：
鲁迅延续了《新青年》的思想革命，对于《猛进》所希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80]。这又是通过北京的空间比喻思想革命。
在北京城市空间里的四次迁移，使鲁迅对空间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鲁迅自言其1925年所写的杂感，较之《热风》时期，态度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81]他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并巧妙地把不同的人群与空间相联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的天人师，洋楼中的通人；“我”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82]
本书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对鲁迅在北京城（1912—1926）这一时空中的交游做系统的研究。这也是北京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鲁迅研究已然是一门显学，但因为时代造成的学术思路的局限性，一些重要的命题依然是盲区。目前学界对本论题的研究成果仅限于以鲁迅与某一个体、某一群体的交游或其交游的某一侧面为主题的各自独立的单篇论文，缺乏系统的研究。本书将鲁迅与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各种交游相互关联起来，形成网络结构，产生对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的新认识。本书主要借鉴了法国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而以历史研究的方法为基础，注重史料的发掘和考证。此前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零散的基本史实的梳理，而这本书发掘了大量沉睡于鲁迅博物馆的新史料，以史料的推进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理论的提升。
本书采用“集腋成裘”的方法，以鲁迅的日记，以及鲁迅保存的教育部史料为基本史料，辅以当时的教育部史料、教育部出版报刊和教育部同僚的回忆录、书信等，将散落的史料汇聚在一起，力图更清晰地还原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与同僚交往的史实，并由此发现了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在工作之余钞古碑、鲁迅文学和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主要资料来源包括：鲁迅和周作人的著述、翻译、日记、书信，鲁迅保存的教育部史料，其他相关教育部史料、教育部出版报刊，教育部同僚的回忆录、书信，《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中国留日同学会编辑的《留日同学录》，鲁迅保存的青年稿件，《晨报》《新青年》《新潮》《京报副刊》《语丝》《莽原》《国民新报副刊》《浅草》《沉钟》《河南》等报刊，1910—1920年代北京知识群体的日记、书信、回忆文章，民国北京地图，1910—1920年代的北京地方文献，等等。
鲁迅在北京的这十四年（1912—1926），除1917年因张勋复辟之乱，愤而离职约一月，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被段祺瑞政府违法免职数月外，其余时间皆在教育部任职。[83]由鲁迅日记的记载可知，教育部的同僚关系、与教育部相关的工作关系，是鲁迅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关系。
在教育部任职是鲁迅的基本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的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84]鲁迅“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85]。鲁迅在北京时期有多重社会身份：教育部官员、作家、高校教师、报刊编辑，因此构成了复杂的人际网络。
因为学界对鲁迅在此期间的具体史实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实绩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鲁迅日记首页有“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86]一语，此句只是鲁迅初到北京教育部时的感慨，这一在北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刚刚开始时的慨叹，却成为学界对鲁迅在教育部整体状况的常用概括。这并非简单地以偏概全，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北京时期的教育部属北洋政府，因政见不同，学界大多讳言此事；知识界与官场的距离，也使研究者对鲁迅的官场生涯不够重视。
鲁迅在教育部的相关史料散见于各处，也给这个问题的研究带来了难度。如果不专门针对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情况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则难以还原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实况，更难做出价值判断。
在教育部的工作经历是鲁迅的思想、创作产生的重要原点之一。中国学界长期的忽视、回避和隐讳甚至遗忘，造成了鲁迅生平史上的一段空白和模糊。还原这段历史，才能更全面更清晰地还原鲁迅文学产生的原点之一，从而更深入地认识鲁迅的文学和思想。
孙瑛《鲁迅在教育部》[87]一书，最早叙述和澄清了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和一些史实，概说了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情况。但她在叙述中对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工作也表现出一定的反感，因而对鲁迅的工作实绩有所疏漏。例如，孙瑛对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时限的说法，短于鲁迅实际的任职年限，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和认识，参见本书第一章。
近二三十年里日本学界的鲁迅研究，因为处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能够敏锐地关注到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些盲区，研究视角涉及绍兴会馆时期、鲁迅的京官身份等。但因为掌握到的基本史料有所欠缺，他们仅做了概述，未能真正深入地解决这一问题。竹内实的两篇《周树人的官员生活》概述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和官员生活[88]；《鲁迅与孔子》论及鲁迅日记里记载的多次去国子监参加祭孔典礼的事实，指出鲁迅的官员职务与其思想的矛盾造成了屈辱感受与复杂心境[89]。丸山升关注到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积极面，即作为教育部部员的鲁迅“通过提倡‘美术’去追求以往未能实现的目标，哪怕只是几分之一”[90]。藤井省三的专著对鲁迅的官员身份予以正视。[91]竹内好则强调了鲁迅在绍兴会馆时期生活的重要性，他指出：“在鲁迅传记中，最弄不懂的部分是他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即林语堂称作第一个‘蛰伏的时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对于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92]
鲁迅研究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众多研究者写的鲁迅传记中，这段历史是模糊的。鲁迅在S会馆钞古碑，成为中国学界想象他这个时期生活的核心意象。这些传记的历史叙述对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多是一笔带过，而认为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工作之外。[93]所以，很少有研究者深入研究鲁迅在教育部的状况。目前学界对鲁迅绍兴会馆时期的研究，基本局限于上述理解。
竹内好缺乏对绍兴会馆时期具体史实的了解，而用“回心”营造了一个神秘的意象。但因无法证实，在战后写的《鲁迅入门》里，竹内好基本放弃了“回心”这个概念。[94]而这个概念在中国学界却引发了回应。高远东揭示出竹内鲁迅的虚无，并指出鲁迅的文学是文学者鲁迅与思想者鲁迅二者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鲁迅文学的诞生具有多个原点。[95]吴晓东回应竹内好的这种关注和想象，指出“回心”与“赎罪文学”的思想揭示了鲁迅一生中的一个原点。[96]
1912年5月5日，鲁迅以教育部部员的身份来到北京；1926年8月26日离京，在北京共居住十四年之久。北京仅次于绍兴，为鲁迅居住时间第二长的城市。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初期（1912—1915），在曾任教育部总长、次长的浙籍同乡蔡元培、董恂士的器重下，接下了不少重要工作，与教育部内志同道合的同僚一起顺利完成。继1912年蔡元培辞职、1916年董恂士辞世后，鲁迅失去了上司的有力支持，很难再“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97]。1915年7月，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离职，这本是鲁迅升任司长的一个机会，但因为对夏曾佑祭孔等行为表现出不满，鲁迅没有得到这位直接上司的支持，接任司长职位的是曾任鲁迅部下的高步瀛。1917年左右，为反对教育总长范源濂“祭孔读经”，包括鲁迅在内的六名浙籍留日部员联名写信，却受到范源濂的打压，陆续被外放。1917年，在教育部愈感苦闷的鲁迅，与进入北京大学的浙籍章门弟子往来增多，经《新青年》约稿发表影响巨大的作品，走上文坛，成为著名作家，并在新文化人群体合力的作用下，奠定了新文学在北京文坛的地位。鲁迅在北京时期的交游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鲁迅与教育部同僚、浙籍同乡、留日同学、新文化同人、章门弟子等不同群体交往；后期，成为著名作家的鲁迅在《新青年》同人分化后，不满于知识界的灰色，力图培养青年学子，通过在高校任教、编辑刊物，作为高校教师、期刊主编培养了大量青年作家。
北京时期是鲁迅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以《狂人日记》为开端，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部分），以及《坟》（部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系列杂文，并翻译了大量作品。北京时期还是鲁迅学术著述的一个高峰期。1910—1920年代，正是北京各种思潮论辩的高峰期，也是鲁迅留日归国后由浙江区域文化界转战北京帝都文化界的关键时期。
鲁迅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思想成熟早于文学，他的写作始于朋友的约稿，与论敌的论辩也是激发他创作热情的一个原因。并且，鲁迅作品中还时常出现当时文坛中人物的身影，很多人物是与鲁迅有过直接交往的。因为鲁迅写作的这种特点，通过对鲁迅在北京时期交游的研究考证，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揭示鲁迅文学和思想的轨迹。
目前已有的对鲁迅交游的研究以鲁迅与各个体或群体交游的单篇论文为主，且多以史料见长，没有形成对鲁迅与不同人群交游的综合性研究。朱正《鲁迅的人脉》前面《出版者的话》中写道：“鲁迅一生交游甚广……但真正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做且最后成书的，大概只有这一本《鲁迅的人脉》。”[98]这本书也是单篇成集。朱正2015年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但依然是以单篇的形式集成一本书。林辰《鲁迅事迹考》《鲁迅述林》对鲁迅与知识界的往来情况做了一些梳理。陈漱渝、姜异新主编《民国那些人——鲁迅同时代人》《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是比较全面的关于鲁迅与文化人交游的论文集。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对鲁迅书信做了较详细的考释。倪墨炎《鲁迅的社会活动》考察了鲁迅的社会活动。虽然鲁迅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广度，但仍几乎没有专著系统论述鲁迅的交游。
关于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研究，有很多研究成果。例如孙郁《鲁迅与陈独秀》《鲁迅与周作人》和《鲁迅与胡适》，以及黄侯兴《鲁迅与郭沫若：“呐喊”与“涅槃”》，董大中《鲁迅与林语堂》，阎晶明《鲁迅与陈西滢》，罗慧生《鲁迅与许寿裳》，等等。这类著述多是关系研究加上平行比较研究。
对鲁迅在北京时期创作的作品《呐喊》《彷徨》《野草》《中国小说史略》和杂文等的研究成果众多，因为鲁迅研究本是显学，作品研究又是重点，而北京时期的创作又是鲁迅的重要著述。孙玉石、钱理群、王富仁、汪晖、高远东等都有深入的论著。
以鲁迅与北京为专题的研究，国内学界的成果主要是基本史实的梳理。陈漱渝《鲁迅在北京》对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进行了基本的整理。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北京》（一）（二）（“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及在此基础上编写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鲁迅在北京》，都是以鲁迅生平所在地点为分类标准，进行史料收集。以上著述基本将北京视为一个地点，考察鲁迅在北京进行的各种活动，分类梳理，主要侧重资料汇编，没有进行系统、建构性的研究。邓云乡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着力点在北京，以鲁迅的日记为线索，展现旧京风情。这些研究成果完成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王瑶的《鲁迅和北京》是应《北京文艺》之约，为鲁迅的纪念日而作，较全面地梳理了鲁迅在北京做出的成绩。孙伏园《鲁迅先生和北京》等回忆文章都是以史料为主的散文。李书磊《都市的迁徙》论及鲁迅和北京的关系。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钱理群《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孙郁《周氏兄弟笔下的北京》、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姜异新《徘徊于文本内外的“现代性”——北京时期的鲁迅与鲁迅的文学北京》等。这些论文开始从城市与作家的角度来研究鲁迅。钱理群的论文对鲁迅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论述，指出鲁迅的创作激情源于从绍兴、北京与上海这三大空间所获取的乡村记忆与都市体验，由此而创造的“鲁镇（绍兴）世界”“北京世界”与“上海世界”构成了鲁迅文学世界的主体。孙郁加入了周作人，论述了周氏兄弟与北京文化的关系，并指出北京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北京的存在成为一种参照，潜在地制约和丰富了他们对乡村中国的文化想象。姜异新的研究主要关注鲁迅所记录的北京现代化过程中的西化痕迹。这些论文提出了观点，虽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但已具有学术生长性。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论述了鲁迅在北京大学的讲课情况，以及学生对鲁迅课堂讲授的追忆。
北京，作为近现代中国政治变革的中心，给人的空间感和其他城市不同。政治、阶层划分在北京市民的居住区域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就是以居住地命名的。明清两代，在宣南一带集中居住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到近现代，宣南一带也依然以同学、同乡为纽带，形成知识分子聚居的群体。
本书将鲁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呈现他将留日归国后已然成熟的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发展成一个伟大作家的轨迹，从而更深入地研究以往被忽视的一些面向，揭示历史中被遮蔽的因素。通过梳理鲁迅与北京教育界的关系、与北京学术界的关系，揭示他思想的不同来源和发展路径。因为这个题目所涉及的范围，不是一本书所能完全涵盖的，所以本书采取了对鲁迅北京时期的整体交游状况进行分章概述，然后选取重点人物、重点问题进行深入论述的方法，集中讨论了其中的重要问题和主要线索。
本书以鲁迅在1912—1926年北京时空中的四种社会身份，建构起四章。
第一章论述作为教育部官员的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与交往。有两类人群是鲁迅在教育部的主要僚友：浙籍同僚、留学归国的同僚。鲁迅在教育部一度受到重用，在与僚友的合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本章此论述中揭示出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职务与鲁迅业余时间钞古碑、鲁迅文学和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鲁迅在工作中以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实践。浙籍、留日同僚互相支持是鲁迅在教育部长期工作的人脉基础。
第二章论述作为作家的鲁迅登上文坛及其与新文化人的交游。其中考证了《域外小说集》得到《新青年》同人欣赏并得以再版的过程。鲁迅经历了思想上的“温热”和《域外小说集》受到赞赏，文学梦“死火”重温。《域外小说集》的再版，使鲁迅因东京时期文学活动受挫而冷却的热情被再度点燃，经钱玄同约稿，鲁迅和周作人加入了《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并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欣赏和认同，继而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有了进一步的交往。这一章也论述了《新青年》分化中的人事因素。
第三章论述作为高校教师的鲁迅与青年学生的交往、与高校同事的交往。著名作家鲁迅，被北京大学等高校、中学聘请为教师。鲁迅开设的课程具有创举性质，他通过授课进行学术传承、文学和思想的启蒙；通过文学课堂和指导校园文学社团，培养青年作家。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这是鲁迅的文学课堂的独特性。听课的学生除了学校的正式学生，还有旁听生和偷听生。鲁迅的文学课堂不仅培育了在校的学生，也培养了当时漂在北京的青年作家。这一章还涉及鲁迅与同在高校任职的同事的交往。
第四章论述作为编辑的鲁迅在北京编辑《莽原》《国民新报副刊》的活动。鲁迅主要将它们作为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的阵地，培养新的青年批评主体，并明确地提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文学观，文体选择以杂文为主。鲁迅指导、组织了莽原社、未名社，以及其他几个青年文学社团，指导青年办报刊，为青年校稿，推荐发表，培养了青年翻译家，在青年作家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章清晰地呈现出鲁迅在北京由教育部官员，到著名作家，到大学教师，到报刊主编（编辑），成为深受青年敬仰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发展脉络。鲁迅在1912—1926年北京时空中的四种社会身份，构成四个人际交往圈，从而形成复杂的人际网络。